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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期，在继承了前朝的各种瓷器烧法外，又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如各种单色釉，及粉彩瓷器！

在康熙时期釉上五彩，三彩，红绿彩都是低温瓷器，经过几百年天然氧化，会产生独特的蛤蜊光，五彩缤纷，犹如彩虹在显，现在鉴定，特别要注意假的哈蜊光，刺眼不自然，没有宝气！

康熙时期，在珐琅彩的基础上，又创烧了釉上粉彩瓷器，由于是创烧时期，粉彩只做局部，比如花蕊！由于是创烧比较粗糙，简单！到雍正时期粉彩烧制已很完美，乾隆时期已到顶峰，几乎全部替代了浪费材料的珐琅彩瓷器！

康熙早期的青花胎体比较厚重，釉面肥润呈青白色，有缩釉和小棕眼，也有器身与器底釉色不一致，个别器物口部往往刷一层酱釉，底足处理不是很细腻，有火石红，露胎处能看到一圈细密的旋环痕迹。

康熙民窑器中常见缩釉、粘砂、不光滑现象，器物底足内釉薄泛白，常见放射状的跳刀痕，有的足墙同面斜削呈尖状，圈足直径大，许多瓶、觚、罐的底足出现台阶的形状，其折角处极为挺直，俗称“二层台”或“台阶底”。双圈足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流行，尤以夔龙折沿洗、印盒居多，里圈都较外圈矮，两圈间露胎无无釉，圈足宽厚。

康熙中期青花由于烧成温度进一步提高，胎体洁白坚硬，断面有如“糯米糕”。很少有杂质，胎体薄厚适中，注重修胎。釉面有粉白和浆白两种，粉白釉面硬度高，浆白釉面略显疏松，偶有开片，还有一种亮青釉。中期青花瓷器圈足没有早期大，有的足端经过打磨，光滑呈泥鳅背状，但没有后期雍正青花的滚圆，少见火石红，胎釉结合很紧密，器内外壁及底足釉色基本一致。当时还出现用精细淘洗的浆泥制成的瓷胎，俗称“浆胎”，产品有水盂、印泥盒等，胎体偏轻。

晚期青花呈青白釉，亮青釉居多，也有粉白釉，釉面光泽深沉含蓄，胎体比中期要重，硬度高，底足较深普遍采用平切，切削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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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近三千年的瓷器生产史上，单色釉瓷器不仅是出现最早的釉色品种，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占居瓷器生产主流的地位。

明清两代的瓷器生产总体上看是一个世俗的时代，无论是在御窑还是在民窑产品中，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等占比最大，它们因为装饰手法和图案都更贴近生活而盛行。

然而，单色釉瓷器却反世俗而动，在釉色品种、仿古与创新、器物类别和器物造型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成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生产清新、质朴的亮点！

所谓单色釉瓷器是指除自身釉色外不假其他任何色彩装饰的瓷器。明清时期的单色釉瓷器虽可谓洋洋大观，但从色系分则不出青、蓝、黄、黑、红、紫、绿、白诸种，而从单色釉瓷器的技术源头出发，约略可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对宋元釉色品种的继承与发展、复古，第二是对外来技术的吸纳，第三是明清两代的创新。其生产、使用与流行的原因，固然不排除有釉色变化带来的美感和视觉上的冲击之效，但观察单色釉瓷器的器物类别、用途和使用场所，并对比文献记载可知，单色釉瓷器的生产使用又和宋明社会传统、封建礼制相关，这里面反映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单色釉瓷器的盛行与景德镇窑场生产技术积累是否存在关系，这都值得我们思考。

述古，在明代以前近三千年的瓷器生产史上，瓷器窑场虽然遍布大江南北，直至塞外，但基本是以南北两个生产中心（南方以浙江、江西为中心，北方以河北、河南为中心）为主向外辐射。在不同的历史期内，名窑场各擅其胜，但主流产品仍然不出青、白二元的体系，一些名窑品种也多是在青釉体系内以釉色自身的变化为主，越窑秘色、汝窑天青釉、官窑瓷器、龙泉青釉、青白瓷等无不如是。以往我曾根据原始青瓷的烧造与使用时间、使用地区，结合汉代以前的文献，指出今天我们称为原始青瓷的瓷器在三代一直被称为“琨瑶”，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一直认为原始青瓷是玉器的一种。三代礼法尚质、道法自然！原始青瓷既然是玉，“得之可以为礼器”，所以原始青瓷被中原社会认知之初就进入礼器的行列。

