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玉雕大师葛洪怎么样

璞玉：

1.

包在石中而尚未雕琢之玉。

《韩非子·喻老》：“ 宋 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 子罕 。” 晋 葛洪 《抱朴子·仙药》：“服玉者寿如玉也……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 宋 黄庭坚 《休亭赋》：“献璞玉而取刖，图封侯而得黥。” 元 杨弘道 《投蓝田县令张伯直启》：“死灰有意复然，璞玉敢期於再献。”

2.

比喻尚未为人所知的贤才。

宋 曾巩 《送丰稷》诗：“虽知璞玉难强献，欲挂尘榻空含情。” 金 元好问 《答潞人李唐佐赠诗》：“泥途终自拔，璞玉岂虚捐。” 清 黄鷟来 《喜晤郭劲草》诗：“璞玉弃为台上坫，枯桐孰辨爨馀音。” 丁玲 《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

成器这里指人材成才，璞玉成器指的是尚未为人所知的贤才被人发现培养后成为人才。

2. 和田玉雕刻大师葛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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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葛洪玉石

关于使用朱玉的原因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较为有名的说法是：

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朱玉是一种能够祛病驱邪、防腐抗腐的珍贵材料。因此，将朱玉用于死者的身体上，既可以为死者祈福、祈求护佑，也有助于防止尸体的腐烂。

此外，朱玉在古代也被视为一种贵重的礼品，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够承担得起，因此将朱玉用于死者的身体上也是一种显示阶层地位、社会地位的表现。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朱玉逐渐被淘汰，不再作为殓葬用材。在当代，人们往往采用环保材料、符合社会风俗的材料来安置死者。

4. 玉雕大师葛洪作品

砚是研磨颜料(主要为墨)的文具。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具与调色器具演变而来。

关于远古时期的砚，《文房四谱》记载说：“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这里帝鸿氏指的是黄帝，由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无“篆文”，由此看来，此条记载没有什么可靠性，此器可能为后世[赝字中厂字换广]鼎。现在发现最早的砚石有两方，一是发现于陕西省宝鸡市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北首岭遗址，石砚长17.8厘米，宽14厘米，椭圆形，有大小两个凹槽，距今约5000余年。另一是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遗址，石砚长8厘米，宽6.4厘米，平面略呈方形，一角略残，砚面及砚底平整光滑，面有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的圆形臼窝。砚盖亦为石质，呈扁平梯形。两砚出土时臼中都残存有红色颜料，说明它们都是兼有调色功能的研磨器。

殷商时代，毛笔已较精良，因此与之相配的其他文具，包括砚在内，也较进步了。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妇好墓(妇好为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即曾出土一件调色盘。周代的砚，在河南省洛阳市曾出土有两方，一为长方形，以粗砂石磨光而成；另一为牛形，玉质。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说明以上这些“石砚”，当时仍兼为调色器。

春秋战国时期，仅有一些关于砚的记载，《文房四谱》上说“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述异记》上记载春秋时越大夫范蠡有石砚。

秦汉时期，1975年发现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还出土有石砚。砚由不太规则的菱状鹅卵石加工而成，长6.7—7厘米，宽5.3—6厘米，高2厘米。附有研石，高2.2厘米，亦为鹅卵石经简单加工而成。早期的石砚，大都为此种形制，以自然石料简单加工而成，都是用研石将天然矿物墨或人工墨，碾碎研磨的。

汉代的砚出土的不少。如1981年在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长方形漆盒石砚，砚长21.5厘米，宽7.4厘米，高0.9厘米。木胎砚盒，里外髹漆彩绘，内镶石板，石板上方有研石，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木牍等。在汉代古墓中，多有长方形石板出土，并配有精致的木盒或漆盒。这种石板或称黛板，黛板可研磨黛粉用以美容，《楚辞》即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之语。石板也可研墨，用于绘画书写，因此也称为石砚。江苏省邗〔han含〕江县西汉墓出土有彩绘嵌银箔漆砚，此砚为木胎，平面呈凤字形，砚池中间有三角形泄水孔，羊首木塞。砚身髹黑漆，侧面饰贴银箔人物、禽兽，砚背朱色漆地，饰黑色云气及腾龙飞凤。我国漆器的发明与使用都较早，此件漆砚工艺精湛，绘饰精美，说明漆器在汉代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说明了我国砚种的丰富与别致。漆砚在以后历代也有制作与使用。

