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书写应轻松、活泼、迅捷，掌握好疾与迟、动与静的结合。墨色安排上应首字为浓，末字为枯。线条长细短粗，轻重适宜，浓淡相间。和草书差不多，但没那么草。因此行书也是许多书法家都喜欢的书法字体，那么这一书法字体与我们的古诗词的融合，会创作出什么惊人的作品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诗词行书书法作品，希望对你有用!

古诗词行书书法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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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书的五大流派

1、二王行书的概念。书法史上的二王，指的是东晋时期的王羲之(307-365)和王献之(344-386)父子二人。晋代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是晋代最杰出的代表。尤其是他们开创的行书流派，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行书源头。王羲之行书偏于行楷，王献之行书偏于行草。王羲之行书用笔内K，以骨力洞达胜出。王献之行书用笔外拓，以筋力中圆胜出。王羲之行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尺牍书法，如《王羲之传本墨迹》等，这是王羲之行书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类。

学写行书，使转之法是一个重要的用笔方法。不会使转，就无法表达笔笔“分得清、脱得开、合得拢、粘得住”的行书所特有的艺术效果。分得清讲的是笔笔交代清楚;粘得住讲的是笔笔气脉贯通。好的使转之笔，转折时须暗过而不露痕迹，其关联处如银丝盘曲。再次，要注意他的锋的运用。锋在何处?锋在笔尖的端处。笔锋要坚持做到时时锐利而勿使折损，笔身要坚持做到常常直立而勿使屈曲，笔毫要坚持做到时时齐整而勿使扭曲，笔尖要坚持做到常常集聚而勿使松散。又次，临帖的早期阶段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重在“似”上下功夫。但是，临帖的后期阶段则最忌做字帖的奴隶。有的人老是拘泥于碑帖的外形，只知道依样画葫芦，搞复印式的临摹，那是徒劳的。一定要“遗貌取神”，要着重在得其笔意上下功夫。

2、颜真卿行书《祭侄稿》的意义。颜真卿(709-785)是中国书学史上，继“二王”以后的又一座艺术丰碑。《祭侄稿》是颜真卿悼念亡侄季明的祭文草稿。作品的文字是在追悼安史之乱中牺牲的兄长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的，尤其是颜季明正当英年，颜真卿怀着对骨肉亲人的沉痛悲悼有感而发，一泻千里、不拘成法，终成千古绝唱。颜真卿书法大胆吸收了篆书线条的特性，在二王行书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派。他一变古法，字成一格，对后世影响极大。王羲之书法纤瘦妍媚，颜真卿书法肥腴雄强。王羲之用的是指力，颜真卿用的是腕力。王羲之墨色温润，颜真卿墨色苍涩。王羲之用笔精到细腻，颜真卿用笔信手拈来。王羲之章法完美极致，颜真卿章法震撼强烈。颜真卿的书法擅长于以情感主宰笔墨，他情感激越，神韵高远，笔力厚重，气势磅礴，雄奇飞动，遒丽天成。《祭侄稿》全篇结构宽博平正，开合聚散洒脱不羁，雍容大度狂而不野。通览全篇，无论是用笔、结体和章法，都极尽变化而自然和谐、浑然一体。

3、宋人尚意书法的意义。纵观中国书法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划分这两个阶段的界限则是在唐代。人们通常以为，唐代以前是书法的探索阶段，唐代以后是书法发展的成熟阶段。而使书法艺术能得以达到更加贴近人性化的意义，则是在宋人尚意书法出现以后。而宋人尚意书法所以能得以出现的先驱者，则是五代书家杨凝式。杨凝式(873-954)传世作品并不多，《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是其行楷书的代表作。《韭花帖》体态整洁秀雅，二王书风毕现，魏晋风神十足。其善移点画，大胆布白，似斜反正，行气宽松，疏敛淡远，肆意洒脱的经典书风，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一反《韭花帖》内敛神韵而景象极为茂盛。此外，《夏热帖》、《神仙起居帖》笔势纵肆，清逸飞动，风格各异，审美跨度之大，令人赞叹不已。杨凝式是唐宋间的过度书家，更是承唐启宋，为后人打开尚意书风奠定了基础。

