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明朝中期以后，国势日衰，再难有财力支撑起像“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壮举，鼎盛一时的朝贡贸易体系也逐渐解体。而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人在海上的积极活动令澳门一跃成为全球性的贸易中心，并促进了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初步接触。至明隆庆元年（1567），明帝国有限度地解除“海禁”，民间贸易再度兴盛，并带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同时，欧洲人开始遍布海丝沿线，并开启了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线，天主教随着欧洲殖民者迅速传播。海上丝绸之路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展为具有真正全球意义的海路网络。

焦天龙总结到：“万历年间(1573〜1619) 显然是明代外贸最活跃的时期。南海地区的至少有6 艘沉船属于万历时期。”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明代中后期沉船陶瓷器来自于以下沉船：“南澳I号”及“万历号”，均属于万历时期的商船。

明万历 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漳州窑青花“粮”字大盘 明万历，高8.7、口径33.0、底径13.0厘米，于“南澳I号”发现。

明万历 景德镇窑青花封侯爵禄图“富贵佳器”款盘景德镇窑青花封侯爵禄图“富贵佳器”款盘 明万历，高4.2、口径18.5〜19.1、底径12.0厘米，于“南澳I号”发现。

“南澳I号”，沉没于广东省南澳县三点金海域 。学界对于“南澳Ⅰ号”的年代认识有万历年间、万历三十六年以后、隆庆开海之际几种看法。但总体而言，“南澳Ⅰ号”的青花瓷年代指向为明代晚期。“南澳Ⅰ号”船载瓷器主要为福建漳州窑系和江西景德镇窑系产品，其中漳州窑系瓷器达2万件以上；景德镇窑系达5000件以上，有青花和五彩两个品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经赴景德镇考察了官窑遗址，湖田窑遗址和观音阁遗址，通过比对沉船和窑址产品，推断“南澳Ⅰ号”出水的景德镇窑系瓷器来自于观音阁遗址第四期，年代约为万历早中期。《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在观音阁遗址第三期，即嘉靖时期，发现一件刻有“◆ ◆嘉◆ ◆制”款的白釉大盘和青花五爪龙纹碗的残片。观音阁窑址是“官搭民烧”的窑址。“南澳Ⅰ号”的船载瓷器，以漳州窑的青花瓷器为大宗，青花大盘和带盖钵是代表性器物。这些青花瓷器的瓷胎和釉质比较厚重，青花颜色发灰或者较为暗淡，绘制的人物或花鸟图案比较随意，底足粘有细砂（也就是所谓的“砂足器”）。

明万历 景德镇窑青花象首军持景德镇窑青花象首军持 明万历，高20.5、通长17、宽9.5厘米，于“万历号”发现。

明 青花莲池鸳鸯纹克拉克盘明青花莲池鸳鸯纹克拉克盘 明万历，高5、口径31、底径17厘米，于“万历号”发现。

“万历号”沉没于距马来西亚丁加奴州东海岸约6英里的海域，是一艘万历晚期的商船。2004年4至7月，南海海洋考古公司对沉船进行了打捞，采集出水文物7000多件。其中“克拉克”瓷大量出水。

“克拉克”瓷器以纹饰绘有连续的开光图案为特征，开光内绘山水、人物、花鸟、果实、文房用品等吉祥图案，其器型有碗、碟及盘、杯、瓶、盖盒、军持等。1603年，荷兰武装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捕获一艘装载着约10万件中国青花瓷器的葡萄牙帆船，船上的瓷器后来被运送到阿姆斯特丹拍卖，轰动了欧洲。由于荷兰人将葡萄牙远航东方的货船称作“克拉克”（荷兰语为“葡萄牙战舰”的意思），因而这批在欧洲拍卖的中国瓷器被称为“克拉克”瓷。据统计，从明万历三十年（1602）至清顺治十三年（1656），仅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从中国购置了超过300万件克拉克瓷。除景德镇窑外，福建漳州一带也盛产克拉克瓷。

总的来说，整个明代，沉船数量大量增多，以中国船为主，葡萄牙、欧洲和英国等国家的沉船也开始有发现。

清代

有清一代，中国和东南亚及欧洲的贸易没有中断过。顺治朝实行海禁政策，由明郑集团主导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康熙二十三年后（1684），允许民间进行海洋贸易，中国和东南亚的通商更加活跃。清代早期，来华的欧洲商船也增多，康熙开禁，设广州、厦门、宁波和云台山4个通商口岸，允许欧洲商船来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来华船只更是不断增加。清代早中期，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在大量的外销瓷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根据国外消费者的需要订制的，他们提供图样，中国制瓷商按图制作。广东省博物馆藏的清代沉船陶瓷器来自于“金瓯号”和“迪沙鲁号”。