1955年在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出土东汉石砚，砚分为砚盖、砚身及底部三足。砚盖雕成双龙盘绕，两龙口部衔接，颈下透雕，中腰盘转，四足匍匐。此砚也附有研石，砚盖内正中有一凹槽，砚盖与砚身相合时，适可容下研石。整个石砚，设计巧妙，造型生动，工艺精美。东汉石砚的形制与制作，比之多为简单饼状或素面板状的西汉以前的石砚，又前进了一步。1978年在河南省南乐县出土一方三足圆石砚，砚盖雕刻异常精美，浮雕六条相互攀缠的飞龙，阴刻龙鳞，四周刻饰翻卷水浪。飞龙六首攒聚，共戏宝珠，巧妙组成盖钮。如此巧布，尚属少见，实为汉砚杰作。更引人注目的是此砚有铭文44字，盖钮为“君”字，砚底中为“五铢”二字，砚口沿一周隶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三公九卿，二千石，君寿如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砚石铭文对了解社会历史与砚主情况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是“文房四宝”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

除石砚外，汉代还有陶砚，铜砚等。陶砚如汉12峰陶砚，长18.5厘米，宽21.5厘米，通高17. 9厘米，此陶砚为箕形砚面，前低后高，向前倾斜，砚周诸峰蝤崪〔qiúzú酋族〕，三面环抱，中峰下有一龙首，设有一孔可注水，左右两峰下各为一负山人像，余九峰环绕成半圆砚堂，砚身下为三足。陶砚设计新奇别致，整体和谐。汉砚中还有1969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出土的铜盒石砚，通称鎏金兽形铜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高10.5厘米。砚形为一伏地奇兽，双角双翼四爪，张口露齿，鎏金铜质兽体，通身镶嵌近百粒红珊瑚、青金石与绿松石小珠。铜砚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背部为砚盖，下腹部内为砚石，石面光洁润泽。砚盒通体鎏金，光泽灿然，点缀华美，装饰考究，可谓富丽之极。它不仅为汉砚之珍，在砚史上亦属上乘佳作。

《齐民要术》引述东汉政论家崔寔〔shi 实〕的《四民月令》说，“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说明当时在小学幼童学习中，已普遍使用了砚，这也说明了汉代砚量增多。

从出土情况看，砚种较多，有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砚式也富于变化，除长方形、圆形以外，尚有瓢形、峰形、箕形、异兽形等，许多砚还附有精美的砚盒。砚的制作日益精良，已由单纯的文具开始演变为工艺美术品。这些都说明汉砚在质量上，较之前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汉砚在质与量上的提高与发展，也反映在对砚的理论认识上。《说文解字》上说：“砚，石滑也。”“砚，[石靡]〔mo莫〕也。”([石靡]为磨之本字)。《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这些对“砚”的解释说明，可看出从功能等方面，对砚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砚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砚的品种更多，又出现了瓷砚以及银砚、玉砚、木砚等等。在砚形上，开始趋于定型化。圆形、长方形等成为基本形式。同时在砚体装饰上，也更加艺术化。

据《文房四谱》记载：“魏武《上杂物疏》云："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四枚。’”这是说魏武帝曹操时，已有银砚。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上说：“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这说明那时也有了玉砚。晋代傅玄在《砚赋》中有“木贵其能软”的话，《文房四谱》上便说：“因知古亦有木砚。”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我国原始瓷器约在商代出现。现在一般认为，一直到东汉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的过渡。有趣的是，近年来就有晋代瓷砚出土。1958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有青釉三足瓷砚，圆形砚盘，周边起沿，底有三熊形足，直径11.3厘米，高3.6厘米。此砚胎骨灰白，砚身及底施青釉，有细小开片纹，是著名的“越州窑”青瓷制品。由于青瓷产地在江南，主要产地在浙江(如越州窑)，因此在江南一带有较多的瓷砚出土。由于瓷质较坚硬，研磨时弹性小，使用时不甚理想。但在尚未发现专用石质砚材的地方，瓷砚可大量制作，能满足教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定需求。因此，瓷砚的出现与发展，在砚史上仍有重要意义。晋代以后，直至清代均有瓷砚的制作。

除瓷砚外，也有晋代陶砚出土。1958年在南京的四座东晋墓中，出土四方陶砚，其中一为三足圆形灰色陶砚，墓主为颜谦妻刘氏，另外也在其他女性墓中有砚具发现，这说明当时喜爱翰墨的妇女为数不少。使我们联想起“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晋代女书法家卫夫人。传说为卫夫人所著的《笔阵图》就谈到“文房四宝”：“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shuo 朔〕也；墨者，兵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将“文房四宝”比喻为兵械战阵，看来，这位巾帼真要“笔伐”了。

晋砚，除出土的与文献中记述的以外，也有反映在古代绘画中的。宋代米芾的《砚史》上就记载有：“晋砚见于晋顾恺之画者，……有十蹄圆铜砚中如[钅敖]〔ao傲〕者。”这说明米芾在顾恺之的画中，见到过有十足的、形如烙饼器具的铜砚。

