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应当从五个方面来作青铜器的研究工作，即：形制、纹饰、铭文、功能和工艺。

青铜器的形制决定其名称和分类。例如筒形上顶封闭的打击乐器，下缘呈直线的名为“镈”，呈弧线的名为“钟”；钟顶上有环形用以悬挂的称作“钮钟”，有柱形附环的则称作“甬钟”。杯形底下有细长足的酒器，口缘前方有窄长的“流”，后方有与之平衡而宽扁的“尾”的是“爵”，“流”与“尾”形状同较宽扁的便是“角”。

钮钟 春秋

通高24厘米宽13.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钮钟铭文拓片

著录青铜器时，对其形制应作详细的描写，说明整体及必要的局部尺寸（单位一般用厘米）。每一种青铜器，如钟或者爵，需要着重记录哪些形制因素，测量哪些部分的尺寸，都有习惯的要求。对于器物形制特殊之处，还须专门作出说明。

纹饰包括花纹和装饰。前者例如饕餮纹（或称兽面纹）、夔纹、鸟纹、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等等，大多约定俗成，沿用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的定名。当然也有一部分纹饰，学者间命名有不同意见，如一般说的“涡纹”，有论著称之为“火纹”或“囧纹”。这一类情形，初学者似仍以从众为好。需要注意的是，没有纹饰的素面也可以视为一种纹饰。

青铜器的形制、纹饰，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变化的，也由于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和所有考古遗物一样，青铜器的分期、分区是研究中必要的基础工作，而形制、纹饰是判别器物时期、地区的主要依据。纹饰的特点是有“时尚性”，非常敏感地随时变迁，所以我曾说“纹饰是青铜器的语言”。

小臣缶方鼎商

通高29.6厘米

口径22.5×1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小臣缶方鼎铭文拓片

铭文的重要性不需要仔细介绍。一件青铜器上的文字，每每能够使我们知道该器物制作的时世，隶属的器主，以及有关的种种历史事迹，许多还能与传世典籍互相勘照。相当数量的铭文是当时的书法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近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等书，都为金文设有专卷，现代书法家学习金文也蔚为风气。

功能是指青铜器的用途。外国古代青铜器多为工具、兵器、用器之类，而中国青铜器多数属于礼乐器，同作为文化核心的礼乐制度密不可分。由于礼乐制度异常繁复，器物究竟如何使用就成为不易探究的疑难。比如最多见的鼎，人人知道是一种烹煮用的器具，然而同时并存的种种形状各异的鼎：方鼎、圆鼎、有盖的鼎、附盘的鼎，诸如此类，各有什么礼制用途，只能说是尚待详考。

功能还与器物的组合相关。鼎内有匕，是用以取肉的；尊中有勺，是用来盛酒的。归根结底，礼乐器的形成组合，仍是由礼乐行为的要求规定的。

蟠虺纹镈春秋

通高108厘米宽93.5厘米

体呈椭圆形，平口，腔体宽大。蟠螭纹钮。

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青铜器的工艺，属于科技史的研究。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有独特的技术传统，在范模铸造上自树一帜。至于青铜器的装饰工艺，更是多种多样，利用了十分丰富的技艺手段。有关青铜器的科技史问题很多，一些仍处于探索讨论之中，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许多奥秘得到揭示。

以上五个方面的综合，将使青铜器研究拓展到一个新的局面。实际上，即使对一件青铜器进行考察，也应当从这五个方面入手。

这里就涉及青铜器鉴定的问题。必须承认，研究和鉴定是密相关联的，但不完全是一回事。鉴定的首先要求是判断真伪，这便需要在考古学之外的一些知识和经验。伪器如何制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的造伪有什么特点，这并不属于考古学本身。但是青铜器的考古学知识，对青铜器前述五个方面的研究，一定会提高我们判别真伪的眼力，因为造伪者想在这五个方面都不露马脚，是不可能的。

饕餮纹圆鼎西周

通高41.4厘米宽33.7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夔涡纹鼎商

故宫博物院藏

鼎上的夔纹和涡纹商

故宫博物院藏

史树青先生说过鉴定离不开“眼学”，这是指通过长期观察接触实际积累的经验，确实不可缺少，也绝不能一蹴而就。既要学习知识，又要增长经验，鉴定青铜器便不是难事了。

经验和知识不同，难于笔写口传，只能揣摩体会。从这一点上来说，鉴定青铜器经验的取得，必须对真器伪器多摸多看，尤其要学习前辈鉴定家工作的实际。当然，即使是最好的鉴定家，也有所谓“走眼”的时候，其何以造成失误，正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关键。

青铜器出土时，大多数已经破碎变形，完全保持原状的很少，因此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修复。修复和造伪是截然不同的，绝不可以混为一谈。青铜器修复的知识与经验，对于研究和鉴定都有重要意义，我们有必要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