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艺术作为从西方国家传来的舶来艺术，其在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出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艺术特征，逐渐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油画与国画的区别和特点：

油画是西方绘画中的主要画种之一。它是用油调和油质颜料在特制的布、木板、厚纸和墙壁上作画。油画一般重形似、重再现、重塑性，常运用焦点透视以面塑性，油画颜料具有较强的遮盖力，色彩丰富，能充分的表现物体色彩变化，极富有真实感。

中国画是我国传统的造型艺术之一。它使用毛笔、墨、中国画颜料在特定的宣纸、皮纸、绢等材料上作画。中国画大致可分为人物、山水、花鸟等科，有工笔、写意、兼工带笔等技法。中国画在造型上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钩、点、染、浓、淡、干、湿、虚、实、疏、密等表现手法来描绘对象，并与诗、书、印章巧妙结合。

就技术而言，油画的优越性表现为：

可绘制大型布面油画，易运输、易装饰、易收藏、易保存、易清洁；

油性颜料干燥慢，画家可反复涂改画面，并能在画面上直接调色、运色；

具有可塑性的膏状油画颜料为画家带来了灵活多变、广泛自由的绘画空间；

油画色彩光亮，利于物象质感的刻画，能够充分表达物象复杂的色调层次，具有透明、浑厚而丰富的优越效果；

油画颜料有较强的遮盖力和可塑性。可以一次性完成，也可以多层覆盖，色层不会脱落。油层干后坚实耐久、色彩光亮，颜料在干燥过程中没有任何变化；

可用不同的调色剂控制颜色干燥时间，可运用色层的厚薄对比、笔触的变化产生丰富的画面肌理，或在有肌理的表面上作画，或在颜料中加颗粒状物质表现特质物体。

油画（an oil painting；a painting in oils）是以用快干性的植物油（亚麻仁油、罂粟油、核桃油等）调和颜料，在画布亚麻布，纸板或木板上进行制作的一个画种。作画时使用的稀释剂为挥发性的松节油和干性的亚麻仁油等。画面所附着的颜料有较强的硬度，当画面干燥后，能长期保持光泽。凭借颜料的遮盖力和透明性能较充分地表现描绘对象，色彩丰富，立体质感强。油画是西洋画的主要画种之一。 油画的前身是15世纪以前欧洲绘画中的蛋彩画，后经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年-1441年） 对绘画材料等加以改良后发扬光大。后人因扬·凡·艾克对油画艺术技巧的纵深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誉其为“油画之父”。近代油画多用亚麻子油调和颜料，在经过处理的布或木板上作画，因为油画颜料干后不变色，多种颜色调和不会变得肮脏，画家可以画出丰富、逼真的色彩。油画颜料不透明，覆盖力强，所以绘画时可以由深到浅，逐层覆盖，使绘画产生立体感。

油画逐渐成为西方绘画史中的主体绘画方式，存世的西方绘画作品主要是油画作品。随着时间的发展油画逐渐生活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蒙娜丽莎》表现的一个普通妇女并广为流传。19世纪后期，由于科技发展，许多新材料应用于油画领域，如丙烯颜料，油漆等。

油画主要特点

整体上是油画语言等因素共时综合运用的结果，R.康平的三叶祭坛画《受胎告知》就细致地 呈现室内外的所有景物。意大利的提香是第1个特别注重油画色彩表现力的画家，他在暗底子上作画，并常用明度接近、色相略异的明亮色彩构成富丽堂皇的金黄色调，透明颜料的多次复叠，忽厚忽薄的笔法，又使色彩与形体有机溶合，造就出质感效果。

从18世纪开始，油画艺术也同样在社会、文化、科技等多元因素的冲击下，有了翻天覆地、摧枯拉朽的变化。更多的流派、更多的思维、更丰富的创作、更深刻且影响更广的理论，激扬、解构、反叛，争奇斗艳、百花齐放。中国的油画最早出现在棺椁器具之中，据周礼、汉书等文献所记，二千多年前的中国已有用“油”绘画的历史。通常的说法是1581年利玛窦携天主、圣母像到中国后，才开始了中国的油画，其中一幅“木美人”作品，虽历时五百年，仍依稀可见画风的古朴厚重。