南北朝时期的石砚近些年也有发现。如1975年在浙江省绍兴市一座南朝砖墓中，出土有兽蹄五足瓷砚，圆形，下有五蹄足，直径20.3厘米，高5.6厘米。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有石砚出土，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市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石雕方砚，长21.2厘米，宽21厘米，高8.5厘米。砚面中间有方形砚池，其余部分均浮雕乐舞、骑兽、蟠龙、禽鸟，砚体四侧满雕纹饰，浮雕力士、禽兽等。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都城为平城(今大同)。该地为北魏与西域诸国交往贸易的枢纽，在人文地物上，都受西亚的的影响。此件方砚的雕刻风格就集中反映这一特点。砚侧的莲瓣纹饰及肥硕力士，都具有西亚的风格；砚体上雕刻的鸟、兽、鱼、龙均为汉画像中常用图案，具有我国汉代艺术特色。这种完美巧妙的结合，既反映了当时发北魏平城地区的特定历史地理环境，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

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绘画、书法艺术的提高，都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在砚型上更趋于圆形、箕形(长方形)，砚堂与砚池连为一体。在砚材上，石砚与陶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在石砚的选材与制作上，出现了号称“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鲁砚与澄泥砚，揭开了我国制砚史上的新篇章。

隋唐时期的砚，出土与流传下来的都不少，特别是唐砚较多。1952年安徽省无为县出土一件隋砚，为赭〔zhe 者〕釉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9厘米，高6.8厘米。下为21蹄足，砚身与水池施赭釉，底及圈足内均裸露深灰色胎质，砚面微凸，周环以水池，此即为通常所说的“辟雍砚”。“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礼记》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说：辟雍之名，是“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为何设计成此种形状？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解释说：“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三国时代就已有辟雍砚，曹魏时繁钦的《砚赞》说：“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辟雍砚是利用文具巧妙进行教化宣传的杰作。

唐代的许多陶砚、瓷砚大都为辟雍砚。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22柱足圆陶砚，直径34厘米，高15厘米。圆形陶质，上层砚侧为乳丁纹及花蕾纹，再下排列着相间的凸雕兽面与乳丁纹。最下有22柱，柱首皆为兽头，柱底为兽足。

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唐多足白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9厘米，下有26个蹄足。我国历史上，瓷器开始出现时是青瓷与黑瓷，大约在北朝末期出现白瓷。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瓷器史上一项重要的成就。在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这两大瓷窑系统，一般以“南青北白”概称之。唐代的白瓷是很著名的，以白瓷制作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砚，也是对此的很好说明。

1979年在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还出土有一唐双盂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5厘米。砚心微下凹，多蹄足，一侧有两个橄榄形笔插，通体施黄褐釉，色泽晶莹光亮，造型美观。这是一件带有笔插的辟雍砚。另外也发现有既带笔插又有水盂的辟雍砚。说明辟雍砚的形式在发展变化，功能也日趋完善。

在流传下来的唐砚中，有一方三堂梅花石砚甚为别致。此砚为双面砚，长方形，长27.5厘米，宽20.7厘米，高5.5厘米。一面为十字界开成双堂双池，砚池为两朵梅花；另一面为单堂，砚池为一朵梅花。石色深紫，砚体敦厚稳重。砚石双面利用，设计构思巧妙。

宋砚仍承隋唐砚风，以注重实用为主，较少装饰加工，长方形抄手砚为砚型主流。抄手砚是砚面略具坡度，自然形成砚堂与砚池，砚底掏空成两墙足的一种砚型。所谓抄手，是执握砚时，便于手抄砚底。因砚底掏空，砚重减轻，也便于持携。这种砚型，属凤字形系统，与唐代箕形砚一脉相承。也可说，抄手砚更早是从汉代长方形石板砚发展演变而来。抄手砚在宋代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其砚型可使砚面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既制作简易，又经济实用，是砚史上的常规砚型。

宋代也盛行瓦砚。从一些记述中看来，唐末与五代就已有瓦砚了。如《文房四谱》上说：唐末吴融有《古瓦砚赋》“勿谓乎柔而无刚，土埏〔shan 山〕而为瓦。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斫而为砚。”斫瓦为砚，就是制作瓦砚。《文房四谱》上又有五代时“僧贯休咏砚诗："……应念研磨久，无为瓦砾看。倘然人不弃，还可比琅玕〔lang gan郎干〕’”，也似在说瓦砚，并把瓦砚比为美石。

