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字最早出现在周原出土的“何尊”青铜器。周原一带（今宝鸡）是中国青铜器的摇篮，史上最著名的许多刻铸众多铭文的青铜重器都出自这里。但即便是搞专业的书法家，知道散氏盘、史墙盘、大盂鼎、毛公鼎等，对周原的概念却相当模糊，青铜器诞生于古代中国跨入文明社会之初，凝结着远古先民的智慧和文化精神。周代金文，是整个古代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体现。而出土于陕西周原的金文，又是精华中的精华。金文大篆，是中国书法的源头，后世书法诸种书体、诸种笔法均来源于此。所以，研究周原的金文书法、发掘它的艺术与文化价值，不仅能使我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的文化艺术传统，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书法的发展、提升其学术质量，亦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周原金文资料的全而准对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有重要影响。陕西出土青铜器最早是在西汉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据《汉书·郊祀志》载：神爵四年“美阳得鼎献之”。汉美阳县治故址就是今扶风县的法门镇，其辖区约为今扶风岐山二县北部，即古周原。此后青铜器大量陆续出土，但古代青铜器的著录多不注明出处，且辗转买卖，更缺乏题款考释。1949年前陕西出土的有铭文青铜器约有五分之四都失载其出土地点，周原青铜器也在其中。周原遗址范围内为什么会这么多的窖藏？就不完全统计，自建国后在扶风岐山两地共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百余处，埋藏器物的年代从早到晚都有，窖藏的出现是晚期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引起社会动荡形成的结果。

1949年以后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金文书法代表性的有《史墙盘》《逨盘》等。因这些青铜器铭文出土于古周原，故简称为周原金文。但是做到资料的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周原出土的青铜器有存留在国外的，有历代毁坏而没有留下拓片的，还有一些藏于民间至今秘不示人的，加之还有大量的青铜器仍堙没在地下便不得而知了。令人庆幸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提供了大量的重要资料。

这些做基础资料集成的学者们，没有他们平凡、伟大而又扎实的基础工作，关于留存在国外的周原金文拓片资料，后人要找真的就捉襟见肘了。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做到周原金文资料的全。只有等以后新出土与面世的周原青铜器上的铭文来不断补充了。而西周毛笔书写的书法遗迹由于年代的久远，至今我们不得而知。对于资料的准确性只能依赖于考古专家对周原出土青铜器及其铭文的权威认定成果了。对于1949年前出土的某些青铜器是否属于周原还有争议，我只能忍痛割爱舍弃，以保证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周原金文从书体而言乃为大篆。其上遥接甲骨文，其下演变为小篆。若以书法史观之，金文书法的艺术的高峰无疑在西周。周原乃为西周的祖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铭文则展示了西周金文艺术的辉煌，其足以改写书法史中把先秦书法界定为中国书法艺术奠基时期的结论，其意义对于书法史的研究不言而喻。通过周原金文书法的研究，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书法在西周已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与审美追求。它反映了西周时期中国书法的文化自觉与审美自觉。周原金文书法审美研究在西周书法美学思想的探索探索方面迈开了艰实的一步，可以说，商周是中国书法审美与文化的奠基时期，造就了中国书法的文化基因与审美基因。其审美的解读对于弥补和深化中国书法美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通过周原金文与历代金文的比较研究可以客观把握金文书法的产生、发展与流变规律，从而确立周原金文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周原金文与历代金文书法创作的反思，探讨周原金文的笔墨表达问题，执古开今，为当今金文书法的创作提供有价值的参照。以《史墙盘》铭文为个案对其书法艺术进行系统解析，为周原金文书法艺术的研究提供一种科学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