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料载，我国古代夫妻双镜成对使用。自汉代以后，常用铜镜作为男女爱情的信物，生前相互赠送，死后随葬。 细观此面“破镜重圆”镜，镜圆寓意花好月圆，美满幸福；飞鹿与飞马的粗犷代表男方官禄的亨通与腾达；凤凰与孔雀的柔美代表女方的华贵与美丽；12只蜜蜂花卉相偎相依，象征夫妻爱情甜蜜，富贵安逸；蛙（同娃）钮居中，长尾飘逸，寓意子孙长延万代。
自商周时代起，古人就用青铜磨光做镜子，光亮可照人，背面雕有精美纹饰。到战国是已很流行，汉、唐时更加精美。铜镜的“铜”与“同”谐音，“鞋”与“偕”谐音，合为“同偕到老”，寓意恩爱夫妻白头到老。

从“同偕到老”一词不难看出：古代恩爱夫妻把精美铜镜的完整与不朽视为忠贞不渝的爱情，并作为爱情信物使用到老。整面铜镜直置墓地，寓意白头到老，世代相传的墓葬做法也就随之成为一种墓葬习俗。现代墓葬时，仍要为死者佩穿一双很讲究的鞋子，这就充分的印证了这一习俗。随着战乱以及青铜工艺的失传、科技的发展以及其他饰镜取代铜镜，墓葬习俗也随之而减，而今的墓葬中没有镜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人们也很少提及“同偕到老”一词。

从“破镜重圆”到“同偕到老”，都印证了古代恩爱夫妻以铜镜作为爱情信物，白头到老的事实。由于战乱等原因而分离的恩爱夫妻，多以镜为证，以求他日重逢时破境重缘。然而，客死他乡未能破境重缘者，则只能各自半镜而葬了；后者找到先逝者时，则邻墓分葬了；真正破镜重缘的，也就“破境重圆”，随墓而葬了。


中国在什么时代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镜，古史中记载了许多传说。《轩辕黄帝传》说：“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又《黄帝内传》说：“帝既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大镜十二面，随月用之。”《玄中记》说：“尹寿作镜，尧臣也。”正如把一些发明创造归功于黄帝一样，古人也将铜镜的使用说成起始于黄帝。这些传说虽然不足为凭，但它却把我们的探索带到了一个古老的年代。黄帝时期正处在我国原始社会解体的时候，距今约5000年，尹寿作镜的传说则要晚一些。1975年和1976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承马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两面铜镜，一下把传说和实际的时代拉近了。据碳14法测定，齐家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约4000多年，属原始公社的解体时期。由此可见，齐家文化铜镜应届铜镜的初起形式，已距铜镜的始铸年代不远了。
铜镜多为圆形，方形次之。唐宋时期，随着铸造技术的发展，铜镜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圆形和方形的制式，根据使用、装饰等的要求，铸造出了带手柄镜以及八菱形、菱花形、八弧形、四方委角形、圆角方形、亚字形、云板形、鸡心形等铜镜。至于宋代受祟古风尚的影响，铸出的仿古鼎形、仿古钟形铜镜，更具时代风格。

