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长安雕刻

自1983年本公司创立于台湾，分别于1993-2003成立顺辉实业有限公司和耀辉五金制品厂。并顺利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是一家可信赖的台资企业。

本公司坐落于东莞长安镇；交通便利，拥有齐全的先进进口生产工艺；如丝印，移印，激光雕刻，滴胶，拉丝，高光，CD纹，阳极氧化，喷砂，冲压，车销等表面制作工艺。

主要服务项目为：铝；铁；铜等材质的金属外壳及旋钮产品生产加工，金属类，PC类印刷。

经营理念：诚信务实，永续经营。

2. 刻字长安

一举曰：

蝌蚪为字之祖，象虾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巧画形状，失本意矣。上古无笔墨，以竹梃点漆，书竹简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古谓筆（笔）为聿，仓颉书从手持半竹，加畫（画）为聿（¤），秦谓不律，由切音法云。

二举曰：

今之文章，即古之直言；今之篆书，即古之平常字，历代更变，遂见其异耳。不知上古初有笔，不过竹上束毛，便于写画，故篆字肥瘦均一，转折无棱角也。后人以真草行，或瘦或肥，以为美茂。笔若无心，不可成体，今人以此笔作篆，难于古人尤多，若初学未能用时，略于灯上烧过，庶几便手。

三举曰：

学篆字，必须博古，能识古器，其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会意等未变之笔，皆有妙处，于《说文》始知有味矣。前贤篆乏气象，即此事未尝用力故也。若看模文，终是不及。

四举曰：

凡习篆，《说文》为根本，能通《说文》，则写不差，又当与《通释》兼看。

五举曰：

字有古今不同，若检《说文》，颇觉费力，当先熟于《复古编》，大概得矣。

六举曰：

篆书多有字中包一二画，如日字、目字之类，若初一字内，画不与两头相粘，后皆如之，则为首尾一法；若或接或不接，各自相异，为不守法度，不可如此。又圆点、圆圈，小篆无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学者慎勿于难写处妄意增入。

七举曰：

篆法扁者最好，谓之蜾扁，徐铉谓非老手莫能到，《石鼓文》是也。

八举曰：

小篆一也，而各有笔法，李斯方圆廓落；李阳冰圆活姿媚；徐铉如隶无垂脚，字下如钗股，稍大；锴如其兄，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隶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汉意；李阳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当知之。

九举曰：

写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二徐、二李，随人所便，切不可写词曲。

十举曰：

小篆俗皆喜长，然不可太长，长无法，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岂不美哉。脚不过三，有无可奈何者，当以正脚为主，余略收短，如幡脚可也。有下无脚字，如生、曰、之等字，却以上枝为出，如草木之为物，正生则上出枝，倒悬则下出枝耳。

十一举曰：

凡写牌匾，字画宜肥，体宜方圆。碑额同此，但以小篆为正，不可用杂体。

十二举曰：

以鼎篆、古文错杂为用时，无迹为上。但皆以小篆法写，自然一法。此虽易求，却甚难记，不熟其法，未免如百家衣，为识者笑。此为逸法，正用废此可也。

十三举曰：

凡口（音围）圈中字，不可填满，但如斗并中着一字，任其下空，可放垂笔，方不觉大。圈比诸字亦须略收。口不可圆，亦不可方，只以炭墼（音基，粉末加水做成的块状物）范子为度自好。若日目等字，须更放小，若印文中扁“口”字，及子字上“口”，却须略宽，使“口”中见空稍多，字始浑厚，汉印皆如此。

十四举曰：

写篆把笔，只须单钩，却伸中指在下夹衬，方圆平直，无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师传，只如常把笔，所以字多欹斜，画不能直，且字势不活也。若初学时，当虚手心，伸中指，并二指，于几上空画，如此不拗，方可操笔，此说最是要紧，学者审之，其益甚矣。

