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邹衍雕刻大师

译文

富人的住宅，用一平方丈的地做内室。内室中所有的箱子柜子都装满了缣布丝绵。穷人的住宅，也用一平方丈的地做内室。内室中空空只有四墙壁立在那里，所以叫做穷。通人就像富人一样，不博通的人就像穷人一样。他们都七尺身体，通人胸中怀着各家学说，不博通的人腹中空空连一片木简也没有读过，就像穷人的内室，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能看出穷人不如富人，那么就应该知道通人与不通的人不相等。世人羡慕富人而不以通人为荣耀，看不起穷人而不以贤人为低贱，这是不懂得用类推的方法来比较。当然，富人可以羡慕，钱财货物多而富裕，所以人们羡慕他们。其实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积累的书有十箱以上，书上圣人的话，贤人的话，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时代，治国治家的方法，刺讥世上庸俗的言论，全都具备。假使一个人通达事理，见识广博，那么他能够引以为荣耀的，就不仅仅是缣、布、丝、绵一类的财物了。萧何进入秦都咸阳，收集了有关的公文档案和地图，汉所以能控制全国，是这些文书的作用。用文书能统治天下，国家的财富，与一家人的财富哪一个多呢？

人的眼睛看不见颜色叫盲，耳朵听不到声音叫聋，鼻子不知道香臭叫痈。有痈、聋和盲，就成不了健全的人。人不博览群书，不通古今，不能识别各种事物，不懂得是非，就像眼瞎、耳聋、鼻痈的人一样。儒生不博览群书，尚且是闭塞不明，何况俗人没有读过书，不知道是非，他们就更是闭塞不明了！这就是些泥塑木雕的人，耳朵眼睛都齐全，就是听不见看不见。淌过浅水的人能看见虾子，淌过稍微深水的人能看见鱼鳖，到过深渊的人能看见蛟龙。脚走的地方不同，所以见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人掌握先王之道的深浅，那更是这样。浅薄的人就看些传记小说一类的东西；深厚的人就要进到圣人室内读罕见的书籍，因此掌握的先王之道更加深刻，见闻更加广博。人去游玩，肯定想去都市，因为都市有很多新奇的东西看。进都市一定想去看市场，因为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的货物。各家的学说，是些古往今来的事情，它们非同一般，不只是都市大市场可比。游都市的人心里感到满足，逛大市场的人心里感到满意，何况是博览、钻研经书的时候呢！

大河遇旱而不涸，是由于很多干流与它相通。浅水坑连日不下雨，泥土就会现出来，是由于没有水流与它相通。所以大河互相隔着，有小河相互连结，一齐向东流去归大海，因此大海广阔。大海不与河流相通，怎么会有大海的名称呢？人胸怀各家的学说，就像大海拥有河流的流水一样，如果不能认为这样的人渊博，那就是认为大海比河流小了。大海比河流广阔，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通人比不通的人高明，却没有人能够识别它。水向下浸润就产生了咸味，这是水有滋味的缘故。东海里的水咸，是流水太多的缘故；四川一带的盐井，水源太深。人们有的没有井盐可吃，有的打井得不到盐水，这样能得到盐井的好处吗？不跟圣贤弄通学业，想在世上有崇高的名声，困难啊！司法的官吏，不了解以往的判例，论罪就不可能恰当。只懂一家章句的儒生，不通古今，评论事情就不会符合实际情况。

有人以为能解说一种经书就够了，为什么需要博览群书呢？孔子学派，要学习五经，五经都学习好了，就接近圣人的才能。颜渊说：“用文献知识来丰富我。”才能智慧高的人，才能做到博览古今。颜渊说“博”的意思，难道只指一种经书吗？不能通晓五经，又不懂得民众的事，只墨守和相信一家学派，不喜欢广泛阅读，没有复习旧知识获得新体会的聪明，并且具有保守愚蠢不博览的愚昧，这样的人认为只解说一种经书就够了，那是理所当然的。开门让阳光进屋，阳光不能照到阴暗的地方，就开个窗户，以便帮助门使屋子更明亮。对一种经书的解说，就像太阳从门照亮屋子一样；用传书来帮助学习，就像有了窗户一样。各家的学说，能使人通晓道义明白事理，不只是开个窗，让阳光照进屋可比。所以阳光照进屋内，就像道义学术照亮了胸中。打开门让阳光进屋，坐在高大的堂屋里，登上楼台的最高处，看周围人家的庭院，这是人们所希望的。闭门静坐，面向黑暗深处，挖个墓穴睡下，去到黄泉的深处，这是人们所厌恶的。闭塞视听，思想僵化，不能高瞻远瞩博览古今，那就是死人之类！

