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拥冯以自重，联合各反蒋势力，高张反蒋大旗，咄咄逼人。冯玉祥在羁留山西八个多月后，于1930年3月8日携一致反蒋协议，与阎锡山话别，返回所部，部署反蒋军事。5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对阎、冯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在此期间，贾景德曾肩负阎锡山的秘密使命，到郑州往见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阎锡山下野，贾景德一度淡出政坛。

1932年2月，阎锡山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后，贾景德复出，就任非他莫属的绥署秘书长。1934年12月17日，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字子明）病逝。阎锡山在回河边村守孝服丧期间，为表姿态，报请中央开去本兼各职，所有太原绥靖公署公务，着由秘书长贾景德代拆代行。也就是在这一年，贾景德在他家乡沁水端氏大兴土木建筑“贾府”，翻修祖茔，并自撰墓志铭。1936年，在太原汇刻《沁水贾氏茔庙石刻文稿》出版。

星转斗移，时间的年轮定格在了1936年12月12日。这一天，西北“剿总”司令张学良、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二将军为逼蒋抗日，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的次日，张、杨一面以其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通电全国，一面分别致电各地方实力派，“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阎锡山在收到张杨两电（一是致各地方实力派的“靖机电”，一是张学良专致阎，说明并非囚蒋，乃请其容共团结，一致对日的“元未电”）后，当夜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协商，赵戴文、徐永昌、贾景德、朱绶光、杨爱源、孙楚、周玳、王靖国、赵承绶等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何以自处。阎锡山先为会议定调：“汉卿（张学良）、虎城，是个傀儡，此事幕后必为中共所指使。”少顷，阎锡山两手交叉于背后，边走边交待贾景德拟一封给张杨的复电。这边会议继续进行，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或指责张杨扣押领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或分析事变背后之隐情；或主张讨伐；或主张调解。那边贾景德，揣摸阎锡山的心思，略运文心，命笔成文：

“两兄靖机电及汉兄元未电均诵悉。环读再三，惊痛无似，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前在洛阳时（指是年10月31日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阎锡山曾与张学良就停战抗日向蒋介石进谏之事），汉卿兄曾涕泣而道，以为介公有救国之决心。今兄等是否更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为乎？记曾劝汉卿兄云，今日国家危险极矣，不洽之争论，结果与国不利，当徐图商洽。不洽之争论，尚且不利国家，今兄等行此断然之行为，增加国人之忧虑，弟为国家，为兄等，动无限之悲痛，请兄等亮察，善自图之。”

阎电发出，一连五个“乎”，语惊四座，引起各方关注。张杨立即回电，一面表示对“绥远抗战的佩仰”，一面解释“请蒋暂留”的目的――“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并派李金洲为代表，赴并见阎，面呈详情。南京方面亦把阎锡山视为重要角色，时任行政院长、主持南京政务的孔祥熙明确指出：“阎伯川的地位很重要，无论讨伐和调停都要派人去问他的意见，同他商量或请他调停。”阎锡山因此而再一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时间很短――随着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返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风光不再――但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着实让阎锡山过了一把瘾。真可谓一枝秃笔，胜过十万毛瑟。 1937年，抗战军兴，太原绥靖公署改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然而，不管机构如何变化，只要阎锡山做长官，贾景德的秘书长地位就不会改变。11月，太原失守，贾景德随二战区长官部撤退到临汾。1938年春，日军南下，临汾陷落，阎锡山率部再退晋西，并一度驻于陕北宜川。贾景德奉命率领省政府的部分人员和物资先撤退到西安，后来以陕西三原东里堡为基地。

1941年，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亲笔致函阎锡山，“国家危难已极，只要你我两人精诚合作，必能转危为安。请派玉（煜）如先生常驻中央，加强联络，随时晤谈。”阎锡山则这样评价他的秘书长：“煜如日夜在公，公尔（而）忘私者。”是年12月27日，贾景德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同时，任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法规委员会委员，常驻陪都重庆，沟通蒋阎关系。

在贾景德赴重庆任职前后，阎锡山开始了与日本军方的接触谈判。早在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制定了一套所谓的“谋略计划”，规定对中国各派地方军进行瓦解和诱降工作，阎锡山作为其瓦解诱降的主要目标，被列为“狸工作”。1939年，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鉴于“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的分析，责成华北方面军专负其责，易称“伯工作”。此后，日本军方加紧了对阎锡山的诱降活动。