十五举曰：

凡篆大字，当虚腕悬笔，手腕着纸，便字不活相。多有人不能用笔，用棕榈条及纸筒等物，皆俗夫所为，士大夫不可用此。

十六举曰：

汉篆多变古法，许慎作《说文》，所以救其失也。

十七举曰：

隶书人谓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书体括》云：方劲古拙，斩钉截铁，备矣。隶法颇深，具其大略。

十八举曰：

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王俅《啸堂集古录》所载古印，正与相合。凡屈曲盘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颜鲁公官诰尚书省印，可考其说。

十九举曰：

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缓者也。古无押字，以印章为官职信令，故如此耳。自唐用朱文，古法渐废，至宋南渡，绝无知者，故后宋印文，皆大谬。

二十举曰：

白文印，皆用汉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圆，纵有斜笔，亦当取巧写过。

二十一举曰：

三字印，右一边一字、左一边两字者，以两字处与为一字处相等，不可两字中断，又不可十分相接。

二十二举曰：

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略有空，后二字无空，须当空一画地别之。字有有脚、无脚，故言及此。不然一边见分、一边不见分，非法度也。

二十三举曰：

轩斋等印，古无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终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从朱文。

二十四举曰：

朱文印，或用杂体篆，不可太怪，择其近人情者，免费词说可也。

二十五举曰：

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又汉器物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

二十六举曰：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随俗用杂篆及朱文。

二十七举曰：

白文印，必逼于边，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二十八举曰：

朱文印，不可逼边，须当以字中空白得中处为相去，庶免印出与边相倚无意思耳。字宜细，四旁有出笔，皆滞边，边须细于字，边若一体，印出时四边虚，纸昂起，未免边肥于字也，非见印多，不能晓此。粘边朱文，建业文房之法。

二十九举曰：

多有人依款识字式作印，此大不可，盖汉时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时却又无印，学者慎此。《周礼》虽有玺节及职金掌辨其美恶，楬而玺之之说。注曰：“印，其实手执之节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玺，而不可印，印则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问字反，淳朴如此。若战国时，苏秦六印，制度未闻。《淮南子·人间训》曰：“鲁君召子贡，授以将军之印。”刘安寓言，而失词耳。

三十举曰：

道号，唐人虽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号作印用也。三字屋匾，唐却有法。

三十一举曰：

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带者，听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十二举曰：

凡印，仆有古人《印式》二册，一为官印，一为私印，具列所以，实为甚详。不若《啸堂集古录》所载，只具音释也。

三十三举曰：

凡名印不可妄写，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为正也。二名，可回文写，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书，亦不可回文写。名印内不可着“氏”字，表德内可加“氏”字，亦当详审之。

三十四举曰：

表字印，只用二字，此为正式。近人欲并加姓氏于其上，曰“某氏某”，非也。若作“姓某父”，古虽有此称，系他人美己，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论其原，不为俗乱可也。汉人三字印，非复姓及无“印”字者，皆非名印。盖字印不当用“印”字以乱名耳。汉张长安，字幼君，有印曰“张幼君”（右一字，左二字）；唐吕温，字化光，有印曰“吕化光”，亦三字表德印式（幼君，西汉王式弟子。化光见柳文，吕衡州也）。

三十五举曰：

诸印文下有空处，悬之最佳，不可妄意伸开，或加屈曲务欲填满。若写得有道理，自然不觉空也。字多无空，不必问此。

3. 长安雕刻大师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己卯，唐太宗的文德皇后驾崩，十一月庚寅葬于昭陵。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二十一岁的太子李治为追念其生母文德皇后，祈求冥福，报答慈母恩德，在征得父亲唐太宗的同意之后，下令在长安城内的旧废寺院之中，妙选一所奉为文德圣皇后，即营僧寺。按照太子李治的要求，最后选址在北魏的净觉寺，后来隋代的无漏寺旧址营建新寺。

