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青铜器

夏代（公元前2l世纪至前16世纪）是奴隶社会的形成期，也是青铜器时代初期，据《越绝书》卷十一“记宝剑”所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又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之间，与《史记》的夏代纪年相当，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有戈、戚、爵、铃、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牌等，种类不多，器形较小，质地单薄，纹饰尚不发达。

商代青铜器

公元前16世纪前11纪的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盛的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大量青铜礼乐器。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为代表，器形有鼎、觚、簋、钺等；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为商代前期青铜器的代表作。 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形丰富，流行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象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纹饰，通常在云雷纹地纹上再加浮雕式的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系几个字的族徽图像。

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及人面纹方鼎等，皆具型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

西周青铜器

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铭文加长。

陕西临潼零口乡出土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商的重大历史事件；淳化史家塬出土的兽首大鼎，通高117厘米，重226公斤，形制庄重，纹饰清新，堪称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 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青铜器出现、钟、等新品种，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纹、分尾的鸟纹、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及瓦纹，长篇铭文习见。

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克鼎及史墙盘，县出土的方彝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虎?等，皆属西周中、后期的典型器。

春秋青铜器

公元前8世纪前476年的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制逐渐瓦解，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青铜冶铸业不再为周王室所垄断，各诸侯国的铸器增多，形成不同的地区风格。春秋中期，出现模印法与失蜡铸造法等新工艺，流行繁缛的蟠虺纹与蟠螭纹；燕、赵、蔡等国兴起在青铜器上镶嵌红铜及错金新工艺；吴、越、楚等国出现鸟篆铭文。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蟠螭纹大铜禁及“王子午”列鼎，花纹繁密而剔透，器形奇巧而富丽，标志着失蜡法铸器的卓越成就。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盖顶莲瓣丛中企立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鹅，壶身攀拊着龙虎，气势升腾，结构不凡，具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艺术特色。

战国青铜器

公元前475前221年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 战国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鎏金、镶嵌、镂刻、金银错等装饰技法的广泛运用，使青铜器具有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格调。

生活气息浓郁的狩猎、习射、采桑，宴乐、攻战、台榭等图案纹饰的广泛流行，是各国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在青铜艺术上的反映。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战国早期的狩猎纹壶，传出洛阳金村、今藏日本永青文库的错金银骑土刺虎纹铜镜，表现了人们战胜猛兽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是时代特色最鲜明的战国青铜器。此外，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蟠虺纹铜尊盘，表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的继续发展；同墓出土的大型铜编钟，音调洪亮悦耳，造型恢宏庄严，堪称战国青铜器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