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越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藉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我们再次领略江南的人文气息，品读这一方山水间千年不绝的韵味，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回乡之旅。

荷尔德林曾经说过：“人，诗意地栖息于大地之上。”江南在中国历史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地域概念，而更应理解为一种文化概念。这片诗意的土地，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接纳了无数疲惫的灵魂。

江南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它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公元四世纪，晋室南渡，在南京建立政权。此后，宋、齐、梁、陈依次更迭，统治江南达272年之久。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北分治，大大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五代时期，吴、吴越、南唐相继在江南割据，江南地区日益繁荣。特别是公元十二世纪，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据史书记载：“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江南已完全拥有与北方抗衡的实力。

然而，历代定都江南的朝廷，似乎无一例外地，缺乏统一中国的魄力和雄心。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在秦淮烟水姑苏画廊西湖山色间，消磨殆尽。即便是汹涌如斯的钱江潮，也只能激起文人墨客的几声赞叹，却激不起统治者的半分豪情。于是，“偏安江左”，就成为中国史册中一个无可奈何却又顺理成章的词汇。

军事上的孱弱苍白，反倒成就了江南地区的安宁，使其不至像中原那样赤地千里、战火纷飞。与此同时，江南文化从不同方面展现出盎然的生机：诗词歌赋、音乐美术、宗教哲学……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一大串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萧衍、沈约、萧统、王羲之、谢灵运、谢朓、庾信、江淹、李煜、范仲淹、王安石、陆游、唐寅、文徵明、顾炎武、钱谦益、龚贤、李渔、袁枚以及唐宋以来大批的诗人词人，其中包括文治武功的君王，名位隆显的重臣，落魄江湖的世族，孤独寂寞的太子，长歌当哭的后主，历经世变的遗民，告老还乡的罢相，钻营仕途的考生，寄情青楼的名士，息影林泉的隐士，怀古伤今的吟者等等。每个人都以其特有的灵性，在江南尽情挥洒不羁的才华，同时也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留下江南的丽影，留下自身的生命烙印。

江南无疑是美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是南梁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看似闲情的一笔。据说叛降北魏的陈伯之，面对字里行间的故国风光，骤然思乡，很快率众归梁。“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的词句至今脍炙人口，而《忆江南》这一词牌也千古流传。“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这是刘禹锡在金陵徘徊。“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是杜牧在扬州游览。“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是苏轼在西湖泛舟。“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又是韦庄的赞叹了。杏花春雨的江南是这般绮丽，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而文人的生花妙笔，又使江南的自然风光更添姿色。无怪乎金主完颜亮读到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后，便欲兴师南下，“立马吴山”了。

不独完颜亮，富饶美丽的江南，曾吸引无数塞北首领垂涎的目光。胡人的铁骑，多少次越过长江，企图用刀与剑、血与火，征服这方土地。然而，游牧民族的戾气，反被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包容。可以说，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南向牧马，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长大了，成熟了，它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了。

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形象，并不完全是江南真实的样子，而是人们希望江南应该有的形象。“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地编织的一个梦。江南二字，经过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苦心经营、情感浸润，更多地成了一种人文概念。

其实江南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终极追求：乌托邦情结。这种情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中原的厚重底蕴无法满足人们的渴望时，江南，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栖居地，世外桃源。

如今，当物质与功利成为一些人追逐的目标时，我们再次想到了江南。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潜伏隐跃的不是别的，正是历史，正是诗意的灵魂。唯有重新拾起这深藏于吴风楚韵中的文化碎片，才不至于在工业文明的喧嚣中失语；也只有踏上回归江南之旅，才能让我们体会到神州大地对华夏子孙的脉脉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