经过一番“瞻星揆地”的测量定位工作之后，营造新寺的官员最终制定了“像天阙，仿给园”的建造方案。按照设计，新的寺院建成之后将是“重楼复殿，云阁洞房”，总共有十余院1897间，“床褥器物，备皆盈满”。新寺建成之后，奉唐太宗李世民敕旨，度僧300人，别请50名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与此同时，正式赐新寺寺名为“大慈恩寺”，并增建“翻经院”。

建成后的大慈恩寺，虽然不能和当时长安城中的大庄严寺相媲美，但作为皇家主持建造的寺院，还是有着宏大的规模和显赫的地位。这样的一座寺院，势必需要一位与之相匹配的高僧大德前来驻锡，刚西行求法归来的玄奘法师成为不二的人选。

玄奘法师求法归来后， 原本是想去嵩山少林寺专心翻译佛经，但是唐太宗李世民让其留在京都长安，以便日后经常见面交流。于是安排玄奘法师去了长安城南的弘福寺充上座，住持寺务，翻译佛经。同时唐太宗也希望玄奘法师能把西行求法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以扬大唐之国威。弘福寺作为皇家寺院，是唐太宗李世民为追思其母窦太后而修建。玄奘在宏福寺一边翻译佛经，一边口述西行求法的所见所闻，由徒弟辩机记录整理出了一部世界不朽名著《大唐西域记》。

大慈恩寺的落成，也算圆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太子李治父子对长孙皇后追思的愿望，让玄奘法师来主持寺务在合适不过。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二月，唐太宗为玄奘法师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入寺升座仪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描述，玄奘法师成了大慈恩寺第一任住持。

玄奘法师从天竺请回了大量佛舍利、8尊佛像及佛经梵文原典657部。由于古印度没有纸张，书写常以贝多罗树叶代之。玄奘法师取回的这些佛经均是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这种贝树叶子在干燥之后，容易发生失火现象。为了妥善安置这些佛经、佛像以及佛舍利，唐永徽三年公元（公元652年），玄奘法师以“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为由上书朝廷，希望在大慈恩寺正门外建造一座30丈的石塔用来保存这些佛教珍宝。唐高宗李治以用石造塔工程大，难以速成，又不愿玄奘法师辛劳为由，拒绝玄奘法师的要求，只是恩准在大慈恩寺西院建一座五层砖塔。

在玄奘法师的亲自督造下，历时两年，五层砖塔最终建成。这座塔最初的建筑图样是模仿印度著名的、也是唯一的礼佛高塔——佛陀伽耶精舍（大觉塔）而建。方形塔基，面宽各140尺；塔分五级，包括相轮、露盘在内，总高180尺；砖面土心，不可攀登，每层中心皆存舍利；塔最上层以石为室，内藏有佛经和佛像；塔最下层南外壁有两座石碑，左边为唐太宗李世民所撰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右侧为唐高宗李治还是太子所撰写《述三藏圣教序记》，碑文皆由褚遂良所书写。

这座塔最初名称为“慈恩寺塔”，之后被改称为了“雁塔”。 而关于“雁塔”这一名称的来历，流传较广的说法认为是根据“埋雁建塔”的典故来命名的。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他在印度所闻僧人埋雁造塔的传说，解释了最可信的雁塔由来之论说。

大雁塔最初形状

相传很久以前，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的一个寺院内的和尚信奉小乘佛教，可吃三净肉。一天，空中飞来一群雁。有位和尚见到群雁，信口说：“如今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菩萨应该知道我们肚子饿呀！”话音未落，一只雁坠死在这位和尚面前，他惊喜交加，遍告寺内众僧，都认为这是如来佛在教化他们。于是就在雁落之处，以隆重的仪式葬雁建塔，并取名雁塔。还有一种说法是玄奘法师在取经途中遇到绝境，幸而飞来大雁引路，才得以脱险。以上两种说法，也许都和大慈恩寺的“雁塔”命名有关。