油画中国

关乔昌油画作品

康熙年间，传教士郎世宁、潘庭章、艾启蒙等以绘画供奉内廷，从而把西方的油画技法带入了皇宫；雍正，乾隆年间，宫廷的包衣（满语即奴仆）受命于皇上，向传教士学习油画，但并未留下一些痕迹。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外销画”是外销品之一，洋画家也来此谋生，并收徒授业，培养出第一批中国油画家，代表人物有史贝霖、关乔昌、关联昌，史贝霖是“中国最早的油画家”。19世纪30年代后，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来华传授水粉画技法，大大提升了广州“外销画”水准，关乔昌即为其高徒，关乔昌的《老人头像》曾入选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是最早在欧洲画展上亮相的中国画家。 [1-3] 

清末维新戊戌变法后，许多青年学子先后赴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学习西洋油画，他们中有：李铁夫、冯钢百、李毅士、李叔同（弘一法师）、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潘玉良、

李铁夫油画作品(5张)

庞薰琹、常书鸿、吴大羽、唐一禾、陈抱一、关良、王悦之、卫天霖、许幸之、倪贻德、丁衍庸等。这些人归国后带来了西方及日本先进的教学方法及理念，如李铁夫是最早掌握纯正油画技术的第一个中国人，被誉为“中国油画之父” [4]  ；1911年西洋归国的周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学术院，并第一次起用人体模特写生；1919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倡导开办了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校长林风眠）；1927年，中央大学开设艺术科（徐悲鸿任主任）；1928年杭州创办了第一所大学制的国立艺术院校（林风眠任院长）等。

这一时期的主要三个画派分别为：写实派（徐悲鸿）；新画派（林风眠、刘海粟）；现代派（庞薰琹）。

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油画家颠沛流离。国难当头，很多油画家用绘画作武器，反映战事，揭露暴政，如王式廓的《台儿庄大血战》，唐一禾的《胜利与和平》，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等。一些画家因战事远赴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创作出了如《负水女》（吴作人）.《哈萨克牧羊女》（董希文）等佳作。

此时的延安，画家的画风受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倾向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徐悲鸿的写实主义正好与当时的时代相和，逐渐形成了中国规范化的油画。徐悲鸿油画作品

在“新美术必须与人民结合”的观点的影响下，写实主义一统天下，风景、静物、人物等题材被冷落。这个时期诞生了一批革命历史画，如胡一川的《开镣》、王式廓的《参军》、罗工柳的《地道战》、董希文的《开国大典》、李宗津的《飞夺泸定桥》、艾中信的《过雪山》等。随着群众运动的展开，中国油画进入了“全盘苏化”的局面，以巴维尔·彼得罗维奇·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为核心的油画教学迅速成为中国油画的单一教学体系，并培养了一批油画骨干力量。此后，一批油画家在“民族化”精神的扩展中对单一的油画体系进行了突破，形成了罗工柳的《在井冈山上》，李化吉的《文成公主》，袁运生的《水乡》，徐坚白的《旧居前的留念》等作品。

1964年，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下林彪、江青等对文艺界进行了一场文化扫荡。不少画家的作品被洗掠一空，钟涵的《延河边上》、杜键的《在激流中前进》、李化吉的《文成公主》、秦征的《家》等都以莫须有的罪名示众批判，并被破坏殆尽。

徐悲鸿代表作《田横五百士》

另一方面，油画成了造神的工具，《毛主席去安源》成为其时典型之作，印刷量在当时达一亿张以上。此时，部分青年油画家开始崭露头角，如陈丹青、沈家蔚、陈宜明等。代表作品有：《永不休战》、《黄河颂》、《泪洒丰收田》、《我为伟大祖国站岗》等。

文化大革命之后，是文艺的开放期，各种形式的画会风起云涌，绘画形式也变得丰富多样。其中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闻立鹏的《大地的女儿》、詹建俊的《回望》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在最初的艺术喷涌期过后，油画又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中国画坛迫切需要更现代，更新鲜的空气王式廓代表作《台儿庄大血战》

。其中胡悌麟、贾涤非的《杨靖宇将军》，苏笑柏的《大娘家》，俞晓夫的《我轻轻的敲门》，于云飞的《公园一角》等作品，在当代意识的关照下对主题性绘画作了新的开拓。

然而，虽然文化的禁锢已经解除，但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大部分画家的眼界与思维尚未完全打开，以领略当今世界各种纷繁复杂的变化，因而缺乏真正的具代表性的作品。但毕竟，中国的油画此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学习、蜕变，并不断地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