1939年岁末的“晋西事变”后，阎锡山及其二战区面临着空前的困难。对此，阎锡山这样说：“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要借抗战的名消灭咱，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了。”就在阎锡山敏锐地感到发生了存在危机的关头，1940年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田中隆吉责成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派人前往晋西设法与阎锡山联络。急于摆脱困境的阎锡山由此开始了与日本方面的长期接触。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谈判一直持续到1942年5月。

1942年，由于互不履行协议，阎锡山与日方的关系显得有些紧张。1月，日方要求阎锡山履行前此达成的《汾阳协议》；2月，日方对阎锡山提出通牒；3月，对晋绥军实施攻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与日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阎锡山准备亲自出面会会日方代表。四五月间，为下一步的行动预作准备，已在重庆就任铨叙部长的贾景德被阎锡山电召回二战区长官部驻地山西吉县克难坡。

回到二战区的贾景德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阎锡山起草一份秘密文书《亚盟宣言》。为了避免干扰，贾景德和阎锡山住到离克难坡约三公里的古贤村寓所，只带了徐崇寿和陈过两个秘书（为抄写便利）。徐崇寿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记得是一个下午，侍从长张逢吉到七间房（侍从秘书办公室）对我和陈过传阎的话：‘带上简单的行李用具，随会长到古贤村，内勤队备马送去。’古贤村是距克难坡不远的一个小村。人马沿着羊肠小道，在一条两旁土崖壁立的沟内行进。上到崖头，看见一片黄土高垣上有一住户不多的小村。阎下榻于早为他准备的窑洞内。我们到了之后，当晚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长贾景德亦抵此，安顿在阎住房之对面西屋内。后来才知是阎电召贾由重庆返回，共同起草《亚盟宣言》的。避居古贤村是为了躲开克难坡其它公务之干扰，而便于集中精力研商《宣言》之措词。”“每天饭毕稍事休息之后，贾即来到阎的窑洞内开始草拟工作。炕中置一小木桌，阎、贾二人盘坐炕上，口拟词句，我与陈过立于地下伏桌以毛笔记录。”草拟工作如此这般，持续了数日方告结束。

所谓《亚盟宣言》，实际是一个建议性的文本，可能是阎锡山准备在与日方的进一步接触中用来装点门面的。据少数几个得悉其详者透露，大意是说，亚洲之国，日本为先进，中国、印度为大国，东亚问题之中心是中日印三国。应集合各国民族之优秀者，组织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协谋亚洲民族之解放，并建立亚洲大同盟。亚洲同盟，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有无相通，长短互助，以自荣达到共荣，以共荣增进自荣。文末是设问的口气：“以天下为公成世界大同，岂徒亚洲之幸，亦世界之福也。日本人士，其有意乎！？”

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吉县安平村与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会晤。会上，阎锡山以演讲的形式谈了《宣言》的主要观点――亚洲同盟、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等。后因会晤不欢而散――日方置“不拍照”的承诺于不顾，不仅拍了照，还摄了电影；且态度蛮横恶劣。阎锡山不满于日方的表现，遂生“鸿门宴”的怀疑，不辞而别――《宣言》没有交给日方。有资料说，《亚盟宣言》由阎锡山责成手下的留英美学人译成英文，曾托人送交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参阅。作为一份流产的文本，《亚盟宣言》本身的价值无关宏旨。重要的在于透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到贾景德与阎锡山非同寻常的关系，一方面是阎在政治上对贾的无比信任和依托，另一方面是贾对阎的思想意图的深刻领会和忠诚不二。也就是在起草《亚盟宣言》的时候，贾景德曾对身边的秘书说，“会长从民元到今，几十年内国家元首更迭不少，但他却稳坐山西，功在国家，名在中外。”钦佩服膺之情溢于言表。 身为重要辅弼，贾景德对阎锡山可以说是从无二心，至忠至诚。但是，贾景德毕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学问才识俱佳――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子明先生暨原配曲夫人合葬墓志铭，由五台赵戴文撰文、沁水贾景德书丹、榆次常赞春（清末举人，1913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山西著名书画家）篆盖，文书篆珠联璧合，被时人称为“三绝碑”。这就决定了他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不是人云亦云。

1943年，与整个抗日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开始转败为胜的大形势不同，偏安晋西一隅的阎锡山面临着重重困难――由于后方控制区的萎缩和日军严密的经济封锁（1942年安平会晤后，谈判破裂。日军开始进攻汾南，在稷王山一带将晋绥军第三十四军击溃，并扬言进攻二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吉县。同时，日军对晋西广大地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兵员日益不足，补给日趋紧张――其正规部队第六十一军、第十九军，每连官兵最多者不过六七十人，少则二三十人；长官部及省政府等单位夜间照明用的是羊油所制之土蜡烛；明文规定全战区军人吃头等饭，其余人员吃二等饭，而头等饭的主食只有小米五两。对此阎锡山曾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今天的困难，是种地的人少，打仗的人少。”为了摆脱困境，阎锡山从1944年春开始在晋西地区推行“兵农合一”。其具体做法是：