汉武帝时，燕王刘旦在明光宫，想去卧室，三道门都自动关上，叫侍从二十个人去开门，门打不开。那以后，刘旦因为谋反而自杀。门会自动关上，是燕王刘旦要死的征兆。死，是件不吉利的事情，所以关闭堵塞是预兆。齐国庆封没有学问，六国大夫会盟赋诗，庆封不会，所以他后来果然有被楚灵王杀死的灾祸。可见，没有弄通学问的人，跟行尸走肉一样。亡国的社，上面盖了屋顶，下面堵住了出口，表示与天地隔绝。《春秋》上说薄社是“亡国之社”，周朝以它作为借鉴。经书传书，人们应当经常看它，就像社应该与天地通气一样。所以人没有通晓博览经传，就像薄社之类一样。因此不跟天地通气，健康强壮的人会死，正在开花的植物要枯萎。

东海中，可吃的东西，混杂不只一种，因此它们很多。海水的精气浓厚旺盛，所以它产生的东西很多都不一般。因此通人胸中具有的学问不只一种，由于才智高超，所以他们在道义学问上没有不包括的。学生在一个老师门下学习，学业好的学生，大家都尊敬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了解经书的意旨深刻，通晓老师的学说多。但对古今的事情，各家的学说，通人了解得又多又深，难道他们仅仅是老师门下的优秀学生可比吗！只知道甜酒甜，而不知道调入蜜糖更甜，不能算懂得味道。农夫能多种好谷子，称作上等农夫；那种得少的，称作下等农夫。读书人的才能，跟农夫的能力，是一样的。能多种谷子，称作上等农夫，能有广博学问，不称作鸿儒，这是只称赞牛能负重，而不赞扬马跑得快。要是有人称赞自己的手，却诋毁自己的脚，谁会说他聪明呢？

县城的路不通往农村，农村的路不到城镇，骑马坐船的人，一定不经过它们。所以血脉不通，人们认为是重病。看来，不通达，是件坏事，因为它向坏的方面变化会导致不好的后果。所以盗贼藏在杂草丛中，邪恶的心出自无道。无道的意思，就是没有道义学术。医师能治疗一种病称作巧医，能治疗各种各样的病称作良医。所以良医掌握了治各种病的药方，能治各种人的疾病；才能大的人胸怀各家学说，所以能治理各家族、宗族的变乱。以扁鹊能治各种病的本领，要是跟巧医只治一种病的本领相比，谁高明呢？子贡说：“如果找不到那道门走进去，就看不见宗庙的威严壮丽，各种房舍建筑的多样。”这大概是拿宗庙和各种房舍来比喻孔子的学术思想。孔子的学术思想精深，所以拿宗庙的威严壮丽来比喻；它博大不是一种，所以拿各种房舍建筑的多样来比喻。这样说来，学术思想达到广博的人，都是孔子的学生了。

殷、周地域，最远五千里，荒服、要服的边远地区，仅仅能控制它们。

汉朝扩充疆域，控制到万里以外，就连要服、荒服的边远地区，人们穿衣也宽袍大带。恩德不优容不能安抚边远地方的人，才智不高的人不会有广博的见识。所以听闻多见识广，就不会受到愚昧无知的指责；深刻了解道义与学术，就不会受到浅薄愚昧的诋毁。人们喜欢看图画，是由于图上画的是古代有名气的人。观看古代名人的画像，怎么能比得上亲自观察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呢？把他们的像挂在空白墙上，形体和容貌全在，而人们不被它激励和劝勉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见到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古代圣贤留下来的文章，在竹简帛书上已经记载得明明白白了，难道他们仅仅是墙壁上的图画可比吗！空空的器皿放在厨房里，即使涂上金银作装饰，而其中没有食物对消除饥饿有好处，人们是不会理睬的。好菜好饭好肉，即使用沙锅装着，看到它的人也会向往。古代圣贤的文章内容形式都很好，能适合读者的口味，不只是餐具中的食物可比；对读者有益处，不只是饭食对身体有滋补可比。所以餐具空空没有食物，饥饿的人不会理睬；胸中容虚不具备学问的人，朝廷是不会任用的。

