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辛纳图斯对后世的影响？

名声和德性都高，躬耕于昆克提乌斯庄园，罗马共和国遭遇危机，元老院请他出山，“使节们找到他时——当时他正在用铲子挖沟，或是在犁地，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正在干农活”。放下农具出山，他担任公职拯救了国家后，又继续回到自己庄园躬耕。以辛辛纳图斯为象征的这种古罗马精英，其生命力和德性正是扎根在农业，而不是什么“海洋文明”“工商社会”。

这种土土的农业庄园主的人格典范，对后来美国的很多国父以及弗吉尼亚士绅的世界观都有深远影响。

二、展子虞游春图对后世的影响？

《游春图》是我国发现的存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古的一幅，是我国存世最早的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画上有宋徽宗赵佶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字。

展子虔的画被后世视为“唐画之祖”。

与六朝山水画那种不合乎视觉自然比例的画法相比，《游春图》的处理显得匀称多了。

尽管他的画面貌古拙，树枝缺少纵横抑扬、穿插多姿的变化，树叶也不及后人那样形状多样，云也勾得过于整齐———从技法上看，还处在山水画的滥觞期，但由于运笔比较成熟，所以他的画仍显得轻重有致，未用“皴”法却能画出山石树木的质感。

《游春图》构图壮阔沉静，设色古艳，富有典丽的装饰意味，体现出承上启下的风格，也标志着山水画即将进入成熟期。

它超越了以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山水草创阶段，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时期，其自身的艺术价值，亦是辉耀千古。

三、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毛泽东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

四、沈约对后世的影响？

沈约（公元441~公元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

对后世的影响

政治方面：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萧衍攻下建康，但对称帝一事犹豫不决，沈约此时抓住时机力劝萧衍称帝。萧衍坚定了决心之后，沈约又连夜帮助萧衍起草诏书。而在梁朝建立后，在关于齐和帝的处置问题上，沈约又主张杀掉齐和帝以绝后患。可以说，沈约助梁武帝萧衍成就帝业，是南朝梁的开国功臣之一。

史学方面:

《宋书》在史学研究上，沈约博物洽闻，于晋、宋、齐、梁四代之史皆有撰述，所撰《宋书》更成传世之作。在沈约编纂《宋书》之前，南朝宋人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爰等已相继编纂《宋书》。其中，徐爰以何承天、苏宝生编纂的《宋书》可谓集《宋书》编纂之大成。徐爰所修《宋书》虽流行于当时，但沈约指出其存在诸多问题，多非实录，难以取信。针对徐爰《宋书》存在的种种不足，沈约在兼采众家关于《宋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制成新史。从齐永明五年（487年）春天，他奉诏修撰《宋书》，于次年二月完成了纪传部分70卷，随后又耗时多年精心编纂《宋书》诸志，最终刊成《宋书》100卷。

沈约对于如何编纂一部新《宋书》，有着全局的观念和全面的思考。他首先重新确定了全书记载的范围，将“非关后代”的晋史人物一并刊除。在此基础上，对徐爰所纂《宋书》中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人物传记重加改写，删改因本朝人写本朝事而造成的曲笔讳饰；在史料的取舍上趋于客观，力求对于刘宋历史的撰写达于“实录”。同时，沈约还就徐爰旧本所缺的内容，补撰了自永光以来14年间的史事，从而使得刘宋一代之史臻于完备。

沈约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所谓“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即记载某人或某事的过程，因牵涉其他人或事，而为之附带记载，以省去为之重新立传。这种方法对后来史家的历史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萧子显撰写《南齐书》便承继了这种编纂方法。

此外，沈约还在《宋书》之中，灌注了他对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地位升降、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南北民族矛盾与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提高了《宋书》的质量，使之在中古时期产生的多部断代体正史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文学方面:

沈约是永明体的倡导者之一，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领导了时代的风气。

辞赋方面:

沈约的辞赋作品，由于六朝文献的严重散失，其中大部分已经佚去，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有从唐代欧阳询所编的类书《艺文类聚》中辑出的十篇辞赋的片断，和《梁书·沈约传》所收录的《郊居赋》一篇全文了。虽然总共只有十一篇，且其中十篇是残篇，但是通过仔细研读、细致分析，从这为数不多的沈约现存辞赋作品中，可以看出，沈约的辞赋，既有对楚辞的继承、对前代咏鸟传统的延续，也有对潘岳《闲居赋》和谢灵运《山居赋》的借鉴，更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从而形成了其辞赋的独特之美。韵律之美是沈约辞赋最鲜明的特点，讲究押韵，追求对偶工整，善于运用双声叠韵、行文讲究平仄等使沈约辞赋形成了一种声律的和谐，读起来回环往复、朗朗上口。

沈约不仅倡导声律论，而且身体力行，创作出具有声律之美的辞赋作品，努力践行着自己的理论。沈约的这种创作实践，不仅使自己的作品具备独特的声律之美，深受世人的喜爱，而且为后世律赋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沈约提倡的文章“三易”说理论，不仅开创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新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当时文坛写作用典过多、语言晦涩难懂的弊病，而且对于引领“易用事”、“易识字”、“易诵读”的正确文学发展方向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诗歌方面:

在“永明体”诗人中，沈约占有重要地位。沈约作诗，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而且写作手法高超，艺术上别具特色。

