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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画家的简历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德清县茅山村(今属干山乡)人,元代著名的女性书法家、画家、诗词创作家。 管道升自幼聪慧,能诗善画,嫁赵孟頫,册封魏国夫人。元延裆六年五月十日病卒,葬东衡里戏台山(今洛舍乡东衡村)。擅画墨竹,笔意清绝。又工山水、佛像、诗文书法。著《墨竹谱》1卷。传世作品有《水竹图卷》、《秋深帖》、《山楼绣佛图》、《长明庵图》等。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他在字画方面都颇有造诣,赵孟頫官居江浙儒学提举,是一位文化高官。

明代最著名的十位女画家

柳如是(1618-1664年),本姓杨,名爱儿,字如是,号影怜、河东君,江苏吴江人。早年曾为南京名妓,后归“东林领袖”钱谦益为妾。她博考群籍,能书擅画,与黄媛介为诗、画密友。柳如是虽赋才情,但流存下的画作甚少。

顾眉(1619-1664年),字眉生,一字眉庄,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秦淮名妓,后为崇祯进士龚鼎孳(字孝升)宠妾,改姓徐,号善财君、梅生,时称横波夫人。她才貌双全,精诗擅画,通晓音律。尤以撇笔画墨兰为人称绝,与以画兰著称的马守真难分伯仲。清张庚《国朝画征录》称其:“工墨兰,独出己意,不袭前人法。”古代女画家无论闺阁还是妓家,她们的画不为人所重,其原因之一是她们在创作上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顾眉画兰能不袭前人之法,实属难得。

李因(1610-1685年),字今生,号是庵、龛山逸史,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年为江浙名妓,后嫁光禄寺少卿葛征奇为妾。她擅墨笔山水、花鸟。山水法宋人米芾、米友仁父子,多用水墨点染,“以烟云掩映树石”。花鸟画在师法明中晚期陈淳(字道复,号白阳山人)的写意画风基础上,又以自然为师,从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她最终在创作上避开了女画家惯有的构图小气、笔致纤弱等弊病,以潇洒随意及疏爽隽逸的艺术风貌备受时人赞许。

文俶(1595—1634年),字端容,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画家文从简女,文徵明玄孙女,精于花草虫蝶画的创作。花鸟画是女性画家们最热衷表现的题材,出于女性细腻的情感和她们对花鸟特有的偏爱,及花鸟具有托物言志、比兴的审美意趣,促使深居中的女子,对自己生活中最常见的花鸟加以表现并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模,文俶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明末钱谦益给予文俶的艺术极高的评价:“点染写生,自出新意,画家以为本朝独绝。”清代张庚在《国朝画征续录》中则赋予文俶更高的赞誉:“吴中闺秀工丹青者,三百年来推文俶为独绝云。”

薛素素(生卒年不详),名薛五,字润娘,号雪素。她是位相貌俊美,而于诗文、书画、箫、弈、马术、刺绣等又无所不能的江南名妓。绘画上的造诣更使她从容地走进文人们的笔墨酬答之中。她“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虽名画好手,不能过也。”(胡应麟《甲乙剩言》)

方维仪(1585-1668年),名仲贤,字维仪,桐城(今属安徽)人。人物画创作在女性画家的笔下较为丰富,既有仕女画,又有宗教人物画、还有反映男性社会生活方面的作品。这其中表现救苦救难教义的佛像画最多,妇女们既已坠入尘寰中的苦境,自然向往解脱痛苦。方维仪便因命运坎坷多难,导致她毕生以虔诚之心绘制带有救苦救难教义的观音、罗汉像,以求精神上的寄托。

马守真(1548-1604年),小字玄儿、月娇,号湘兰,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秦淮名妓。她聪颖机敏,能诗擅画,又轻财重义。其往来于文人墨客间,尤与文士王稚登(字伯谷)最为友善。马守真以画兰之精、画兰之专而名扬江南,因此自号“马湘兰”。其作品不注重对兰之外在形态的细致刻划,而重在通过对兰的描绘抒发内心之逸气。其笔下之兰具有脱俗的飘逸之气与野趣,与男性文人画家,尤其是“吴门画派”中文徵明等人的花卉有着更多的相近之处,反映了妓家对男性文人画家的迎合性及师承性。

李翠兰,生平不详,擅以宋李公麟白描法创作人物画,线条外柔内刚,富有表现力度。

仇珠(生卒年不详),活跃于明代中期,号杜陵内史,原籍江苏太仓,寓居吴郡。当女性在封建社会的重重伦理道德的束缚下,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婚姻中不自主时,她们的绘画艺术亦不为社会所关注,只是在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中才有关于她们简单而重复的记载。仇珠仅知为“吴门画派”画家仇英之女。她自幼观父作画,渐通笔墨之道,深受仇英工笔重彩人物画风的影响,擅绘仕女画,笔致工细精整,设色于明丽鲜亮中毫无媚俗浮躁之气。

傅道坤(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影响,喜书擅画,“尤工山水,唐宋名画,临摹逼真,笔意清丽,神色飞动,咸比之管夫人。”(明姜绍书《无声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