擅长击剑的人，争斗打仗一定胜利的原因，是学到了曲成侯、越女的剑术。两敌相遇，一个灵巧一个笨拙，其中一定胜利的，是有本领的人。孔子和墨子的学业、圣贤的书籍，不仅是曲成侯和越女的作用可比。培养人们的德操，增加人们的知识，不仅是打仗一定胜利的刺杀技术可比。所以击剑的技术，有必定胜利的名声，圣贤的书籍，有必受尊崇的名声。城镇的官吏，把他们调来当自己的部下，地方长官就拿政治和教化的事问他们，聪明点的官吏，就要求他们陈述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东西，如果地方长官有所觉悟，就会用来改善政事尊崇经传。圣贤的言论和行为，古书流传，能使人的心受到感化，使人的智慧变得聪明，这不只是与城镇官吏对答的话可比。

禹和伯益共同治理洪水，禹主持治水，伯益负责记与一般不同的东西，海外山外，没有远的地方没到过，就把所见所闻写成了《山海经》。不是禹和伯益就不能走那么远，《山海经》也就写不出来了，这样看来，《山海经》能写出来，是伯益见过的东西广博的缘故。董仲舒认识重常鸟，刘子政知道贰负的尸骨，都是他们看过《山海经》，所以才能立刻说出这二件事来。假使禹和伯益走的地方不远，就不能够写出《山海经》；假使董仲舒和刘子政没有读过《山海经》，也不能解决这二个疑难问题。实沉与臺台，由于子产知道的东西多，所以能回答是参宿神与汾水神。龙出现在绛的野外，蔡墨通晓占卜，所以说能饲养它。父亲和兄长在千里以外，快要死了，留下教诲的遗书。儿子贤的，就会要来读，并存在胸中，不肯忘记，尊重先人敬重兄长，所以把它看得非常郑重其事；儿子不贤的，就会随随便便，漫不经心，没有体会了解父兄遗嘱的心思。古代圣贤遗留给后人的文字，它们的重要不只是父亲兄长的遗嘱可比。有的人能够认真阅读并领会遗嘱的内容，但却有人抛在一边，不予接受，二者之间的好歹，路上的行人，都能评论出来，何况那些能分清是非的人，还不能区别它们吗？

孔子病重，商瞿占卜死期是中午。孔子说：“拿书来，不然到中午有什么事情可干呢？”圣人好学，快要死了都不休息，还惦念着经书，没有因为快死的缘故，而舍弃忘掉经学，他真算得上世世代代的圣人，被大家效法和学习，大概不假。从孔子以下，到汉朝的时候，有才能值得称颂的人，没有一个是整天吃饱了而不用心干事的，不是在讲说五经就是在阅读各种书籍。各种书籍内容庞大，很难全面掌握。用卜卦占卜来推测凶吉，都是周文王、周武王用过的办法，从前有商瞿能算卦，后代有东方朔、翼少君能通晓占卜射覆。这种办法虽是小伎，但也是圣人的方术，现在人却连这个都不懂。

人生来就承受了仁、义、礼、智、信五常本性，喜爱道义乐于学习，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现在却不是这样，要吃得饱，喝得痛快，稍用心思就想睡觉，肚子成了饭坑，肠子成了酒袋，这就成了一般动物。没有羽毛鳞甲的三百六十种动物，人是它们的首领。天地间有生命的东西，人最为宝贵，宝贵在人懂得求知。如今愚昧无知，对学习没有一点爱好和要求，跟三百六十种没有羽毛鳞甲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呢？能说他们是无羽毛鳞甲动物的首领而尊贵他们吗？

中原地区的人所以比边远地区的人尊贵，是因为他们懂得仁义的规矩，知道古今的学问。如果仅仅凭借他们自身先天的智慧来谋取衣食，经过若干岁月，白头终生，最后没有了智慧，就和边远地区的人同类。看了蜘蛛织网来捕捉飞虫，那么人使用的欺骗手段怎么能超过它呢？凭借自身先天的智慧，玩弄权利去欺骗，以得到富贵长寿的快乐，没有古今的学问，这跟蜘蛛同类，有血动物，没有饿死的忧虑，都能用自身的智慧来寻找到食物。

不通的人，也能自己供养自己，做官也能得到高官。地方长官就像齐大夫高子样昏庸，怎么能识别他们呢？他们靠时运积下了些功绩，因为天命当了官，不通古今，由于地位高而被看成贤人，他们与通人当官的手段不一样，怎么才能识别通人并以破格提拔来对待他们呢？地方长官没有像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类人，心中本身通达明白，博览古今，所以他们尊重通人就会见尊贵的客人一样。燕昭王为邹衍扫地，那他唯独承受的是什么天性呢？东城令董仲绶知识称得上是儒家最杰出的人，海内外都称他是通人，所以他待人时能识别出特别突出的人，因此钟离的产公能以一个普通百姓而受到高度尊重，这是由于董仲绶对产公了解得很清楚。这样看来，能被了解，普通石头也会发光冒气；不被了解，即使是金玉也没有光泽。

