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明代陈淳,徐渭花鸟画作品特点

陈淳,

他的有些作品，所画质朴，可以看出受沈周画法的影响， 从他现存作品中即可见风格和用笔，既能放得开，又能收得住。在绘画史上，陈淳与徐渭并称为白阳、青藤， 陈淳的绘画当属文人隽雅一路的，即白阳一派画家。他绘山水，效法米友仁、高克恭，水墨淋漓，颇得氤氲之气。他的泼墨之功，往往见于画烟云之中。在写意花卉方面，陈淳独得玄门，笔法挥洒自如，富有疏朗轻健的风姿，用墨设色，则如徐沁所谓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开明代写意花鸟画新格局。笔墨简洁精练，风格疏爽，追求闲适宁静的意趣。他在水墨的表现上，能掌握生纸性能，使墨与水分开，从而产生前所未有的种种微妙变化。明清以来画家，尤其在花鸟画方面，受他的影响很深。他与徐渭齐名，人称“青藤、白阳”。

徐渭

他的写意水墨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笔简意赅，用墨多用泼墨，很少着色，层次分明，虚实相生，水墨淋漓，生动无比。他又融劲健的笔法于画中，书与画相得益彰，给人以丰富的想象。

徐渭的泼墨写意花鸟画，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鸟画，兼收各家之长而不为所限，大胆变革，极具创造力。其写意画，无论是花卉还是花鸟，皆一挥而就，一切尽在似与不似之间，对笔下的四时花木，画家运用勾、点、泼、皴等多种笔墨形态，将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隽秀、竹子之萧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洁的神韵刻画的入木三分，分别舒展九尺与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冲画外，不见首尾，与密如骤雨的葡萄、虬如蟠龙的藤蔓构成了巨大的张力，充溢在画面中的纵横之气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实倒挂枝头，水鲜嫩欲滴，形象生动，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风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写意花卉的风格。丰富的运动轨迹与浓淡、徐疾、大小、干湿、疏密程度各异的笔踪墨韵，无不具备振笔疾书的即兴性和不可重复性，呈现出中国绘画中最为强烈的抽象表现主义。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艺术的加工，使其蕴含某种内在的气质、精神，这种气质、精神又使欣赏者有如临其境之感。徐渭笔下的南瓜、菊花图，一气呵成，驱墨如云，气势逼人，同时又恰如其分的驾驭笔墨，轻重、浓淡、疏密、干湿极富变化。墨法上既呈随意浸渗的墨晕，又见控制得宜的浓淡。虽然被徐渭自称“戏抹”，然而在写意中仍生动的传达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韵。它的梧桐图，只以泼墨笔法绘其一小部分，却有使人联想到挺拔正直的参天梧桐。正如翁方纲所说：“纸才一尺树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庐。恐是磊落千丈气，夜半被酒歌嘘唏。” （《复初斋诗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笔法，在似与不似之间，为欣赏者营造出一片开阔的审美天地。

别拿画符不当书法，道士抓鬼咒都能甩中书协几条街

一、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

符箓，又称“神符”、“符字”、“墨符”、“丹书”等，是一种用朱或墨画于黄色纸、帛上或木板上的特殊符号，形似箓书，难以辨认，给人神秘莫测之感。《玄门大义》解释说：“（神符）即龙章凤箓之文，灵迹符书之字是也。”道教认为，这种符号文字，是仿天上“三元五德八会”之炁，自然结成“天书云炁”而产生的。相传道教符最早来自黄帝“云书”。黄帝善作云书，故以云为纪。“云书”是以流云为主要模拟对象的一种书法。云书在秦汉之际演变为“神符”，古人相信天神是以云彩的形式显现出来的图纹或篆文，于是方士、道士将它记录下来，便是神符。

