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画家的简历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德清县茅山村(今属干山乡)人，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 管道升自幼聪慧，能诗善画，嫁赵孟頫，册封魏国夫人。元延裆六年五月十日病卒，葬东衡里戏台山(今洛舍乡东衡村)。擅画墨竹，笔意清绝。又工山水、佛像、诗文书法。著《墨竹谱》1卷。传世作品有《水竹图卷》、《秋深帖》、《山楼绣佛图》、《长明庵图》等。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他在字画方面都颇有造诣，赵孟頫官居江浙儒学提举，是一位文化高官。
明代最著名的十位女画家
柳如是（1618－1664年），本姓杨，名爱儿，字如是，号影怜、河东君，江苏吴江人。早年曾为南京名妓，后归“东林领袖”钱谦益为妾。她博考群籍，能书擅画，与黄媛介为诗、画密友。柳如是虽赋才情，但流存下的画作甚少。
顾眉（1619－1664年），字眉生，一字眉庄，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秦淮名妓，后为崇祯进士龚鼎孳（字孝升）宠妾，改姓徐，号善财君、梅生，时称横波夫人。她才貌双全，精诗擅画，通晓音律。尤以撇笔画墨兰为人称绝，与以画兰著称的马守真难分伯仲。清张庚《国朝画征录》称其：“工墨兰，独出己意，不袭前人法。”古代女画家无论闺阁还是妓家，她们的画不为人所重，其原因之一是她们在创作上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顾眉画兰能不袭前人之法，实属难得。
李因（1610－1685年），字今生，号是庵、龛山逸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为江浙名妓，后嫁光禄寺少卿葛征奇为妾。她擅墨笔山水、花鸟。山水法宋人米芾、米友仁父子，多用水墨点染，“以烟云掩映树石”。花鸟画在师法明中晚期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的写意画风基础上，又以自然为师，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她最终在创作上避开了女画家惯有的构图小气、笔致纤弱等弊病，以潇洒随意及疏爽隽逸的艺术风貌备受时人赞许。
文俶（1595—1634年），字端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画家文从简女，文徵明玄孙女，精于花草虫蝶画的创作。花鸟画是女性画家们最热衷表现的题材，出于女性细腻的情感和她们对花鸟特有的偏爱，及花鸟具有托物言志、比兴的审美意趣，促使深居中的女子，对自己生活中最常见的花鸟加以表现并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模，文俶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明末钱谦益给予文俶的艺术极高的评价：“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以为本朝独绝。”清代张庚在《国朝画征续录》中则赋予文俶更高的赞誉：“吴中闺秀工丹青者，三百年来推文俶为独绝云。”
薛素素（生卒年不详），名薛五，字润娘，号雪素。她是位相貌俊美，而于诗文、书画、箫、弈、马术、刺绣等又无所不能的江南名妓。绘画上的造诣更使她从容地走进文人们的笔墨酬答之中。她“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胡应麟《甲乙剩言》）
方维仪（1585－1668年），名仲贤，字维仪，桐城(今属安徽)人。人物画创作在女性画家的笔下较为丰富，既有仕女画，又有宗教人物画、还有反映男性社会生活方面的作品。这其中表现救苦救难教义的佛像画最多，妇女们既已坠入尘寰中的苦境，自然向往解脱痛苦。方维仪便因命运坎坷多难，导致她毕生以虔诚之心绘制带有救苦救难教义的观音、罗汉像，以求精神上的寄托。
马守真（1548－1604年），小字玄儿、月娇，号湘兰，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秦淮名妓。她聪颖机敏，能诗擅画，又轻财重义。其往来于文人墨客间，尤与文士王稚登（字伯谷）最为友善。马守真以画兰之精、画兰之专而名扬江南，因此自号“马湘兰”。其作品不注重对兰之外在形态的细致刻划，而重在通过对兰的描绘抒发内心之逸气。其笔下之兰具有脱俗的飘逸之气与野趣，与男性文人画家，尤其是“吴门画派”中文徵明等人的花卉有着更多的相近之处，反映了妓家对男性文人画家的迎合性及师承性。
李翠兰，生平不详，擅以宋李公麟白描法创作人物画，线条外柔内刚，富有表现力度。
仇珠（生卒年不详），活跃于明代中期，号杜陵内史，原籍江苏太仓，寓居吴郡。当女性在封建社会的重重伦理道德的束缚下，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婚姻中不自主时，她们的绘画艺术亦不为社会所关注，只是在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中才有关于她们简单而重复的记载。仇珠仅知为“吴门画派”画家仇英之女。她自幼观父作画，渐通笔墨之道，深受仇英工笔重彩人物画风的影响，擅绘仕女画，笔致工细精整，设色于明丽鲜亮中毫无媚俗浮躁之气。
傅道坤（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影响，喜书擅画，“尤工山水，唐宋名画，临摹逼真，笔意清丽，神色飞动，咸比之管夫人。”（明姜绍书《无声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