从汉武帝到本朝，多次举贤良，让人们通过“射策”考试，分甲乙科录取。像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等，竹简上的题目他们全部能准确地回答出来，而且文章内容完善形式优美，这是他们广泛阅读内容丰富的书籍得来的。假使他们四人读经只能摘录句子，动笔只能给经书作法，没有看过古今的其他书籍，怎么能在圣王的朝庭中写出好文章来呢？汉明帝的时候，他读《汉书·苏武传》，看见武职中有名叫“栘中监”的，以此询问各位官吏，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其实《仓颉》是本文字学的书，上面文字都齐备，至于各位官吏不能回答国君提出的问题，这都是因为凭命好和升官簿升迁的人多在朝廷做官的缘故。“木”旁一个“多”字尚且不知道，他们要想达到像董仲舒知道重常鸟，刘子政知道贰负尸，那太难啊！

有人说：“通人做官，不过兰台令史，其职校勘书籍删定文字，同太史、太祝一样，职务只在掌握文书，没有治理百姓的才能，不能任用他们。所以兰台令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一些人，名香文美，但都停留原职不能升官，不被当世重用。“我说：这不一定。周代的通人，邹衍、荀况他们，就受到当时君主的宠幸，在社会上有显赫地位。董仲舒虽然没有三公那样的地位，但知识却在三公九卿之上。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的事迹，汉代借要借鉴周、秦的事迹。然而兰台令史是国家要借鉴前代得失的关键。因为心像丸卵那么小，却是人体主要的内脏器官；瞳仁如豆那么小，却能使人见到光明。兰台令史虽然地位低微，却掌管着国家的珍贵图书资料，通人就由此进身做官，像博士这样的官，儒生就是由这里开始做起的。可见有的道人停留原职没有升官，哪里是朝廷冷遇他们，而大概是因为书还没有校订好，任务还没有完成吧！

2. 邹衍讲堂

邹衍：第一个提出“中国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的人，但却籍籍无名

邹衍，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 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余岁。可以说，先秦时期的邹衍，比起同时代的孔子、孟子等人，他的名字似乎很没有存在感。甚至于，连司马迁著文时，都只是将其放于《孟子荀卿列传》中。

不过，邹衍的学术可并非像后人所认知那般“藉藉无名”。

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很是明确地写出了邹衍的“职业”，“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

其实，“阴阳”一说，在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很早就存在了。而在邹衍这里，他却是从细微处观察，继续衍生，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五德说”。虽然，这种说法现在很少被人提及，不过，在先秦年代，却是被极为认可的。

那时，有野心的国君一大把，齐国就有好几任国君，想超越自己的老祖先齐恒公，甚至，还想称帝。不过，最后只有秦始皇做到了。以至于，那时的各家学说，实际上，都在为国君服务，为国君们治国提供

学术上的“支撑”。

那么，邹衍学术思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

先来看看司马迁的总结：“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可以说，邹衍看得非常远，他说没有永远的王朝，帝王之间的“轮换”就如“五德转移”，天下万事万物无不遵循这一规律。其实，这话在一些有想法的国君看来，真的是太对了。

这里的“五德”说的是“五行之德”，而“五行”对于后人来说算不上不陌生，就是“金木水火土”。所以，“五行”的概念和“阴阳”一直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

而邹衍将“五行”和“德”结合，借以告诫国君们：治国应当实行“德政”。此外，邹衍还将“五行之德”排了座次，第一的是“土德”，后依次是木、金、火、水。其实，后来的很多现象，都可用此学术来解释，比如：皇帝龙袍的颜色。

按理来说，邹衍单凭此学术，走到哪都应该吃香的喝辣的。刚开始时，他的确受到了重视，在齐宣王和齐闵王时期，他的学术很受欢迎。因为，这两任国君，一个比一个有野心，前者要“王天下”，后者更要“帝天下”。