宋代瓦砚，《文房四谱》上说：“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渗。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绤〔chixi痴细〕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zhi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这是说宋初有人以著名的曹魏时铜雀台的古瓦制作瓦砚，性能很好，可“贮水数日不渗”。历史记载，铜雀台瓦在制作时，是将所选陶土，经葛布过滤，并和以胡桃油，成型烧制而成，与普通瓦有区别。除用铜雀台古瓦制砚外，当时还有以汉代未央宫瓦制作的瓦砚。关于铜雀台瓦砚以及未央宫瓦砚，在清代《西清砚谱》中有图录与记述。虽混有“鱼目”，但仍可见些遗意。

唐宋以来，制砚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有许多砚著剞劂〔ji jue基决〕行世，如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李之彦的《砚谱》，以及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砚谱》等，这些都是研究砚史的重要文献。

元代砚的形式，大体上为宋砚形式的延续，对各种砚材均有制作，风格略显粗犷朴拙。元代还出现一种暖砚。前面提到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正月砚冻开”，说明冬季有砚冻现象。清代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上说：“天气严寒，点水即冻，……砚上堆冰。”为了防冻，人们也想了许多方法，如“石灰泡汤，可以免冻，或预磨墨计，以管装悬怀中。”等。为了防冻，还发明一种暖砚，该书说：“冬月严寒砚冻，市肆俱用锡造笔筒形，下置油盏点火，上面研墨……制造三层砚，上层四面钩镶。中央用薄端石，以便磨墨。砚之高处，作锡池贮水，下层无底虚中，可置小炉一个，贮炭常暖。其中间一层，多积热水，令水气上蒸常湿。砚墨不即干燥，真是佳制。”这是设计非常巧妙的一种暖砚，分为三层，上层嵌以砚石，中层蓄水，下层为加热炭炉。较为普遍的暖砚只有二层，上层为砚石，下部设置洞堂，以燃炭火。有的暖砚，下部制成抽屉式炭槽，使用更为方便。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镂空刻花暖砚，为两长方形，制作相同之铜砚套叠组合而成。长17.1厘米，宽9.5厘米，高6.8厘米。长圆形砚堂，砚池呈半月状。砚侧四周均透雕蟠环，成有规律的缠枝纹饰。下层为抽屉式炭槽，屉面设有拉环。此外，北京首都博物馆也藏有元代石质暖砚。

清代诗人徐以升有《炙砚》诗：“文思忽飞扬，冰凝砚一方。炙余资石炭，化处受玄霜。调燮交离坎，中和适燠〔yu郁〕凉。不须呵彩笔，抒藻有辉光。”这是说诗人文思涌动，砚却冰凝，燃炭暖砚，炭黑冰白。调节水火，中和热凉。不须呵笔，词藻文光。暖砚增延了砚台使用的时间，拓宽了砚台适用的地域，有助于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便利了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确是一种巧妙的设计。

明清两代，砚台制作在工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实用性文具用品，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工艺美术品。制作风格由古朴趋向奢华，由简洁趋向繁缛。自明代始，砚上铭刻更为增多，颂祷、咏志、题跋、记事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砚铭铭记具有很高的史料用途，有的铭文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有的铭刻则具有书法欣赏意义。

清代的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砚材以外，更是极尽奢豪之能事，甚至出现了不具或少具研磨性能，仅视其稀少与昂贵才选择的“砚材”，如水晶、翡翠、玉石、漆砂、象牙、料器等。在砚体加饰的题材上，清砚所表现的内容也极为广泛。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云霞日月、山川景物、历史典故、人物神仙、金石碑刻、名家书画等无所不包。在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仿古、仿旧、仿真的工艺砚。在雕饰上也出现了地方特色与不同流派。如有崇尚清秀隽永、高雅脱俗的“浙派”；有追求纹饰丰满、图案繁复的“广作”；有偏宠砚材昂贵、制艺精艳的“宫作”。文人置砚，以雅见长，带书卷气；民间备砚重用为本，具质朴味。清砚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是砚史上的辉煌时代。

清代砚坛的繁荣发展，也反映在理论研究上，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有整理、研究、论述与总结性的论著出现。《西清砚谱》以图文方式著录了清代皇家藏砚。该谱所录各类砚共计240枚，清高宗自序说：“内府砚颇夥，或传自胜朝，或弃自国初……因命内廷翰臣甄覈〔he核〕品次图而谱之。”《西清砚谱》编者为于敏中、梁国治、董浩等人。绘图为门应兆等人。砚谱所录一部分是作为文物珍藏的自汉唐至宋元的砚，一部分是明与清初的镌品。“凡例”上说：“是谱荟萃古今得砚二百，陶则汉甓〔pi辟〕称首，而唐宋以下，澄泥旧制胥隶焉。石则晋砚开先，而端歙[上艹下(左丹右隻)]〔huo 获〕村诸旧石属焉。”

