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异形带钩主要为猿形，此外还有龙虎形、牛形、人形等，这些不仅是主人炫示身份的标志，还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这一时期，金银器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在南北方都有发现，金银器的形制种类增多。

其中金银器皿的出现，及相当一部分银器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大型金银器皿的出现是当时的重要标志，也是金银器发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中原地区，金箔作为装饰外包，在春秋时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如陕西省凤翔县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发现的春秋中期金泡，其中两件高3.5厘米，直径2.2厘米，重10.8克，其余高0.2厘米，直径1.82厘米，重5克。

马家庄春秋秦宗庙遗址的金方泡长2.2厘米，宽1.7厘米，重2克。该处还发现春秋中期金节约多件，其中6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重9.5克，一件长2.1厘米，宽1.5厘米，铜环直径4.7厘米。筒最大直径为0.9至1.8厘米，重2.2至7克。山东省沂水刘家店春秋中期墓发现的嵌金漆勺上嵌有三角形、菱形压花金箔。河南省信阳长台关的楚墓发现两件繁缨座，为木胎漆器，其正面的某些花纹部分就贴有金叶。这是漆器贴金的5件。其金箔大概是在漆将干未干时把金箔贴上去的。

安徽省寿县春秋晚期蔡侯墓中发现金箔12件，一部分出于墓主腰际，边有穿孔，其上压印花纹，有圆形、云形、燕尾形等，多是贴在漆皮上的，当为衣上装饰。

北方金银器主要有装饰品、兵器饰件和马饰具，造型以虎、豹、狼、鹰、野猪、怪兽、鹿、牛、羊、马等动物纹为主，也有少量几何纹、火焰纹。

如山东省曲阜县鲁国故城遗址发现的战国猿形银饰，通高16.7厘米。猿猴作回首攀缘状，姿态极其生动。背面有一圆纽，可能为带钩一类器物。

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春秋墓也发现一件金兽，长4.9厘米，高3.8厘米，重26.5克。金兽呈鹿形，制造者准确到捕捉了小鹿受惊回首、拔腿欲奔的一刹那。

这个时期，北方的匈奴地区也出现了金银器。器物多为具有浓郁草原文化特色的动物纹饰件。如在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阿鲁柴登战国墓中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标本鹰形金冠以及在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村一座匈奴墓中发现的一批包括金怪兽、金虎、银虎、银鹿等动物形象为题材的金银饰件。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金镶彩石虎鸟纹饰牌，长4.5厘米，以伏虎形图案为主，虎身镶嵌红绿色彩石7块，虎头上附加火焰状角纹，外围八鸟图案，突出鸟头，鸟身简化，这组饰牌反映了匈奴人对虎的崇拜。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一件战国鹰形金冠饰顶，高7.1厘米，重192克，带径16.5厘米，共重1022.4千克。

由冠顶和冠箍两部分组成。冠顶傲立展翅雄鹰，鹰体由金片作成，中空，身及双翅有羽毛纹饰。

鹰首、颈由绿松石作成，颈间有带花边的金片，类似项链。头部用金丝从鼻孔插入，通过颈部与腹下相连；尾部另作，亦用金丝连接。

鹰下部为厚金片锤揲成的半球形体，表面从中心四等分为90度的扇面形，其上浮雕四组狼咬羊图案，狼作卧伏状，盘角羊前肢弯曲，后肢被狼咬住，作反转态。

整个冠顶呈现雄鹰俯视狼咬羊的生动情景。冠带由铸造的3条半圆形金条组成，前面有上下两条，中间及末端均有榫卯相合；后面一条两端有榫与前面一条连接组成头箍；左右靠近人耳处，分别浮雕卧伏的虎、盘角羊和马，其余部分为3股交错绳索纹。

该冠顶工艺精湛，雍容华贵，具有明显的北方骑马民族的装饰特点，为匈奴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克逊县阿拉沟的战国匈奴墓发现的金虎纹圆形饰，直径约6厘米，重21.2克。另一件金虎纹条形饰长26.5厘米，宽3.5厘米，重27.7克。

这些金饰中不仅有个体形象，而且出现了多种动物组合构图，如虎牛、虎狼、虎鹿等，以动物间争斗为装饰风格，打破了夏家店上层文化那种整齐规范的纹饰布局。

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发现的战国金双兽纹牌饰，长13厘米，宽10厘米，重291.4克。动物的形象以写实为基调，个别形象予以夸张，具有抽象性。动物反转式和怪兽造型，又是受分布于黑海北岸、北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文化斯基泰文化的影响。

实物表明，北方金银器已分别采用了捶揲、压印、镶嵌、雕铸等工艺，无论是制造技术还是装饰技巧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