不过，邹衍的学术并没有在这两位国君执政时期得到验证。于是，邹衍去了燕国，据说，当时燕昭王对于他能入燕，也是极为看重，还特意扛着扫帚扫路，生怕尘埃脏了这位大师。

虽然，邹衍的学术是要国君用“德”来治政，但天下不会白白的到自己的“囊中”，都需要用武力来征服。于是，燕昭王得了邹衍后不久，就联合了其它各国伐齐。

而邹衍虽在异乡，但心还在故土，当然不会参与此事。当年，邹衍提出这个思想，心中所想则是帮助自己的国君，如今被他人所用，心中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后人不得而知。

也许，就是这件事，给邹衍带来了无妄之灾。

战国的局势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每个国君都有自己的想法，燕昭王的继任者就很不相信邹衍，找个理由将他扔进了牢里。据说，他入狱时是夏时六月，而天居然降霜。不过，后来也证明他无罪，便被放了。之后，邹衍不再在燕国任职，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邹衍的故事，到此基本就结束了。后来，关于他的记载鲜见于书籍。

不过，民间关于他的故事，可不是“五行之德”，那是要做天子的人关注的事，民间惦记的只是简单的衣食住行。

说邹衍在燕国任职之时，主抓的是生产。不过，该地虽然土地肥沃，但气候寒冷，很难长出“五毂”。而邹衍来了之后“吹律”，居然使气候变得温暖了起来，“黍谷”可以生长了。至今，当地后人都还记得邹衍，并建有他的祠堂。

按照当年燕昭王对他的礼遇，可以说，他在当时是极受欢迎的。但为何他的学术似乎随着他的逝去，显得越来越黯淡了呢？也许，还是司马迁看得透彻：“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於齐梁同乎哉！”因为，邹衍的学术，并非为了迎合而创建。

其实，他只是用了天地间万物的运行规律，来告诉那些国君如何治理国家。

后世常说的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就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邹衍也是在这里的“百家讲坛”上，推出了他的“大九州”说。

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可以说，邹衍是中国第一位海洋理论家，也是第一位挑战儒者“中国”概念的海洋学者，提出中国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

由于，当时他是“稷下学宫”的著名学者，后人在划分流派时，将他归于了“道家”。都知道，道家说的是“无为而治”，而邹衍讲究“顺应而为”。只是，他当年的那些著作都已尽散，自己也没收门徒，因此，如今再分类时，只能将他归于“阴阳家代的表人物”。

若是当年邹衍不是那么专注于学问，而是稍微分点心思在个人声名上，是不是现在就会多个“邹子”学派？不过，看后来各朝代的治理，不是都在强调“德”的重要性吗？以至于，邹衍的五德说不仅在当时受到重视，还对后世的学术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学术而言，董仲舒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儒学相结合，开启了汉代儒学阴阳五行化的先河。就政治而言，五德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了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

3. 邹衍介绍

邹衍，别称是驺衍、邹子，出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324年，去世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50年，活了约70多岁，之所以在他生卒的时间前加“约”，是因为他的生卒年不详，这个时间只是后人推断的。

邹衍所处的年代，天下有很多的诸侯国，他是其中的齐国人，齐宣王在位的时候，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对于邹衍此段时间求学的经历，司马迁记录在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

齐闵王即位以后，齐国十分的强盛，但是后来齐闵王的帝制运动后来失败，他不得不听取苏代的建议，去掉帝号，复称王，之后他还是很有野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因为当时燕昭王广泛地纳贤，所以邹衍去了燕国，据史料记载，邹衍去燕国的时候燕昭王亲自拿着扫帚为他扫地，就怕灰尘落到了他的身上，所以邹衍在燕昭王的重视下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可是后来燕昭王去世了，惠王即位，他和燕昭王不一样，他也不信任燕昭王重用的臣子，所以邹衍不能在燕国了，那时齐国是齐襄王在位，齐国又恢复了繁盛，所以邹衍又回到了齐国，邹衍晚年似乎仕于燕王喜，不过在燕赵之战过后，关于邹衍的记录就没了。

邹衍谈天

“邹衍谈天”是一个成语，它比喻善辩。这个成语的出处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在此文中记载了战国时期阴阳、道、法、名、墨各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一共有十二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邹衍。

邹衍是战国时期的人物，他是道家的代表，也是阴阳家的创始人，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创建了五德始终说，为秦始皇代周提供了理论基础。邹衍的主要学说有很多，比如五行学说、五德终始说、大九州说。

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司马迁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描写他，他写到，邹衍出生在孟子之后，因为他目睹了诸侯们越来越荒淫奢侈，所以他深入观察万物的阴阳消长，记述了怪异的变化。在很多人的眼中，邹衍的话比较不合情理，但是邹衍一定都是从细小的事物开始验证，记载不同世代的凶吉制度，之后在推到很久很久以前。所以邹衍在齐国受到了尊重，后来他又去了燕国，得到了燕昭王的赏识。