《西清砚谱》另一特点，是除对砚加以说明外，都附有砚图。“凡例”上说：“前人谱砚，往往详于说而略于图，……是谱所绘尺度既用线法收分，其不及分者，注明砚图之首，至其形制刻画，若蓬莱道山，兰亭等图，细至夔〔kui 奎〕蜗虫鸟，无不摹写入微，而于石质损驳、眼蛀金星、翡翠之属，尤极意皴染，各开生面，其有一图绘至三四面者。”砚图绘制尺度形模准确，生动逼真，惟妙惟肖。

“西清”是清代宫内南书房的别称。南书房又称南斋，为清初皇帝读书的地方。清代以宫廷丰富的收藏、雄厚的力量编制的《西清砚谱》，起到了以“文房之资，立言传道”的作用。《西清砚谱》是宝贵的砚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代高凤翰的《砚史》也是很著名的“砚典”。高凤翰是清初画家，好藏砚，蓄砚1000多方，后择其精者，制铭撰记，手绘后自行镌刻，拓出砚图，题句诗文，钤以朱印，编制成《砚史》。高凤翰《砚史》共四册，题识书迹众体皆备，铭记文句意境隽永，实为美集金石、书画、诗文为一体的艺术珍品。

高凤翰《砚史》后经王相、王应绶以及著名书法家吴熙载等人筹划摹刻，得以流传。摹本存砚图112幅，共收砚165方。卷首有高凤翰自题“墨方开国”，次页有高凤翰造像的《云海孤鹤图》，并有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等人的序跋题识多幅。

在高凤翰《砚史》中，有许多关于名砚的材质、品名、制作等等的记叙与论述。通过高凤翰《砚史》也可以了解高凤翰有关铭砚、制砚、藏砚的资料。高凤翰的许多砚铭、题识也都是佳作。如“陋铜雀，薄未央，陵云作赋声琅琅，试与掷地成铿锵”；“墨乡磅礴，天空海阔”；“波涌云垂想其气奇，玉润镜平想其质清”。

清代朱栋所撰《砚小史》说：“栋固不文，颇有此癖，所得端歙旧坑及古瓦研十三方，不减古人名砚，特名其斋曰"十三砚斋’。”他收集历代论砚著作，整理研究，撰成此书。该书薛序中说：“取古今论砚之书，仿史家例共成四〔juan卷〕 (同卷字)，曰《砚小史》。”该书黄序中说：“《砚小史》原原本本，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蕴藉，无一图不精彩。”该书主要论述端州、歙州、青州、潭州等地石砚及石末澄泥砚，古砖古瓦砚、玉晶玛瑙砚，铁铜银砚。关于砚的史论有12则，还有赋、文、诗、词与铭等，书后附有“十三古砚图”及“诸公之砚”。《砚小史》最后还附有“墨考”。《砚小史》取材广博，论述精当，是一本简明扼要的砚史读本。

清代吴兰修撰有《端溪砚史》一书，共三卷，上卷专论砚坑。中卷介绍砚材、砚式、砚值以及用砚、藏砚之法。下卷记叙了贡砚、开坑诸事。《端溪砚史》是介绍与论述砚石，尤其是端砚的名著，是了解端砚的必读之书。

清代的砚书超过了以往历代的总和，为我们了解与研究我国古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除以上所介绍的之外，著名的还有纪昀《阅微草堂砚谱》、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等。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于皇家豪族的奢欲，文人雅士的嗜爱，砚品在开采、制作、雕饰、装潢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砚业，可谓砚论要著迭现，煌煌巨帙，壁立千仞。砚艺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耸壑昂霄。在砚史上，确已“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了。

5. 玉雕大师葛洪怎么样了

挂艾叶菖蒲榕枝：在端午节，家家都以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榕枝，制成人形称为艾人。将艾叶悬于堂中，剪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妇人争相佩戴，以僻邪驱瘴。用菖蒲作剑，插于门楣，有驱魔祛鬼之神效。

扒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多人集体划桨竞赛，在我国南方沿海一带十分流行。传出国外后，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并形成了国际比赛。龙船竞渡前，先要请龙、祭神；如广东龙舟，在端午前要从水下起出，祭过在南海神庙中的南海神后，安上龙头、龙尾，再准备竞渡，并且买一对纸制小公鸡置龙船上，认为可保佑船平安（隐隐可与古代凤舟相对应）；闽、台则往妈祖庙祭拜。旧时人们祭祀龙神庙时气氛很严肃，多祈求农业丰收、风调雨顺、去邪祟、攘灾异、事事如意，也保佑划船平安。扒龙舟最早当是古越族人祭龙神的一种祭祀活动。在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的史前文化证明，早在5000年至7000年前，就有了独木舟和木桨；龙舟最初原形是单木舟上雕刻龙形的独木舟，后来发展为木板制作的龙形船。 [58-59]