原始青瓷之后的越窑是以“类冰”“类玉”之效被《茶经》列为茶器第一等名品，“类冰”指其釉质，“类玉”则讲其胎质胎色；官窑、龙泉青瓷也一直是以如冰似玉、冰清玉洁为追求目标，换言之，生产高品质的青瓷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弥补天然玉料不足。这种以人造精品代替天然宝石的作法在古埃及也颇流行，他们称人造的青釉Faience为假青金石，地中海东岸地区生产的高品质玻璃在很多地区又替代了天然的水晶。原始青瓷的出现固然有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但追逐玉石和冰的质效无疑让瓷器在出现之初就走在取法自然的道路上，并深深影响了后来三千年的瓷器生产。如秘色瓷器除越窑自身特点外，釉色以“千峰翠色”为最上。传说中的柴窑是“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色泽，实际上汝窑瓷器的釉色也确实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种云、天合一的奇效。从官窑到龙泉青瓷，其釉色还有粉青、梅子青、豆青、冬青诸种，其色阶虽异，全寓于自然之中。青釉瓷器模仿自然色泽的情况如此，在其他釉色品种上也大约相类，如月白、霁红、霁蓝、宝石红、豇豆红、蟹壳青、姜黄、柠檬黄、鸡油黄、鳝鱼黄、瓜皮绿、湖水绿、铁锈花、茶叶末、孔雀蓝、孔雀绿、茄皮紫、胭脂紫等等，不一而足，这其中固然有用自然的颜色来形容瓷器产品的一面，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对上述色效的追逐应该是有意而为，试图把自然融入生产可以说一直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目的之一。

至明代，单色釉生产除了对早期青瓷釉色的直接传承外，还开始模仿烧造宋代汝窑、官窑等名窑的釉色，在瓷器生产中复古虽然是一个表面现象，但深究则有其社会文化原因，应当是明代社会对遭受元代破坏了的宋代文化重建的努力。明建国之初，太祖诏定祭礼器改用日用的瓷器，文献有命龙泉烧造礼器之载，而在景德镇的考古发现有洪武时期的白釉“官用供器”铭盏，也是单色釉瓷器。至嘉靖时期定坛庙祭器，开始分别为红、黄、白、月白、青五色，并成定制，据万历《大明会典》载，坛庙祭器虽沿用三代礼器簠、簋、笾、豆、登、铏、尊等名，但实际上簠、簋以大碗代替，笾、豆以盘代替，和日用器物更加接近。据雍正《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祭礼器因袭明代旧制不改。至乾隆十二年，在沿用五种色釉的瓷器作为坛庙礼祭器的同时，认为祭礼器和日用器物相类，不合古制，遂采纳三代青铜器物的造型，重新烧造不同釉色的簠、簋、笾、豆、登、铏、尊等。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礼祭器看，乾隆新定烧造仿三代铜器造型之瓷质簠、簋、笾、豆、登、铏、尊的制度到宣统时期一直存在。如此，单色釉瓷器在用途上，又是当时协和天地、沟通人神的重器，是瓷器生产服务于国家大事的内容。

明代以前，单色釉瓷器主要以青白黑黄红绿等色系为主，主要为中国本土技术。金代孔雀蓝釉/孔雀绿釉生产技术传入中国并在北方发展，至明代这种技术随着国家的统一进入景德镇，是景德镇窑场为引进外国单色釉生产技术之始。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御窑厂生产的五十多种釉色中，外来技术不少于三分之一，其中单色釉技术既有来自东洋的，也有来自西洋的。清代御窑厂为生产御用瓷器对外来技术的引进与学习、消化的努力与成功，是有清一代放眼看世界学习并取得成功的少数例子之一。

为生产出高水平的瓷器，也或者为了与全国各名窑场竞争，景德镇窑场不仅向国外学习，也能放下身架向全国各地学习，旧时的景德镇瓷器生产行业是“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其中匠从八方来，正说明其技术来自各地。明代景德镇之所以能在几大官府窑场的竞争中胜出，并成为中国的瓷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景德镇御器厂在明代天顺时期以前已逐步掌了白釉、铜红釉、龙泉青釉的烧造技术，而且与磁州窑、钧窑和龙泉窑相比，产品质量更胜一筹，到天顺八年成化皇帝继位以后，为皇家烧造瓷器的窑场仅保留景德镇一处。

景德镇集天下各窑场釉色品种大成并发扬之，使得景德镇窑场的产品空前多样。和景德镇相比，其他各处宋元时期的名窑场在明代中期以后逐步式微沦落为地方性窑场，产品只能行销一方。各地传统单色釉品种在景德镇烧造成功的过程，正是景德镇由名窑场之一走向瓷都、走向垄断地位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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