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由皇宫中的宫人集资、著名的道岸法师在荐福寺主持营造了一座较小的佛塔。其外观形似大慈恩寺的雁塔又小于雁塔，为了区分两座佛塔，慈恩寺塔名为“大雁塔”，荐福寺的佛塔称为“小雁塔”，一直流传至今。至此，唐长安城内形成了西南大庄严寺和大总持寺双木塔，东南大慈恩寺和荐福寺双砖塔的地标格局。

大雁塔最初的印度风格样式并没有让长安城的百姓感到多少愉悦，反而觉得这样外来式样的建筑，与长安城的其他建筑格格不入，显得十分突兀。于是唐高宗李治下令对大雁塔进行了改建，大雁塔被加高至9层。在经历了之后五十年的风雨洗礼后，由于大雁塔是砖面土心结构，砖缝中草木丛生，最终导致塔身损毁。

唐长安年间（公元701—公元704年），武则天重修大雁塔。关于这次修建大雁塔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说法是武则天在原塔的基础上，打破了唐朝佛塔业已形成的阳性奇数层高的惯例，将大雁塔加高增至偶数十层；另一种说法是武则天拆掉原塔，在原址上依东夏刹表旧式”重新建造七层青砖塔，高三百尺。到了唐大历年间（公元766年-公元779年），被改建为了十层。无论那种说法，最终大雁塔由九层增至十层是事实。

大雁塔也曾是唐朝新中进士的题名之地，即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雁塔题名。从唐中宗神龙年间（公元705—公元707年）开始，凡新科进士及第后，必到大慈恩寺的大雁塔下举行轰动京城的题名活动。天下学子无不以“雁塔题名”为梦想和荣耀。然而到了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德裕出任宰相。以门荫入仕的李德裕对进士题名的“浮薄”习气极为厌恶，便上奏请求取消旧制，于是大雁塔以前题名的进士字迹全被刮去。直到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雁塔题名才恢复如故。据史料分析，仅在唐代的八千余名进士中，约有五、六千名曾题名大雁塔，以至于后世以“雁塔题名”代称进士及第。大雁塔现存大量历代题记，仅明、清朝时期乡试举人效仿唐代进士留下的雁塔题名碑就有二百余通。

唐朝末年， 大雁塔惨遭兵燹，从十层变为七层。五代时期的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西京留守安重霸对大雁塔进行了第四次修缮。从此，大雁塔保留了七层的格局。

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关中地区已经失去往日的地位。昔日繁华的长安城历遭兵燹战火，已经残垣断壁。但是作为佛教重地的大慈恩寺香火依旧，大雁塔游人如织。然而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两场大火，使得大雁塔从此衰败，很少有人再去，大雁塔在宋代基本上已经荒废。

金哀宗正大八年（公元1231年），元军拖雷部攻破凤翔，金哀宗命令放弃京兆（今西安），军民全部内迁河南。在这次战火中，昔日占长安晋昌坊半坊之地，共有13庭院、屋宇1897间（包括翻经院）的皇家寺院大慈恩寺被彻底焚毁，只剩下一座破败的大雁塔。我们今天看到的大慈恩寺，面积仅是当时的一个西塔院。今天的大慈恩寺是明宪宗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在唐大慈恩寺西塔院的基础上修建而成。

明朝时期，关中地区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大雁塔的塔顶震落，塔身震裂。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当时大慈恩寺所在的咸宁县组织对大雁塔进行第五次维修，这是一次重大的维修加固工程。在维持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重新修缮塔内楼梯，在唐末剩余七层的塔体外则完整地包砌36至60厘米的砖包层，塔高64.5米，塔基底边长25米，占地2061平方米，这便是如今看到的大雁塔。虽然后世的清代、民国以及近代对大雁塔也进行过修缮，但是整体没有大的改观。因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外观是明代修缮的大雁塔。

在关中的佛教古刹中，法门寺是因塔而建寺，而大雁塔则是因寺而建塔。古塔的地下一般都建有地宫，当年法门寺地宫发掘出土的文物轰动世界，而大雁塔地下肯定也藏有地宫，只是尚未发掘而已。由此推测，当年玄奘法师西去求法带回的佛教珍宝就藏在大雁塔下的地宫之中。