平安符

书符者“以道之精黑，布之简墨，会物之精黑，可以却邪伪、辅正真，召会群灵，制御生死，保持劫运，安镇五方。”也就是说，道士画神符，具有召神劾鬼，镇邪扶正，消灾去病，保佑平安的神奇作用。神符的内容，一般为神仙的名讳、形貌、符咒等。神符是以意念为载体，沟通人与神关系的信息通道。道门中人认为：“画符不知窍，反惹鬼神笑，画符若知窍，惊得鬼神叫。”符箓对于道士来说是极为重要和神秘的，是与上天神灵交流的密码。

道教符箓虽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但从形式上看，符箓又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书法艺术形式。早期道教符箓，基本上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代隶书若干字的结合。因此，画符就成了具有独特意味的道教书法。后来，道教为了加强神秘感，对汉字作了大胆的变形，突破了字体笔画的束缚，并吸收了古代各种字体的写法，特别是吸收了草书的写法，创造出人们难以辨认的一种文字。

但符箓也不是道士随意所为的产物，而是有着一定规律的独特文字。唐代书论家张怀瑾曾说：“案道家相传，则有天皇、地皇、人皇之书各数百言，其文犹在，象如符印，而不传其音指。”明代陈继儒《记道家书》也说：“道家书学详见于三洞经教部”，他认为道教书体共有32种，包括“本文”、“云箓”、“八体六书”、“符号”、“八显”、“玉字诀”、“皇文帝书”、“天书”、“龙章”、“风文”、“玉牒金书”、“石字”、“题素”、“玉字”、“玉箓”、“玉篇”、“文生柬”、“玉札”、“丹书”、“玉策”、“福运之书”、“白银之编”、“赤书”、“火炼真文”、“金壶墨汁字”、“琼札”、“紫字”、“自然之字”、“会成字”、“琅简芯书”、“石硕”、“琅简蕊书”等。

道教的这些书体，对于一般人来说犹如天书，无法辨认，就连宋代大书法家苏轼也望字兴叹。他在《天箓记》中说：“（道教方士之书）笔势奇妙，而字不可识。”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认为，道教的书法“其书类飞白而不真，笔势遒劲，莫能传学。”可见，道教书法有自己的体系和要求，它既是中国传统书法的组成部分，又不同于一般书法。它对文字的大胆突破，进行富于想象的变化，使道教画符具有不可否认的审美价值。

陶宗仪《书史会要》书影 

二、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

对于道教书法的特征，陶弘景有过论述。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字通明，自称华阳隐居，又号华阳陶隐、华阳真人等，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是南北朝梁代著名的道教人物，茅山宗的创始人，对道教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一生著述甚多，除道教著述外，还著有天文、历算、地理、兵学、医药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书论家。

关于道教书法，他在《记仙书》一书中认为，道教书法的主要特征是“实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无象”，这实际上是老子的“道”在书法中的体现。他还将道教书法分为两大系列：“今三元八会之书，皇上太极高真清仙之所用也；云箓光明之章，今所见神灵符书之字是也。”陶弘景认为，道教书法不同于“世间长书”，只能“冥中自相参解。”陶弘景的《论书启》也谈论书法创作，是后人收集在一起，汇编而成的著作，共九篇，包括陶弘景五篇，梁武帝萧衍批答四篇。

道教的画符、书法，以及道教的宇宙论，对文人士大夫们的书法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道教信仰者。他在《白云先生书诀》中说：“天台绿真谓予曰，子虽至矣，而未善也。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宝齐贵，万古能名。”由此可见，他的书法艺术，受到了道教书法的浸染。

到了唐代，由于上层社会崇尚道教，使道教得以迅速发展。社会上道教的流行，必然给书法带来重要的影响。虞世南、李邕都崇尚道教，他们的书法，带有明显的道教书法特征。道教书法，对唐代草书的影响更为直接。信仰道教的大书法家张旭，他的狂草艺术，直接受益于道教宇宙论和狂奔宣泄的道教符箓。宋代著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艺术，也都从道教书法中得到了启迪。

张旭书古诗四帖局部

道教书法艺术在当今的道教界得以继承和发扬，很多道士在修道的同时，把书法作为宁神静气的一种方式，勤于书画，书法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很多高道，在书法界也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