中国古代铜镜的大小千差万别，但大体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型铜镜尺寸一般在3厘米～8厘米，它们均小巧轻薄，用绹绳系于腰间，随身携带。中型铜镜尺寸在10厘米～39．4厘米，它们多厚重精美，使用时或悬挂在墙壁上，或置于镜台上，用毕还有考究的镜奁存放。晋朝画家顾恺之在著名的《女史箴图》中，对使用铜镜有着细致的描绘：画左边坐着一个男子，对着一座镜台，后面一位妇人拿着梳子替他梳头。右边还有一个男子，正在微仰着头，对着另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其面目。画中镜台为落地式，支杆插入镜钮中，镜台中部尚有托盘。人物身旁放置有镜奁等物。1986年江苏省在文物普查成果展览中，展出了一面汉代铜镜，其钮中插一铜质支架，与顾恺之《女史箴图》中的镜台是一样的。由于这类镜台形体小，所以常用贵重材料制作，三国至南北朝的文献中就记载有“纯银镜台”、“玳瑁细镂镜台”、“玉镜台”等。还有一种放置于桌案上用的镜台，工艺效果特别考究，但时代偏晚。因为宋以后，坐具较前增高，一桌二椅的陈设渐次定型化，出现了高镜台这种家具，类似近代的梳妆台，镜子用架固定摆放在上边。大型铜镜，就是我们所说的穿衣镜，多是皇宫和王侯显贵家中的陈设。古史中关于这类铜镜的记载很多，最容易使我们联想到的是《战国策·齐策》中的邹忌讽齐威王纳谏的故事。文章开头便说：“邹忌修八尺有余，身体昳(音yi)丽。朝服衣冠窥镜……”邹忌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对镜打量自己的形貌。据记载秦咸阳宫曾有大方镜一块，宽4尺，高5尺9寸。魏晋到隋唐间，也曾铸造特大的铜镜。晋灭吴之后，有一位大文学家陆机由吴入洛，在仁寿殿前，也看到一座大方铜镜，高5尺多，宽3尺3寸。人站在院子里，就能把全身都照得非常清晰。后来又有一个在北方称霸的胡人石勒，他宫里安放着一座大镜，直径足有二三尺，下面有纯金盘龙雕饰的座子。隋炀帝在扬州迷楼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时候，有一个佞臣叫王世充，因为进献了一座铜镜屏，讨得炀帝的欢心，被提拔到江都通守的重要职位。唐中宗李显，在他做皇帝的时候(公元706年一709年)，也曾命令扬州的铸镜工厂，铸造方丈大镜，另制作一根铜柱，嵌上许多金花银叶，把这方丈大镜安顿在楼上置于宫苑中。中宗骑着一匹骏马，对着这座宝镜，照看自己骑在马上的雄姿，非常得意。(以上见《古今图书集成·考古典》第二百二十七卷引陆士衡文集、邺中记、河洛记及朝野佥载)。但这类大型铜镜的实物，我们却有很长时间难觅其踪。直到1980年山东淄博大武公社窝托村南古墓五号陪葬坑出土一件西汉武帝前后的长方形夔龙纹多钮大铜镜，才使我们见到了大型铜镜：镜长115．1厘米，宽57．5厘米，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两短边又各铸二钮。每一环钮四周饰柿蒂形纹。背又饰有夔龙纠结图案，卷曲交错自如。这件大型铜镜大概要用柱子和座子加以支撑，镜背面和边上的钮可能就是与柱子和座子固定时用的。 铜镜不但要时时擦抹干净，而且还得常常去磨光，才能够保持光亮如新，照出影像来。磨镜在从前是一种专门职业，和现在磨刀剪的工匠们一样。操这项职业的人，手里拿着长约5寸、阔2寸5分的几块铁片，好像拍板的模样，沿街敲打着，妇女们听见后，即可出来磨镜，这叫做“惊闺”(见《事物原始》)。

铜镜上的纹饰雕刻手法多种多样，无论是线雕、平雕、浮雕、圆雕、透空雕，都显得非常细腻生动。

纹饰内容更是丰富多彩，从几何纹饰到禽鸟花卉，从神话传说到写实图案，天上人间，人神杂陈，动物植物，交织并列，构思巧妙，包罗万象。早年绍兴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汉代“伍子胥画像镜”，就是一件绝好的作品，镜背四乳分成四区环绕配置图案。第一组有铸铭“越王”、“范蠡”，二人席地而坐，相对交谈，表现范蠢在出谋划策，让越王勾践使美人计；第二组为着长裙的二女，有铸铭“玉女二人”，表现越王以玉女二人贿赂吴太宰伯嚭（音pi）；第三组铸铭“吴王”，吴王坐在幔帐中，左手微举，表现吴王听信太宰伯嚭的谗言，决定将伍子胥赐死；第四组一人须眉怒竖，瞪目咬牙，手持长剑置于颈下，铸铭“忠臣伍子胥”，表现伍子胥被逼自刎。整个图纹采用浮雕手法，形态生动，惟妙惟肖，概括性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