玄奘法师为了存放从天竺带回的佛经、佛像以及佛舍利而建造了大雁塔，玄奘法师究竟带回多少舍利，在《法师传》中记载仅说是150枚肉舍利和一函骨舍利，具体数量未说明。在修建大雁塔时，这些舍利都安放在塔中。武则天在改造大雁塔时，将塔中原有舍利如何处置，也未有详实的史料记载。今天大雁塔中所供奉的舍利为印度玄奘寺的住持、印籍华侨高僧释悟谦法师所赠，弥补了大雁塔舍利之谜的缺憾。大雁塔第四层塔室内供奉着两片长约40厘米、宽约7厘米的贝叶经，上面刻写着密密麻麻的梵文，据说现全世界认识该文字的学者不足10位，非常罕见。

大慈恩寺的唐代遗存唯有大雁塔以及玄奘法师当年亲手竖立于塔前的由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李治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都是由褚遂良手书，于今保存完好。是研究唐代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重要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画家吴道子，大诗人王维等曾为慈恩寺作过不少壁画，可惜早已湮没在历史中。但大雁塔下四门洞的石门楣、门框上，却还保留着精美的唐代线刻画。除此之外，大雁塔南门的券洞两侧还嵌有“玄奘负笈图”和“玄奘译经图”。

今天，大唐王朝早已烟消云散，盛世的荣光留给后人一座城；西天求经早已家喻户晓，大德的高僧为后世留下一座塔。大雁塔，是古都西安的标志。正像天安门之于北京，六和塔之于杭州，五层楼之于广州。西安的美，美在它是古都，有钟楼，有城墙，有大雁塔。在那任何一块砖瓦中，都能找寻到历史，耳边也回响着诗歌的名句。让人感到厚重。

4. 长安饰品

天虹商场有卖衣服的地方。它位于长安镇德政中路信义怡翠豪园1-3层。商场面积24000平方米，共三层，是集购物、饮食、休闲、文化为一体的现代化购物中心，有近300个停车位，以“时尚百货+社区超市+个性家居”的经营业态，努力为顾客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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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长安碑刻