1、编组互助。即以自然村为单位，把村中十八岁至四十七岁的役龄壮丁（免役、缓役、禁役、停役的除外），不管其在村不在村，统一每三人编为一个兵役互助组，其中一人为常备兵，入营服役，二人为国民兵在家领种份地。国民兵每年共出米麦五石、棉花十斤给常备兵家属。常备兵三年服役（工、骑、炮兵为四年）期满后回村入组劳动，由组内另出一人为常备兵，依此类推。

2、划分份地。即把村中土地以年产量二十石为一份，划分为若干份地，优劣远近搭配。每一个国民兵领一份，份地不足时两人合领一份，份地有剩余时可借耕。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按规定收取租金。

3、平均粮银。即把划入份地的田赋，重重加以平均。各县原有粮银以不增不减为原则，偏高偏低时由村“调剂”、县“补救”。

按阎锡山的设想，实行“兵农合一”，既能缓解兵员不足（三丁抽一，兵源得到了保证），又能间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通过划分份地，使人人有地种），完粮纳赋，补给也就自然有了。但是推行的结果是农民负担更加重了，农民不堪重负――孝义县一二区，每亩地产量最高者小麦一官石二斗，最低者四官斗，平均约为八官斗（240斤）。每亩粮银九分四厘，加上田赋、地租、随赋负担等，折算下来每份地即需要负担41石一斗七升二合，而依平均亩产量八斗计，每份地的收成则只有四十八石，所剩不及七石。若再去掉饲料等项，实际所剩无几。因此，“兵农合一”一开始就不受老百姓欢迎。抗战胜利，阎锡山的控制范围扩大到同蒲路中段及正太铁路沿线地区。为了加强统治、适应内战的需要，阎锡山把在晋西实施的“兵农合一”强行推广于上述地区，搞得民怨沸腾。

对于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贾景德不仅不肯苟同，而且反复谏言。1946年12月，贾景德与孔祥熙、温寿泉、赵丕廉、徐永昌等联名致函阎锡山，指出：“现在山西省府统治下之人民，逃至平津汴洛及西安等处者日益增加。大多衣食无着，颠连困苦，其状甚惨。在抗战时期图避敌寇而逃，或在共产党占据区域不堪压迫而逃，尚不足怪。今省府收复区内竟亦有此现象，殊出意外。”据逃难者陈述及调查得知，“推行兵农合一，将社会基础根本改造；征粮工作及其它一切摊派竭泽而渔；地方及乡村干部组织庞大、职权太高、分工复杂、生杀予夺、勒索凌辱，人民不堪其苦”。有鉴于此，建议“迅速停止‘兵农合一’办法”，“撤销地方乡村各级干部，村长改由民选”，“取消一切不合理之摊派”等。

接着，贾景德又于次年1月单独致电阎锡山，婉言进谏：“众口铄金，天下事只要真理存在，将来必有实行之日，不必成功自我。请默运渊怀，将兵农合一试办区缩小，一面试行制度，一面容纳众意，以慰共望。”

贾景德苦心可鉴，阎锡山虽表示理解，但仍固执己见。在回复贾景德的电文中称：“煜如：江辰电悉，你以极大的热忱，欲完成我的历史，不愿人有所訾议，在你是很表道义，此间同人接读之后，无不钦感。惟兵农合一为救国救乡之惟一途径，我既认识此，主张此，又在元首前建议当面承诺在山西试办此，按之当前山西环境亦诚需要此。不变更此主张，不委卸此责任，此即我追随国父的革命人格，报效党国的革命历史，一切牺牲在所不惜，毁誉成败，更非所敢计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托尔斯泰主张劳动即持锹而死于工地，此其行符于言也。我既主张兵农合一，我还能不在兵农合一上牺牲一切，否则无以对元首，无以对国家，更无以对桑梓。此系山西安危所关，本党存亡所系，我绝非固执己见也。”话已至此，只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了。

汉南鼙鼓，塞北烟尘，溯平生百战功勋，万事盖棺空，死到沙场成定论； 荆璞藏珍，岘碑堕泪，看此地名山孕育，千秋遗爱生，新菅祠庙妥忠魂。 ――题湖北南漳张自忠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