在宋代，还有一个被称之为“中国书法宿影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名字叫米芾(1051-1107)。在历代众多的书家中，米芾的行书对后代影响最大。关于米芾的学书道路，他有一段自述：“入学之理，在先写壁，作书必悬手，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学颜，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锺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诅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从这段自述来看，他走的是一条由浅入深、博采众长、择善而从、食古能化、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道路。苏轼称赞他的行书是：“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锺、王并行。”范成大称赞他的行书是：“・・・・・・用大令笔意，稍跌宕遂自成一落千丈家。”米芾二王功夫精深，尤得力于小王，后人称他的“天真超越于王献之。”传为王献之《中秋帖》，有人疑为是米芾的临本。米芾的书法，用笔常常成竹在胸而沉着飞动，下笔凝重而随意痛快，笔墨淋漓而神采飞扬。米芾自称：“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后人即称他为“八面出锋”。他落笔重而中间稍轻，在转折处常常提笔侧锋直转而下。在钩笔的使用上，比别人多了一个蓄势顿挫的动作。米字的结体常常又是随意赋形、欹正相济、多姿多彩。在章法上，字群的排列常常又是十分的强烈，大凡大小、粗细、方圆、开合、疏密、虚实、欹正、长短等，都有出奇不意的表现。虚锋入字，以势取胜;劲健妩媚，贯气流畅;把笔轻灵，使锋飘逸;八面出锋，妙用虚笔等技巧，都是有志于学米书者们值得注意的事情。其行书的代表作有《蜀素帖》、《苕溪帖》等。

4、古意平淡的赵孟\与董其昌。学习行书，“二王”无疑是正脉，偏离这个主线，凭小聪明走捷径的，大都易犯轻浮急噪、浅薄无知的毛病。赵孟\与董其昌，是“二王”正脉系统中的杰出代表，是历史上少有的全能书家，应该对他们引起足够的重视。赵孟\(1254-1322)的意义在于自宋以后，书法界普遍存在着“重意轻法”的问题的时候，赵孟\向人们提出了反思，他提议要复兴魏晋古法，大胆地打出了“贵有古意”的复古旗号。于是，在中国书法的发展史上，又发生了第三次大的变革，为大开元明书法新风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沉溺于古法之中，深入“二王”而不为所囿。正如宋濂所说：“今人临‘二王’书，不过随人作计，如卖花担上看桃李耳。若赵公乃枝头叶底见其活精神者，此未易俗子道也。”唐人学“二王”得其形而失其韵，宋人学“二王”则得其韵而失其形，惟有赵公学“二王”能形神俱得，连董其昌、傅山到晚年时都对他赞叹不已。

正由于董其昌的出现，他为明末形成的书法流派，起到了开宗立派的先导作用。董其昌精于用笔，并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作书须提得笔起。何为起，何为结，不可信笔，后代人皆信笔耳。发笔处便要提得笔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传语。盖用笔之难，难在遒劲，而遒劲非是努笔木强之谓，乃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辄能起董其昌的墨法也非常讲究，浓淡枯湿，曲尽其妙。学书之人若能于墨法一道有所用心，便是高人一头的表现。董其昌善用淡墨，常常以虚和取韵，志在追求明净爽洁、清润闲逸的风格。他的书法作品，疏朗畅达，高古典雅，看似形散而神不散，字里行间气脉贯通，绝不流露出一丁点的浮躁之气，是书坛当之无愧的一代大家。其代表作有《赤壁赋》、《月赋》、《解学龙告身》等。

5、明清时期的行书名家。明清时期的书法，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其中较为著名的书家有黄道周、王铎、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张瑞图、倪元璐、何绍基、杨守敬、傅山、赵之谦等。在明代书法家中，黄道周(1585-1646)的行草书对当今书坛的影响很大。当今书坛巨匠潘天寿、来楚生、沙孟海，都对黄道周风格有过深入的研究。黄道周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他与王铎、倪元璐被誉为“三狂人”。黄道周除了行草书很突出以外，他的小楷也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在他的书作中，有“间出己意”的创造精神，更有浓烈的传统功力。他的小楷取法锺繇，一变锺繇严整规正之风，而突现随意不羁的风格。在他的其他书作中也不难看出，除了有锺繇、王羲之意韵外，还有许多圆润的隶意。许多人以为写字要秀，要挺拔。孰不知，太秀了易犯纤弱的毛病，太挺拔了易犯板滞的毛病。

在结体上，他又努力打破端正和匀称的常格，以偏代正。时而左右错落，时而避让穿插，时而舒朗而宽绰，时而紧敛而结密。在章法上，他的字距特密，行距特疏。特疏的行距，正好为字势左右参差、错落、宽绰、结密服务留有馀地，从而使自己的章法呈现出“纵向紧密、横向舒朗”的对比性，产生了强烈的律动和反差。倪元璐的行书也颇具特色，用笔爽快，挥运之中加以明显的涩笔，用墨之中浓淡枯湿自然相生。在字形结构上，常常把字的右上角部位微微耸起，把字的左下角部位微微伸长，字势奇宕险绝，节奏感十分强烈。至于清代书法，就帖学而言，由于官阁体的盛行，书法艺术可以说是走上了穷途末路。然而，清代书法的发展也有一个很好的契机，那就是有大量古代碑版出土，使得不少有识之士终于猛醒，在他们的大声疾呼和倡导下，清代书法则走上了一条大兴碑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