骆姓名人　　骆俊：字孝远，骆统之父。有文武才干，少为郡吏，察孝廉，补尚书郎，擢拜陈相。值袁术僭号，兄弟忿争，天下鼎沸，群贼并起，陈与比界，奸慝四布，俊厉威武，保疆境，贼不敢犯。养济百姓，灾害不生，岁获丰稔。后术军众饥困，就俊求粮。俊疾恶术，初不应答。术怒，密使人杀俊。 　　骆统：会稽乌伤人，三国时吴国名将。年二十，拜为乌程相，有惠政。后官至建忠郎将，迁偏将军，封新阳亭侯，后为濡须督。历史评价：骆统抗明大义，辞切理至，值权方闭不开（陈寿）。　　骆宾王：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唐代文学家。高宗时官至侍御史。因故下狱，获释后出任临海丞。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他撰写檄文，武则天见后大加赞赏。徐失败后，他不知所终。其诗擅长长篇歌行，内容多写个人哀怨，整炼缜密，为初唐四杰之一，辑有《骆临海全集》。　　骆峻：华州华阴（今属陕西）人，唐代名士。曾官扬州士曹，后弃官隐居三十六年。善画山水，喜论当代利病，尤不信佛。　　骆知祥：合肥（今属安徽）人，五代吴大臣、理财家。为淮南支计官时，励精为理。徐温秉政时，其掌管财赋，与严可求齐名，时称严骆。后迁中书侍郎。　　骆天骧，字飞卿，号藏斋，元代著名学者。出身于世居长安之故家旧族。由于骆天骧在仕途上不甚得意，最高作过京兆路总管府的府学教授，所以《元史》中没有他的传记。其生卒年已无从确考，不过根据他在“石刻”卷小序中所说“垂六十年，集成编帙，附长安志后”一句，可知元贞二年成书之时，他至少已有七十多岁，向上推溯，他大约出生于金宣宗（公元1213-1223年在位）后期。又因书中著录有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由他篆额的碑刻，其卒年当在此后，大概活了八十岁左右，可谓高寿。　　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成长于蒙古国初占关中之时，长大后所能见到的长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已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好在“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川、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作为世家子弟，骆天骧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长安地区遗踪故迹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营司大使赵炳，曾请骆天骧陪同遍访周秦当唐故宫废苑。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编纂《类编长安志》打下了基础。　　在《类编长安志》之前，关于古城长安的志书，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录》十卷，当时骆天骧深感兵火之余，长安古迹已“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而已有的旧志“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新志，以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类书的骗纂方法，“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这就使他的新志在体例上与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孰优孰劣，也不必计较骆氏新志对宋氏旧志的增删是否得当，对我们后人来说，它们都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献，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尤其是《类编长安志》增补了不少金元时期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对长安地区碑刻和当时碑林藏石的著录，为我们今天研究碑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骆仕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初官吏。洪武年间进士。授崇阳知县，居官廉介，抚民有方。官终太原知府。　　骆问礼：浙江诸暨人，明代官吏。嘉靖年间进士。任南京刑科给事中时，因直言敢谏，得罪皇帝和宦官而被贬。后起为湖广按察副使。有《万一楼集》。　　骆日升：字台晋，福建惠安人，明代官吏、学者。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四川按察副使。死于奢崇明的叛军之手。有《骆台晋文集》。　　骆从宇：浙江武康（今属德清）人，明代官吏。万历年间进士。由翰林官累迁礼部侍郎，忤魏忠贤，罢归。魏忠贤败，官南京礼部侍郎。有《澹然斋存集》。骆绮兰：江苏句容人，清代女画家、诗人。为袁枚女弟子。工诗，作画亦有天趣。有《听秋轩诗稿》。　　骆秉章：广东广州市花都区人，清朝大臣。 　　骆牙：临安（今属浙江）人，南朝陈将领。梁文帝任吴兴太守时，其为将帅，勇冠三军。文帝即位后，封为临安县侯，累迁散骑常侍，入直殿省。　　骆成骧，［清］字公啸，四川资中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状元。工书。晚年恒与一二旧友诗酒外，咄咄书空以隐尤卒。年六十余。《益州书画录》　　骆成骧一生清廉自守，为人坦荡光明，不求高官厚禄。辛亥革命后，骆成骧虽出任过临时议会议长、都督府顾问、四川筹赈局督办等职，但他勤政廉政。1916年6月26日，陈宦离开四川时，以建立学生军的名义存款4千元赠送给骆成骧。骆成骧当时任四川高等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便将这笔赠款拨给了高校。因而骆成骧家用贫困，厨灶屡空，有“穷状元”之称。 骆成骧虽然是文状元，晚年却热衷讲武，积极倡导“强国强种”的体育运动。　　骆炳贤：1934年出生，原名骆宜大，浙江诸暨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物理教学研究会理事及高师工委会主任，《中学物理教学》期刊主编等。任教以来，先后在大学本科、物理骨干教师培训班、助教进修班讲授普通物理学、光学、物理教学论、中国物理教育史、物理教育测理与评价、高等教育学等课程，并指导物理教育进修学者3人，出版专著《中国物理教育简史》，合编教材、教参《中学物理教学法》、《中学物理教学的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初中物理教育通论》等6部。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中国物理教育简史》1994年荣获中国教育学会颁发的优秀专著奖、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论文《中学物理教材分析的原则》荣获浙江省高师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此外，主持浙江省高师师资培训中心工作期间，从浙江高师院校的实际出发，竭力开拓师资培训工作思路，积极开展工作，1995年被国家教委高校师资培训交流北京中心授予为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师资培训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荣誉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