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快要结束的时候，作者说“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意思就是高谈论阔的是邹衍，精雕细琢的是邹奭，议论不绝的是淳于髡。这句话其实是当时齐人对他们三人的赞美，而“邹衍谈天”的成语也因此诞生了。

现在，“邹衍谈天”这个成语比较生僻，常用程度不是很高，这可能和它比较适合用于书面语有关。

4. 邹衍的弟子

是的

私学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制度，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兴衰发展乃至具体的教学内容，不可避免地总要受制于当时政府的文教政策。

私学的兴衰与政府文教政策的宽容与否成"反相关"。历代政府对于私学的态度不外乎两种：一是扶植利用，一是禁止压制。

春秋时期私学所以兴盛，就在于它的出现满足了社会各阶级出于政治斗争对人才的需要，因而得到了政府的扶植。

其时私学与政府的关系，在稷下学宫里表现得淋漓尽致。稷下学宫的初创，是出于田齐政权"招致闲人"的目的，因此齐国官方对其教学和学术活动并不多加干涉。

相反，齐国君主还在政治和物质上给予学者们以很高的待遇。齐宣王承认士贵，并表示愿请为弟子。对邹衍、淳于髡等各派学者76人皆赐列第为士大夫。

并在宽广的大道旁为之修建高大第府以示尊宠。另一方面，稷下学宫的兴盛，也为齐国造就了大量的济世之才，当时齐能成为东方强国，稷下学宫应说是功不可没。

5. 邹衍玉雕师

中华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书法、篆刻印章、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武术

　　秦砖汉瓦、兵马俑、桃花扇、景泰蓝、玉雕、中国漆器、红灯笼(宫灯、纱灯)

　　木版水印、甲骨文、钟鼎文、汉代竹简

　　茶、中药、文房四宝(砚台、毛笔、宣纸、墨)、四大发明

　　竖排线装书、剪纸、风筝

　　佛、道、儒、法宝、阴阳、禅宗、观音手、孝服、纸钱

　　乐器(笛子、二胡、鼓、古琴、琵琶等)

　　龙凤纹样(饕餮纹、如意纹、雷纹、回纹、巴纹)、祥云图案、中国织绣(刺绣等)、凤眼

　　彩陶、紫砂壶、蜡染、中国瓷器

　　古代兵器(盔甲、剑等)、青铜器?鼎

　　国画、敦煌壁画、山清水秀、写意画、太极图

　　石狮、飞天、太极

　　对联、门神、年画、鞭炮、谜语、饺子、舞狮、中秋月饼

　　鸟笼、盆景、五针松、毛竹、牡丹、梅花、莲花

　　大熊猫、鲤鱼、芭蕉扇、风箱

　　黑头发黄皮肤、丹凤眼

　　红旗、天安门、五角星、红领巾、红太阳、长江、黄河

　　唐装、绣花鞋、老虎头鞋、旗袍、肚兜、斗笠、帝王的皇冠、皇后的凤冠

　　泥人面塑、锄头、清朝大辫子、铜镜、大花轿、水烟袋、鼻烟壶、筷子

　　华表、牌坊、长城、园林、寺院、古钟、古塔、庙宇、亭、井、黄土、民宅

　　汉字、数字8、6、4

　　唐诗、宋词、《三十六计》、《孙子兵法》、《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诗经》

　　金元宝、如意、烛台、罗盘、八卦、司南、棋子与棋盘、象棋、围棋

　　黄包车、鼻烟壶、鸟笼、长命锁、糖葫芦

　　玉佩、鹫、千层底、刺绣、丝绸、檐

　　另外我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

　　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种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最简单的来说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宗法文化、二是农业文化、三是血缘文化。

　　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例如：在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面，血缘关系十分重要，特别强调辈分和地位的等级差距，因此十分重视家族家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比国家的一些制度更具有凝聚力和威信，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宗法文化对封建统治和人们思想产生的影响;我国自古以来直至今日还是一个农业大国，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思想内涵