采药：这是最古老的端午节俗之一。民间习俗认为，午日午时阳气旺盛，是草木一年中药性最强的一天，端午遍地皆药。端午期间，我国不少地方都有熏艾叶、挂菖蒲、饮药酒等习俗，中草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夏小正》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岁时广记》卷二十二“采杂药”引《荆楚岁时记》佚文：“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治百病。” [60-61]

食粽：端午食粽，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粽子，又叫做“角黍”、“粽籺”、“筒粽”，其由来久远，花样繁多。粽最初是用来拜祭祖先和神灵；到了晋代，正式定粽子为端午节的节庆食品。“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这是旧时流行甚广的一首描写过端午节的民谣。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端午节的习俗大同小异，而端午节吃粽，古往今来，中国各地都一样。 [13]

五彩丝线：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中又记述有将五色纸挂于山中，召唤五方鬼神的巫术，大概是以五色象征五方鬼神齐来护佑之意，源于我国古代的五行观念。晋人刘义庆《世说》等书，记以五色丝缠绕粽子，以投入江中，为蚊龙所惮。虽系传说，却透出了一丝值得玩味的信息。五色丝系于臂上，或为文身遗俗。端午以五色丝线系臂，曾是很流行的节俗。传到后世，即发展成如长命缕、长命锁、佩香包等许多种漂亮饰物，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艺品。 [60] [62]

饮雄黄酒：此种习俗，在长江流域地区的人家很盛行。

游百病：此种习俗，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

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点缀之风。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6. 葛洪 玉雕

匠心：精巧的心思，多指文学艺术中创造性的构思。

这个词语来自于宗匠的引申义，意思是造诣高深、成果卓著、为众人所宗仰的巨匠。

这个“独具匠心”的“匠”字是个会意字。外框“匚”是口朝右可以装木工用具的方口箱子，其中的“斤”就是木工用的斧头，所以在上古只有木工才叫“匠”。

“匠”字的本义就是木工，亦称“木匠”，如：“匠石运斤成风。”(《庄子·徐无鬼》)也就是说：一位姓石的木匠抡起斧头一阵风。

可是到了后来，具有专门技术的人都可以称为“匠”，如《韩非子·定法》：“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同“剂”)药。”

大意是：那些匠人都是手巧的人，而医生能够配药才行。古诗文中常有“匠心”一词，如张祜《题王右丞山水障》诗：“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这里的“匠心”犹言“造意”，是指文学艺术上的构思。

另外，“匠心”也有“工巧的心思”之意，比如现在还说“匠心独运”等。

晋袁宏 《三国名臣序赞》：“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然则三五迭隆，历世承基，揖让之与干戈，文德之与武功，莫不宗匠陶钧，而羣才缉熙。”

《隋书·儒林传·包恺》：“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

唐 杜甫 《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射君东堂策，宗匠集精选。制可题未乾，乙科已大阐。”

宋张戒 《岁寒堂诗话》卷上：“ 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王右丞 诗，格老而味长。虽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

清 沈复 《浮生六记·闺房记乐》：“ 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 。”

唐 韩愈 《进学解》：“夫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能剒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穴凿穴埳谓之土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

唐 王士源 《＜孟浩然集＞序》：“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三：学不考儒，务掇精华；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张祜《题王右丞山水障》诗：“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

明 胡应麟 《诗薮·古体中》：“两汉之诗，所以冠古绝今，率以得之无意。不惟里巷歌谣，匠心信口，即枚、李、张、蔡，未尝锻鍊求合，而神圣工巧，备出天造。”

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各词调皆三十三字，并与字母双声恰合，无一复音。作者必倚声专家，即亦煞费匠心矣。”

周克勤《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五：“精巧的安排，不浪费一个小角落，细心的管理，全见主人的匠心。”

柯岩 《奇异的书简·阳光和风雨谱写的歌》：“编导和演员们匠心独具地从生活出发……成功地刻划了以小强为主角的一代少年儿童形象。”

木匠的工具很多，有斧、锛、锯、曲尺、墨斗、刨、凿、钻、锉、羊角锤等等。墨斗，是木匠用来打直线的工具。从墨斗中拉出墨线，放到木材上，绷紧，提起，墨绳趁着弹力就打上了墨线。木匠的工具箱，忌他人乱动。

