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到清代画家?
元代是山水画发生巨变和取得极大成就的时期。
宋代的文人画,到元代被推向了高峰,离开了宋代绘画的坚实作风而走向空灵的写意,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
首先要提一提的是赵孟頫。
赵孟頫是一个修养全面的艺术家,诗文、书法、绘画无所不精,其书法成就尤高。他在书法和绘画上都主张“贵在师古”,这是针对宋以来尚意之风和当时许多画家用笔纤弱而发的,也确实对绘画和书法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主张的师古,仍然停留在技法上,而没有重视“师造化”,没有重视深入生活。他的《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水村图卷》《重江叠嶂图卷》等都是著名的山水画作。
如果说西方绘画重在写实,属再现艺术体系,那么,中国绘画则重在写意,属表现艺术体系。中国绘画虽然也主张“外师造化”,但更看重“中得心源”;虽然也要求“形似”,但更强调“神似”。把这种追求抒情写意、以境界韵味为核心的表现美学思想推向极致的,是“元四家”。
“元四家”,指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尽管他们的生活境遇不同,具体技法上各有特色,但是,在绘画思想和审美情趣上,却有共同之处。他们都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对明、清两代的绘画影响非常大。
元代画坛,山水画是主流,成名的画家四百余人,其中,钱选、高克恭、方从义、孙君泽、卢师道、朱德润、王振鹏等也各有所长,形成了元代山水画的繁荣局面。
元代花鸟画和人物画的成就相对较小。由于元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和高压,许多文人都采取隐遁的办法消极抵抗。他们多画墨梅、墨竹,以梅、兰、竹、菊象征自己不随流俗和孤芳自赏的情操,李衎、柯九思、杨维翰、顾安、王冕、钱选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元代以画梅著名的,有王冕、周密、钱选、沈雪坡、朱淳甫、赵云崖、乔戚里、陈立善、吴大素等,尤以王冕最为著名。
元代人物画家不多,只有赵孟頫成就很高。赵孟頫的人物画成就很高。他的《人马图卷》《红衣罗汉图》等,都是元代人物画中的上乘之作。
除赵孟頫以外,元代也还有一些人物画家,如颜辉、钱选、何澄、任仁发、王振鹏、张渥等,都有人物画作传世。如《水月观音像》(颜辉)、《李仙像》(颜辉)、《紫桑翁图卷》(钱选)、《归去来兮图卷》(何澄)、《张果见明皇图卷》(任仁发)、《伯牙鼓琴图卷》(王振鹏)、《九歌图卷》(张渥)、《雪夜访戴图》(张渥)等,都是人物画中的名作。
“元四家”遁迹山林,洁身自好,孤芳自赏,这种态度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因此,他们那种萧索疏淡乃至枯寂幽远的作品及风格,也必然为统治者所不取。明代初年,画院恢复,统治者有意提倡南宋院画,推崇李、刘、马、夏,他们的画风支配了明初的山水画坛。
明代山水画,派别林立,最著名的,是早期的“浙派”,中期的“吴门派”和晚期的“华亭派”。
“浙派”的代表人物是戴进,周文清、周鼎、陈景初、王谔、夏芷等都属此派。此派取法南宋李唐、马远和夏珪,多用斧劈皴,笔有顿挫,多用干笔,水墨氤氲,浑然天成。
东南苏州一带,人文荟萃,他们的思想和审美趣味与赵孟頫和“元四家”相似,因此,他们继承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画风格而形成了“吴门派”,其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吴中四家”的沈周、唐寅、文征明和仇英。
沈周的年龄比唐寅、文征明、仇英大得多,唐寅、文征明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是当之无愧的“吴门派”画家的领袖。
沈周的画,远追董源、巨然,近师王蒙、吴镇,继承的还是“元四家”以来的文人画的风格。所传有《庐山高图》《沧洲趣图》《匡山秋霁图》《夜坐图》《春山欲雨图》等。
“吴门四家”中的仇英与其他三家有些不同,他是漆工出身,靠刻苦学习,终成大器。他的山水画,学习南宋赵伯驹、赵伯骕,多作青绿山水。传世名作有《玉洞仙源图》《莲溪渔隐图》《桃溪草堂图》等。
“浙派”和“吴门派”的末流,都师古不化,墨守成规,以至笔力纤弱、死气沉沉,代之而起的,是“华亭派”。
“华亭派”的代表人物是董其昌、顾正谊、莫世龙等“画中九友”。他们提出的口号仍然是师古,师法的是自王维、荆浩、关仝等直至“元四家”。
明代前期院画占主导地位,边文进和吕纪是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钱永善、罗绩、俞存胜、张克信、叶双石、邓文明、边楚祥、边楚芳、边楚善(三人为边鸾之子)、罗素、唐志契等,都以画花鸟闻名。
明代中、后期,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很大发展,使花鸟画真正成熟的,是沈周、唐寅、陈淳、徐渭。
明末清初,继承董其昌等人的是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画家,他们的倾向仍然是摹古,甚至几乎只仿黄公望一人,搞得“家家子久,人人大痴”(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
“四王”的山水画,技法精绝,笔墨韵味十足,把文人山水画的水墨技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仿来仿去,内容题材非常狭窄,风格技法也越来越单一。
真正使明末清初画坛面貌一新的,是以石涛、朱耷(八大山人)、弘仁、髡残等所谓“四僧”为代表的一批有创新精神的画家。石涛、八大、弘仁、髡残等人,都是明代遗民,为了避祸,遁入空门,养成他们精神上的叛逆。他们也认真学习古人,但反对对古人亦步亦趋地机械模仿,在技法上提倡“我自用我法”。针对“四王”完全脱离生活,在古人陈迹中讨生活的陋习,提出以造化为师,“搜尽奇峰打草稿”。“四僧”的山水画,代表了清代山水画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