　　1.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了与天地斗争，中国人民从来就不肯轻易认输，总是不屈不饶地抗争。《易传》总结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困境中崛起，在逆境中奋进，永不屈从于外来的压迫。自强不息还体现为一种自立和自尊的人格特征，形成中国人讲名分、重气节的民族精神。正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三谓大丈夫”。这使得人们追求一种独立完善的人格，这种美德流传下来，成为人们为国家、为民族奋争的精神力量，并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2.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孔子的“诗可心怨”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打上了这种忧患意识的烙印。从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到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种忧患意识就是一种爱国精神，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即厚德载物。如战国时代，齐桓公开创的稷下学宫汇集了当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诸家学派，当时在稷下学宫讲学和游学的大师有淳于髡、邹衍、田骈、孟子、荀子等诸子，号称诸子百家。这些大师在学宫里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开创了我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先河，为中华文化的继往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一般认为，从汉武帝开始，我国便形成了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局面，但实际上我国文化发展史主要是以儒道互补为基本线索的，而这一线索本身就体现了文化的兼容性。

　　4.以德化人的高尚风范。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曾把道德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把礼义廉耻提高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大思想家孔子则更是以礼释仁，认为“仁”与“礼”是相互制约、相互统一的，而“仁““礼“的统一就是德。孔子所强调的“德”，一是指统治阶级的统帅之德，要求以此德来统治百姓，拥有百姓。二是指感化之德即伦理之德，以此德来感化百姓，保持和谐。这种崇德思想不断发展和泛化，并在家庭伦理中得到完全的体现。这使得我国古代在文化传递和教育过程中始终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如孔子进行教育的内容是礼、乐、射、御、术、数，他把礼放在首位，这是崇德思想在教育活动中的典型反映。这一思想的目的是主张以德化人，利用道德的作用和力量来寻求家庭伦理的和谐，寻求社会政治秩序的一致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

　　5. 和谐持中的思想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和谐，即认为每一个事物都应按照其自身的规律自然地发展。这其中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个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就会促使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个人身、心间的和谐就能使人做到遇事宠辱不惊，进退有据;人与自然的和谐就能互得其利，持续发展。儒家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最终目标主要是要达到第一种和谐，而佛教、道家则侧重于后两种和谐。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学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尤有借鉴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要达到上述的3种合谐，就必须坚持“中庸“之道，即做事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反对走极端。

6. 邹衍著作

阴阳家，诸子百家之一，是盛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哲学流派，齐国人邹衍是其创始人，阴阳家的学问被称为“阴阳说”，其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称阴阳家的学问“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史记》记载:《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故阴阳，五行观点最早由《周易》提出。