在汉阴县，木器行分大墨、小墨。大墨从事修房建屋，架设桥梁；小墨从事家具、农具制作。或分为平墨、弯墨、圆墨、寿墨等。乎墨从事家具制作；弯墨以事工艺雕刻、农具制作；圆墨从事木桶、木盆等生活用具和粪桶等生产工具制作；寿墨专门从事棺,材制作。小墨、弯墨技术较精；大墨虽作工较粗糙，但必须识图，墨线尺寸清楚；圆墨流动性较强，四方奔走制作。

陕西省富平县的石雕工艺，源远流长，久负盛名。相传西安碑林中的石雕品，不少出自富平石工之手。富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画家难画天花板，木匠难做转角楼，石匠难雕凤凰头。”此外，蓝田县的玉雕、子洲县的墨玉、清涧县的石板、绥德县的石头狮子，都是陕西省的名产。自河县的泥水匠做完活后，忌用水冲洗工具，而是干擦洁净。他们认为，洗工具意味着活干完了，以后就不会有活于了。

泥水匠盘炕时，炕的长与宽，尾数都不能离“七”，寓意为“炕不离妻（七）”。木匠、石匠、泥水匠，尊鲁班为祖师。鲁班，是春秋时鲁国的巧匠，姓公输，名般。由于“般”与“班”同音，人们一般称他为鲁班。相传他曾发明木作工具，创制攻城的云梯和磨面粉的石砣。后人由于敬重他，便把一些精巧的古建筑说成是他建的。例如，户县渭丰乡祁南村的济源堂，结构严谨，是中国小木作建筑中的精品，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本来与鲁班无关。可是民间认为是鲁班修的，将其称为“公输堂”。

陕西省的工匠中，流传着鲁班先师“显圣”传艺的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并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相传鲁班的小名叫“双”，所以泥水匠盖房安瓦时忌双行，借以避开先师的名讳。旧时，据说每逢是鲁班生日的农历五月初七，工匠们都要按工种分头举行“鲁班会”，隆重祭祀祖师，他们在写有“工部尚书公输子之神位”的木主前焚香跪拜，祈求祖师保佑自己四季平安。

铁匠、铜匠、银匠和小炉匠，都以太上老君为祖师。太上老君，指春秋时的哲学家老子。从三国、两晋开始，老子逐渐被道教徒神化，成了道教的主神太上老君。道教中的丹鼎派宣称，只要吃了仙丹，便会长生不死，甚至能成仙升天。由于这一派道士普遍从事炼制丹药的工作，他们编造出了老子炼丹的神话故事，并将老子定为炼丹者的始祖神。炼丹离不开火炉，铁匠等也离不开火炉。他们寻找祖师时，便选中了本来与自己不太相关的老子。

纸坊，奉东汉宦官蔡伦为祖师。蔡伦，字敬仲，桂阳人，安帝时任中常侍，和帝时被封为龙亭侯。公元105年他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旧鱼网作原料，制造出适用、价廉的纸张，史称“蔡侯纸”。后世认为，他是中国造纸术的发明者。

醋坊的守护神，铜川是姜子牙，叫“醋汤神”。当地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姜子牙统帅周军推翻商朝后，奉天帝之命封神。可是，他只顾封别人，而忘了封自己。后来重要的神职已被别人占满，他不得已，当了醋汤神。咸阳、宝鸡一带，则为醋姑（读作“瓜”）婆，他是姜子牙的妻子，相传也是醋的发明者。醋坊祭祀醋神时，点三炷香、一支蜡、一张黄表。目的是把神请来，保佑醋味香甜。

酒坊的祖师，是杜康。他就是夏朝时的国君少康，姒姓。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可是，陕西省民间的说法与此相异。白水县酒坊认为，杜康，字仲宁，周朝人，生于该县康家卫嘴村。该村有一眼清泉，相传杜康酿酒时用的就是它的水，所以叫“杜康泉”。

染坊供奉“葛仙”或“梅、葛二仙”。梅，即梅福，西汉末年人，曾求学于长安，后任南昌尉。王莽篡位后，隐居不仕。班固在《汉书》中为他写了传记。葛，指葛洪，东晋炼丹家兼医学家，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书。后世传说此二人都得道成了仙。旧时，安康等地有“梅葛会”，由染坊从业人员参加。每年三月十六日，举行盛会祭祀二位大仙。豆腐坊以乐毅为祖师。他是战国时的军事家，曾率领燕国军队攻破齐国。民间传说中认为，他是豆腐的发明者。

屠宰业以张飞为祖师。张飞，字翼德，三国时蜀汉大将。小说《三国演义》中说，他在和刘备、关羽一道起兵前，是屠夫。屠宰行予每年七月十三日祭祀张飞。如果只祭张飞一人，叫“张爷会”；要是同时也祭刘备、关羽，则叫“三义会”。