首先，感情真挚、婉转动人是沈约诗歌最显著的特色。不仅如此，沈约诗中还蕴藏了诗人个体丰富的思想感情，这种感情有时是比较坦率地表露，尤其突出表现在其与朋友交往、送别、怀念、咏怀类的诗歌中，但是这样袒露的诗歌毕竟是少数，沈约诗歌中更多的不是袒露胸襟的强烈感情的抒发和外显，而是经过压抑的深沉感情的含蓄表现。

其次，沈约诗歌已有较为成熟的意象。其诗中，意象的巧妙使用使得其诗意脉表现言有尽而意无穷。并且由于沈约自身内敛而含蓄的个性特征，使其诗歌中意象所能承载的意脉空间更为深沉而内化，不再是一看到底的直白表现，这一点在其时间意象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再次，沈约诗歌善引典故，尤精对偶。沈约学识渊博，其诗中巧妙地运用了各种典故，并将其呈现为工整的对偶。

音韵方面:

沈约声律论的核心是“四声八病”说，“四声”是按照汉字读音四个声调的特点，以汉字的平声为格律中的平，以汉字中的上、去、入三声作为格律中的仄，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地将平声仄声交错使用，以构成声音的抑扬错落之美；“八病”则是列出作诗时力求不犯的八种病犯，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八病”具体为何，说法不一。）

“四声八病”是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也是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声律论，从创作实践到理论的产生，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以此为指导纲领，永明文人在创作上有了更为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形成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

藏书方面:

沈约塑像沈约喜欢书籍，收集图书达两万卷，当时京城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是南朝中国藏书第一大家。沈约不仅好藏书，亦致力藏书的利用。史乘记载，沈约注意识拔笃学之士，并在图书资料方面，尽其家藏以提供方便。尽管史乘所载，仍显粗略，但沈约的藏书理念，在只言片语中阐发得还是比较清晰的。

首先，沈约继承了东汉文学家蔡邕关于图书藏用的理念，不独藏书之私藏，且致力于藏书为人才所用，为社会所用。

其次，提出了藏书“遇贤者与之”的思想。沈约鉴于古往今来藏书家子孙失书、散书的教训，提出了“凡书多与人”，“遇贤者与之为高”的思想。

思想方面:

沈约的思想比较复杂，佛、道思想对他深有影响，沈约致力于弘扬佛法，他既积极参与事佛礼佛活动，又通过撰写诸如《形神论》、《神不灭论》等崇佛之文，将其对“空有之说”的伏膺和体悟，具体落实为对范缜“神灭论”的卖力围剿。 而在建武年间，因为齐明帝笃信道术，沈约也开始热衷于道教，期间，他写了很多体现仙道思想的作品。

虽然如此，但沈约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但他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儒士，他的儒家思想中掺杂着浓厚的道、佛思想。沈约是以儒学为本，而又佛、道兼修，三家思想兼容并蓄，从而形成了沈约独特的思想。

五、金圣叹对后世的影响？

金圣叹的评点，亦对后人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仿效模范。中国的小说批评，以李贽开其端，由金圣叹发扬和推广，小说评点的方式一直延续至20世纪初。

毛声山评点《琵琶记》，称为《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其子毛宗岗则借金圣叹之名伪撰序文赞扬《三国演义》，称之为“第一才子书”。脂砚斋批点《红楼梦》，亦模仿金圣叹，认为他最擅长发掘小说的优点。

脂批列举的一些写作技巧，如“烘云托月”、“横云断岭”、“草蛇灰线”等法，都直接源自金批。

六、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尤其是它的内容形式更是影响后世几千年。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得到最早的爱情古诗，最早的弃妇古诗，最早的怀人古诗，最早的思乡古诗。

​今天我们谈到的这首出自《诗经》的古诗，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首怀人诗作。在诗歌当中表达对故人的思念之情，我们称之为怀人诗。人和人之间有一种感情的维系，长久不见就会生出思念之情，此类主题的诗作就是怀人诗。《诗经》中的这首古诗像歌谣一般。

七、林徽因对后世的影响？

林徽因作为我国20世纪著名的建筑学家、文学家，为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保护作出奠基性的贡献。

林徽因28岁写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类型》一书，至今仍有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从1930年到1945年，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二人走遍中国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认识，从此得到了保护。通过长期的考察，林徽因、梁思成夫妇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的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的解读。

八、巴赫对后世的影响？

在巴赫之前，虽然早就有了音乐艺术及其关于音乐基本模型和普遍规律的研究与探索，但是，真正让音乐成为系统性学科研究对象，且让音乐成为一门具有严谨规范的标准化科学，却只能从巴赫开始。中国古代研究音乐的人同样大有人在，但是，音乐在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音乐的研究对象只有简单的音阶。

巴赫对音乐艺术的主要科学贡献是:首先，完成了音阶体系结构性和规范性建设，从此奠定了音乐艺术学科的重要基础。其次，创立了音乐艺术学科核心结构的标准，及其规范化模型，并一直沿用至今。再次，将声乐与伴奏分门别类，并用一整套严谨、合理、完整的创作规范。今天全球主流音乐艺术创作，依然在遵循巴赫制定的标准和规范。

九、史记对后世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十、杜甫对唐代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

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190。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

　　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

　　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所以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