清 青花吕布戏貂蝉纹碟清 青花吕布戏貂蝉纹碟 清雍正，高1.9、口11.8、底6.8厘米，于“金瓯号”发现。

清 褐绿彩瑞兽清 褐绿彩瑞兽 清雍正，高6.5、底座长6厘米，于“金瓯号”发现。

“金瓯号”沉没于越南金瓯角海域，是一艘在雍正年间(1723〜1735)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金瓯号”出水遗物有中国陶瓷器、锌条、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石质印章等。“金瓯号”出水器物以中国瓷器数量为多，虽然这艘船是雍正年间的商船，但所载瓷器中有不少瓷器带有典型的康熙朝风格。“金瓯号”出水瓷器主要来自于江西、广东、福建等地的窑口。工艺品种多样，器形丰富。陶瓷工艺可见有青花瓷、外酱釉内青花、青花红彩、青花釉下三彩、素三彩、紫红、绿釉刻划填彩、白釉彩绘、酱釉白花、素胎白花、单色釉等。器物样式丰富多样，有盛用器、饮用器、文房用品、塑像玩具、陈设瓷等。其中一些带款识的瓷器也值得关注。“金瓯号”青花瓷碗，发现有“裴溪若深珍藏”“若深珍藏”款，为清代较有名气的“帝王堂名款识”；“金瓯号”出水的绿釉刻划花填彩折枝牡丹纹盘、紫红釉刻划花填彩盘等均为清初“祖堂居”的产品，“祖唐居”是明嘉靖、万历年间专门烧制美术陶的著名石湾陶家。

清 青花如意头团寿纹盘清 青花如意头团寿纹盘 清道光，高4.5、口26.7、底16.7厘米，于“迪沙鲁号”发现。

清 宜兴紫砂“孟臣制”梨式壶清 宜兴紫砂“孟臣制”梨式壶 清道光，高11.5、口7.5、底8厘米，于“迪沙鲁号”发现。

清 石湾窑窑变釉弦纹钵清 石湾窑窑变釉弦纹钵 清道光，高11、口18、底13.5厘米，于“迪沙鲁号”沉船发现。

“迪沙鲁号”是一艘中国帆船，长约30、宽8米。道光年间（约1845），该船在驶往马六甲途中，在马来西亚柔佛州迪沙如海滩不远处沉没。船上的瓷器主要是福建德化瓷、江西景德镇瓷、江苏宜兴紫砂、广东石湾陶等。值得关注的是船载的紫砂茶壶，紫砂茶具达1660件。紫砂茶具在东南亚和欧洲等地均有发现。赴泰国和越南等地经商或者移民的华侨，特别是闽粤商人将中国喝功夫茶的传统带到当地，江苏宜兴茶壶大量南运以满足闽粤功夫茶的需求。自晚明，宜兴紫砂茶壶和器具已远销至欧洲。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载：“1679年，由漳浦运抵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有7箱朱泥茶壶；1680年，约1635件茶壶（宜兴产品）运抵阿姆斯特丹。”

大量的货物通过船运载出海，船队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对货物的装载方式也是非常的讲究。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通过沉船考古发掘，瓷器中存在分大小套装工艺，同型瓷器成组搭接包装工艺等。这在“南澳I号”中也有体现，如酱釉堆塑双凤纹六狮系瓮，这种大陶瓮往往装填以小碟、小罐、小杯、棋子、串饰等小物品以及水果等食物。“迪沙鲁号”中紫砂壶分批放在大型的陶缸内，空隙处填充稻壳类的植物细粒作缓冲。

在明崇祯时期官窑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但是民窑所取得的是成就是很大的，一般民用瓷器和外销瓷有一部分胎质细腻，达到了清初期的官窑水平，以立件制作为代表，崇祯时的斋堂款很多，往往写在碗心上，如翔风堂，松石居，于斯堂，博古斋，雨香斋。碗底常见，富贵佳器，雅，白玉，宜窑，片玉以及银锭，方胜，免子等图记款。还有书写正规官窑款识，以及用隶书写干支年款的，后朝仿前朝款识均有。总的来说器物胎体厚重，胎质粗糙为多，釉色亮度不高是施釉稀薄所至，一般堂名款瓷器为精细之作，略逊官窑与清初期官窑水平差异不是很大，不知回荅是否正确，请老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