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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竹雕十八罗汉坐骑分别是什么

清代竹雕十八罗汉坐骑分别是什么

十八罗汉不是人人都有坐骑的,只有三位罗汉有,分别是:

1、宾度罗跋罗堕阁尊者――坐鹿罗汉,其坐骑是鹿。尊者曾经骑鹿去王宫为优陀延王说法,并度化其出家修行,故名“坐鹿罗汉”。

2、迦理迦尊者――骑象罗汉,其坐骑是大象。迦理迦本是一位驯象师,出家修行而成正果,故名“骑象罗汉”。

3、伐^罗弗多罗尊者――笑狮罗汉,其坐骑是狮子。尊者经常将小狮子带在身边,故名“笑狮罗汉”。

另外十五位罗汉是:

迦诺迦代蹉尊者――欢喜罗汉

诺迦跋哩陀尊者――举钵罗汉

苏频陀尊者――托塔罗汉

诺距罗尊者――静坐罗汉

跋陀罗尊者――过江罗汉

戍博迦尊者――开心罗汉

半托迦尊者――探手罗汉

罗怙罗尊者――沉思罗汉

那迦犀那尊者――挖耳罗汉

因揭陀尊者――布袋罗汉

伐那婆斯尊者――芭蕉罗汉

阿氏多尊者――长眉罗汉

注茶半托迦尊者――看门罗汉

迦叶尊者――降龙罗汉

弥勒尊者――伏虎罗汉

竹刻的历史源流

竹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专门艺术。由于不易保存的缘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甚少。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彩漆龙纹竹佃,是现今已知较早的竹雕器。竹勺以龙纹及编辫纹为饰,并用浮雕、透雕两种技法,精美而珍贵。《南齐书・明僧绍传》记载齐高帝赐明僧绍竹根如意笋箨冠。北周庚信《奉报赵王惠酒》诗有“野炉燃树叶,山杯捧竹根”的诗句,可知当时雕竹制器的概况。唐代竹刻在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中记载颇详,当时的竹刻技艺及作品与当时之金银镂錾、石刻线雕同一意趣,并已出现“留青”的刻法宋代竹刻家詹成所造鸟笼“四面花板,皆于竹片上刻成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其雕艺之高、做工之细、构思之妙,堪为后人楷模,影响深远。

历史悠久的竹刻艺术,发展至明代中期成为专门的艺术。

明清时期,中国竹刻工艺日益繁荣。竹刻在盛产竹子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上海嘉定与江苏金陵两派。两派竹刻艺术家既从竹根刻圆雕人物,又在竹制笔筒、扇骨上镌刻,有的还善于利用株皮与肤里的不同质感创造“留青”的特殊艺术效果。金陵派以濮仲谦为首,此派竹刻风格开始简朴,后渐工细。嘉定派竹刻影响更大,作者大都擅长书画,用刀如笔,雅俗共赏。

明中期最初仅仅是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艺术家致力于竹刻,以后竹刻技艺日臻精湛,他们或父子相传、或师徒授受、或私自仿效,涌现出既具较高文化修养,又颇有艺术造诣的竹刻家,并雕刻出代表明代最高水平作品,从而使竹刻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产业。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竹刻工艺兴旺时期。著名“竹人”有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父子。朱氏三代竹刻珍器,能流传到今天的已属凤毛麟角。进上海博物馆藏有朱稚征所刻香熏,取材于一截紫竹,下设底座。香熏通体饰以镂雕仙人练丹图。所刻人物、器件。风景布局无不得当,人物形态神韵呼之欲出。清代竹刻笔筒,用“角孚”款。由一截天生椭圆扁竹刻就,得自然造化之妙。正面为渔翁夜泊图,渔夫与隐士神态逼真;水面浪水粼粼,芦苇折腰;背景则是嵯峨大山、树木参天、依岩而立、花叶枝蔓,栩栩如生。另一件故宫所藏竹刻珍品“牧牛图竹雕笔筒”也极为有名气。作品作者估计为清代嘉定竹人。牧牛图竹雕笔筒,由一段二节的偏欹竹根雕作,方14厘米,其径弧曲不一,上下不等。作者因势随形,运笔施刀,雕刻成山拗“牧牛”图景,牧牛图背景山壁如削,却又参差凹凸,作者借用其间自然竹节而为窄狭起伏山径。刻面上有二牛,大牛首出弯角,体魄强壮、小牛逍遥自在,似乎在窥视草间跳跃的昆虫,形象极为逼真。作者运用竹肌之筋,也很巧妙。刻雕的山体,显出竹筋的功能,犹如中国画画山技法的斧劈皴,平添山势峻峭、地面苔点密铺,倍增旷野生趣。

竹刻之所以能在明代中期成为专门的艺术,一是竹材廉价易得,二是竹刻名家的出现并形成流派。廉价的竹材欲想与质地高贵的紫檀木、象牙、犀角一比高低,只有在雕刻技法上创新,在器型、装饰题材上求变、出异,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这个过程正是诞生竹刻名家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在当时也形成了两个竹刻中心,一个是浙江的嘉定(今上海嘉定),一个是江苏的金陵(今南京)。后人按地域冠以派别,因而就有了以朱鹤为代表的嘉定派和以濮仲谦为代表的金陵派。专家把竹刻艺术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明、清前期和清后期。

明代竹刻的技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嘉定派以深刻表现高浮雕或圆雕的刻法,代表人物为朱鹤、朱缨、朱稚征,人称“嘉定三朱”或“朱氏三松”;二是金陵派以浅刻或略施刀凿即可成器的刻法,代表人物为濮仲谦;三是以留青作阳文花纹的刻法,代表人物为张希黄。

清初至乾隆(1644―1795)划为竹刻的清前期。单从时间跨度上说,此清前期包括了人们习惯上所分的清初和清中两个时间段。清前期竹雕十分发达,竹刻艺人继承了明代的刻法,同时又有不少创新。吴之创“薄地阳文”浅浮雕,封锡禄及其…门的圆雕,周颢用刀如运笔阴刻山水、竹石,潘西凤随意刮磨而得自然之趣。他们在当时即颇有影响,技艺皆达到了极致,后人效法,无人企及。乾隆时期仿古之风盛行,在竹刻中亦出现了仿青铜器的竹雕,多见巧思,已毕肖古铜器为能事,鼎、卣、尊、壶,无所不备,从清竹雕提梁卣(图3)可窥见一斑。贴黄器,穷工殚巧,突破了竹材固有的圆筒形状,使器物形状丰富多姿,质地有了象牙的感觉。因此可以说清前期是竹刻的鼎盛期。

清后期可能是刻竹者自己不能自画自刻,须请画家代为画稿设计,刻与画分离,刻竹者成为单纯的刻工,只能在竹材的表面落刀做文章,不可能刻去一层求人再画一层。故此,清后期的竹刻作品,大都是低而浅的阳文或阴文,器型多臂搁、扇骨。相反,昔日流行的圆雕器物,透雕、高浮雕之笔筒、香筒却难觅踪影。所以说,清后期的竹刻艺术日渐衰落。清后期载入史册的竹刻家较清前期多,但堪称大家的罕见其人。造诣较高的有善刻留青的尚勋和使用“陷地浅刻”的方絮。一些未刻署款之竹刻作品,只要其历史、艺术价值很高,同名家名作一样,在竹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