阴阳家思想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7. 邹衍画像

有八九千年的历史

济南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1986年12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八九千年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济南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目前这一时期的遗址全省发现约七八处，其中仅济南章丘就有4处。距今7300～61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期的遗址，已在境内发现8处，是山东省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此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6100～4600年），各地先民在济南地区的活动更加频繁，因而遗留下来分布较广、数量较多的遗址，其中章丘的王官、焦家，长清的大柳杭，平阴的周河等，内涵丰富，面积广大。与大汶口文化一脉相承的是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龙山文化于1928年在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被命名。通过对城子崖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该处已有一座面积达20万平方米的城址，其规模居全国已发现的8处同时期城址之首。1961年国务院将城子崖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岳石文化（距今3900～3500年）是山东地区继龙山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夷人文化。目前，济南地区已发现该时期遗址达数十处，其中尤以章丘县境内数量最多，城子崖遗址仍是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遗址。遗址上的龙山文化城址之内，存在一个面积17万平方米左右的岳石文化城址，这是国内发现和确定的第一座夏代城址。已进入奴隶社会的商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在城子崖一带，建立了谭国。西周建国后，行分封制，济南地区属齐国。此时，谭国仍继续存在。中国首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收有谭国一位大夫所作的讽剌诗《大东》，是现存最早的一篇有关济南的文献。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此时的济南，仍地属齐国。春秋时期著名的齐晋“ ”之战，即发生在今济南市北郊马鞍山一带；战国时期的齐国大思想家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为稷下学派著名学者，其墓即在章丘；卢人（今长清人）扁鹊，精通内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创立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立郡县制。今济南市区地属济北郡，称历下邑。汉初，设立济南郡，此为“济南”一名出现之始。济南郡治设于东平陵（今章丘县平陵城）。汉文帝时，年过九旬的济南人、秦博士伏生口授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汉武帝时的博士弟子济南人终军，先后出使匈奴和南越，为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东汉，为济南国。灵帝时，曹操任济南相，政绩颇著。位于长清县孝里镇的古建筑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建于东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室内的画像及题字，被列为全国书法艺术名碑。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多处于战乱之中。晋永嘉（307～312年）年间，济南郡治由东平陵移至历城。自此，历城便成为济南地区的政治中心。进入隋唐，社会趋于稳定。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改济南郡为齐州，治所仍在历城。隋唐时期，佛教在济南十分兴盛，留下众多的佛教胜迹。主要遗存有历城柳埠四门塔、千佛崖石窟造像、龙虎塔、九顶塔，以及千佛山、青铜山、玉函山、龙洞等地的石窟造像等。四门塔为全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塔，与其附近的千佛崖石窟造像（含龙虎塔、九顶塔），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北魏的长清灵岩寺，唐代极为辉崇，今亦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高僧、长清人义净，继玄大壮之后赴印度取经，译佛经百余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宋开国后，济南沿称齐州。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升州为府，齐州遂为济南府。社会的长时期相对稳定，使济南呈现一派太平盛世景象。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以“济南潇洒似江南”的诗句赞美济南的湖光山色。曾巩任齐州知州时，勤政之余，饱览胜迹，每至一地，总赋诗撰文，为济南山水锦上添彩。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入侵，在济南建立了金地方政权，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1161年，爆发了耿京、辛弃疾领导的农民起义。随后，红袄军、杨妙真领导的起义军均在济南地区活动过。北、南宋之交，济南“二安”相继蜚声文坛：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词作情真、意深、语新，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字幼安），不仅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国家统一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高产的文学家，他创作的词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金代，济南仍为府，属山东东路。此时，在城北开凿了小清河，直通至海，使济南成为重要的盐运集散地，对后世本地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元代，济南为路，属元王朝的“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金元之际，济南仍是文化繁荣之乡。著名散曲家、济南人杜仁杰博学多才，诗文俱佳，他曾多次同文学家元好问共游济南。元好问在遍游济南山水后，写下“羡煞济南山水好”、“有心常做济南人”等颂扬之词。元代，济南文风日盛。著名者有宋、辽、金三部正史的总裁官张起岩，戏曲作家武汉臣、康进之，散曲作家刘敏中、张养浩等。张养浩，济南人，他的散曲造诣极高，元代的散曲，至他达到高峰。书画家、湖南人赵孟 ，元至元二十九年（1293年）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任职3年间留下许多诗画，最著名者当推《鹊华秋色》图，成为传世之作。地理学家、益都人于钦，亦曾在济南做官，他游览山川，走访故老，考察齐地风土人情，完成了著名地方志书《齐乘》。明初，曾置山东行省，济南始为山东首府，是山东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及按察使司驻地。从此，济南成为山东地区的政治中心。清代，济南仍为山东省治。明清两代，济南经济发展较快，清康熙以后，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与之相适应，文化事业相当发达，一批著名学者应运而生。明代文坛著名的“前七子”之一、历城人边贡，诗作以清新婉转、平淡和粹、兴象飘逸见长；“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则是文学复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对明代文坛产生过较大影响；著名戏剧作家、章丘人李开先，有《宝剑记》等传世；清代著名学者、历城人周永年，是《四库全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马国翰则穷其毕生精力，完成《玉函山房辑佚书》，成为中国辑佚学的煌煌巨著。余如许邦才、殷士儋、于慎行等，均在文坛享有盛名。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宰割掠夺，济南亦未幸免。1897年，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湾，后又强修胶济路，从胶澳（今青岛）直达济南。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城市区域随之扩大，工商各业有长足发展。1911年末，津浦铁路黄河大桥建成通车，济南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在此前后，德、日、英等国先后在济南设领事馆，开办银行、商店、教会、学校、医院等，济南进而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立足点之一。然而，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始终遭到济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山东地区义和团运动的首领朱红灯曾在长清一带活动，在“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口号鼓动下，济南城乡的反帝爱国运动达到高潮。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府为道，济南初属岱北道，1914年改称济南道。1929年设立济南市。民国以后，济南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济南各界罢工、罢市、罢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后，先进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秋，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人成立了共产主义学会，并在学生中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国内建立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7月，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正式成立，王尽美任组长，有9名党员。到1927年5月，济南已建立津浦大厂、一中、一师等20个中共支部，党员发展到50人。中共济南党组织成立后，不但领导了济南工人运动，而且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和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1928年，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五三”惨案，中共济南党组织立即号召民众起来，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组织开展对日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济南市委选派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分赴山东各地，参加抗日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济南人民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了南部山区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济南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48年9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济南解放。济南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人民政府、政协山东省委员会、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机关均设驻于济南，济南继续保持着山东省的政治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