皮匠和鞋匠以孙膑为祖师。他是战国时的军事家，在齐国任军师。相传齐国士兵本来都穿草鞋、木鞋，行军作战极为不便，孙膑下令改穿皮制及布制的鞋。因此，他被制革、制鞋行业奉为祖师。每年八月十八日集会祭祀，称作“孙祖会”，祈求护佑。

鞋行唱行会戏时，禁止上演《五雷阵》。缝纫业以传说中的黄帝为祖师。黄帝，姬姓，号轩辕氏，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如今在黄陵县桥山上，还有他的陵寝以及为纪念他而建的轩辕庙。

上古时，人们不会缝制衣服，而将树叶、兽皮串在一起披在身上御寒。相传黄帝在位期间，中国有许多重要发明，其中之一是衣裳。这样一来，黄帝便成了缝纫铺的开山祖师。洛南县人民认为，黄帝的生日是九月二十五日，该县缝纫业在此日聚会，祭祀“轩辕老祖”。另外一些县，在九月十六日祭祀，各地聚会期间，人们身着盛装，借机交流服装花样，并设宴会餐。

各地剃头匠供奉的祖师不一样。陕南是罗祖真人、陈七子、林川五。相传罗祖得道于七月十三，此日便成为剃头匠祭祀祖师的日子。洛南县祭祀期间，神位两侧的对联，按惯例写为：“得道也者七月十三，灵山盛会万古流传。”剃头匠们在向神位顶礼焚香后，便在一起饮宴，必至尽欢方散。耀县等地的剃头匠，却以“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为祖师。吕洞宾号纯阳，他们称之为“纯阳老祖”。另外，相传轩辕黄帝发明了镜子、镊子，所以在有些地方他也成了剃头匠的祖师。

丝绸业以嫘祖为祖师。她是传说中的西陵氏的女儿，后来嫁给了轩辕黄帝，发明了养蚕制丝的方法。从北周起，她就被政,府祀为“先蚕”，也就是蚕神。民间丝工也祭祀她。陶瓷业的祖师，有柏林、虞舜、老子、雷公等，人们称他们为“窑神”。柏林，是铜川市黄堡镇的窑神之一。

据黄堡窑神庙北宋《德应侯碑》记载，他是晋穆帝时的制瓷专家。穆帝永和年间，他来到黄堡后，发现这一带山川秀丽，草木茂密，便暂时居住下来。那时，黄堡虽已开始烧制瓷器，但因产品质量低劣，销路不畅，窑工们的生活因而十分贫困。柏林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制瓷技术，传给了黄堡的窑工，推动了这里制瓷业的发展。窑工们非常感谢柏林，为纪念这位制瓷大师，在黄堡修建了他的祠堂。将他和黄堡的山神德应侯，并列为当地的窑神。虞舜、老子、雷公，是铜川市陈炉镇的窑神。

虞舜，传说中的古帝，姓姚，名重华。相传他年轻时，曾制造过陶器。《韩非子·难一》写道：“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明年而器牢。“另外，《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因此，他被尊为窑神。相传老子用火炉炼丹，瓷匠同样离不开火炉，便也把老子定为守护神。

雷公，相传是碗的发明者。在陈炉镇的窑神庙里，虞舜居中；老子居左，司火；雷公居右，司器。铜川还流传着一些关于窑神的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并由这些传说产生了特有的习俗。例如，传说雷公发明碗时，因找不到适用的原料到别的村偷过坩子土。于是，在瓷窑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规矩：不准说“偷”和“贼”。如果发现有人来偷瓷器，不能在当场擒捉，而要等贼走出大门再追赶。否则，就被认为是在揭雷公的伤疤，是对雷公的不敬。相传虞舜的小名叫“兀”，所以在瓷窑里讳“兀”字，如不准说“兀答”（那儿），“兀不是”（那不是）等。

盐工以管仲为祖师。他是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

制笔匠以蒙恬为祖师。他是秦朝的大将，曾主持监修万里长城，相传毛笔是他发明的。其实在他之前，中国已使用毛笔。

厨师以易牙为祖师。他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近臣，长于调味。

7. 葛洪雕刻大师

近义词：雕刻，雕琢

解释：

⒈ 雕琢文饰，使器物华美。引

唐钱起《玛瑙杯歌》：“良工雕饰明且鲜，得成珍器入芳筵。”

⒉ 比喻美化文辞，刻意求工。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二篇：“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

⒊ 泛指对文章进行加工。引

唐刘知几《史通·惑经》：“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

⒋ 伪饰；做作。引

《北齐书·薛琡传》：“自制丧车，不加彫饰。”

⒌ 谓雕琢文饰。引

晋葛洪《抱朴子·钧世》：“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彫飭，时移世故，理自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