从金银器艺术特色和制作工艺看，南北方差异较大，风格迥异。战国以后，楚文化和秦文化具有重大影响。而在中原地区的墓葬遗址中，以陕西省宝鸡益门村秦国墓葬、河南省洛阳金村古墓、河南省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的金银器最有代表性。

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东周魏国墓地发现一件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带钩侧视弧曲如桥，俯视造型为当时流行的琵琶式。长18.4厘米、中宽4.9厘米，通体银镂，表面包金。两端浮雕方向相背的兽首。兽首有角，双耳如扁环。

带钩窄端镶一只鸭嘴状白玉钩，并以阴线刻饰口、眼等细部。钩背上嵌3枚毂纹白玉玦，两端两玦中心各镶一蜻蜓眼式琉璃珠。钩背两侧浮雕两条夔龙，与两只长尾鹦鹉，夹绕盘旋。带钩局部有点状凿饰，有的部分以黑漆勾线、点睛。

带钩工艺复杂，纹饰丰富，显示出战国时期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此带钩是一件罕见的大型银带钩。辉县战国时属魏，此带钩应是魏国贵族所有。

此外，河南省洛阳金村战国末期周墓发现嵌玉金带钩3件，金带钩作怪兽形，嵌玉透雕虺龙纹，为世所罕见。

陕西省凤翔高庄春秋秦墓发现的金带钩，山东省临淄郎家庄齐墓的2件金带钩、8件银带钩，钩身均形体细小、光素，钩首作马头或鸭头形，同属春秋晚期，是我国时代最早的金银带钩。

河北省平山中山王墓发现嵌金银带钩，江陵望山楚墓的金错凤纹铁带钩，长达46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较为罕见。

春秋战国时期，大量错金银器的出现，几乎成为这个时期工艺水平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

从商代直到战国末期，在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人民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只局限在装饰青铜器物。于是出现了我国早期的错金银工艺。

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战国墓，是战国时神秘的中山国的王墓，在墓室的一角发现了一些错金银器。

如一对神兽的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和银丝镶出变化无穷的斑纹，以强化神兽的神秘感。经过千年的埋藏，曾经光彩夺目的青铜器已经变成黑色，但是上面的错金银，却依旧闪烁着毫不褪色的光芒。

所谓错金银，就是先在铜器模范上做出错金银纹的槽路，器物铸造完成后，再把金银丝压嵌在槽路里面。

如中山王墓战国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是战国时期第一次以实物造型来进行创作的。长47.5厘米，宽47厘米，高36.2厘米，方案下部有两牡两牝4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

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4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此案动静结合，疏密得当，一幅特殊的龙飞凤舞图跃然眼前。方案案面原为漆板，已腐朽不存，仅留铜案座。它的造型内收而外敞，突破了商、周以来青铜器动物造型以浮雕或圆雕为主的传统手法。另外，4只龙头上各有一个斗拱，第一次以实物面貌生动再现出战国时期的斗拱造型。方案周身用金银错以艳丽的纹饰。

此器造型复杂，各部为分铸后用铆接和焊接而成，有的地方曲度较大，是用接铸或失蜡法铸成。案框一侧沿口上刻有铭文10字：“十四祀，右车，A夫郭，工疥”。此器整体结构繁复适称，铸造工艺精湛，动物造型姿态优美，生动细腻，堪称稀世珍宝。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的分布区域明显扩大，已知最早的金银器皿几乎均出自楚国统治区域，而中原及其他诸侯国，极少有金银器皿发现，说明楚人可能最先掌握了金银冶炼及制造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地区发现的金银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十分引人注目。最为重要的发现，当属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一批金器，其中仅金箔即达950件之多，它们大多贴在器物上作装饰，只因器物腐蚀而散落到墓室各处。这些金箔上还压印有各种纹饰。

曾侯乙墓还发现有5件金制器皿：金盏、勺、杯、盏盖及带钩。带盖金盏与金漏勺应是一套，带盖金盏共重2156克，为先秦金器之最。

其中金盏通高11厘米，口径15.1厘米，仍然采用范铸工艺，盖顶中央有环形纽，盖边缘有两个边卡，可以与盏扣合，金盏底有S形凤足，近盏口有对称的两只环状耳，盖顶和盏口外沿均铸有繁缛的蟠龙纹和云雷纹。

金盏整个造型和纹饰及纹饰布局不仅吸取了青铜鼎的一些特点，而且还又自有创意，环形耳及“S”形凤足显得轻盈且秀气，盏为半球体，仅在盏口有一圈环带形纹饰，盏壁较薄，故盏身也显得并不厚重，但盏盖造型及繁密的纹饰呈环圈布局，而且盏盖略大于盏口，给人以强烈的凝重感。

盏内置镂孔金匕一支。匕身圆形，镂孔作变异龙纹，方柄，素面，通长13厘米，重56.4504克。

与金盏同时发现的金杯呈圆桶状，敞口束腰，平底有盖，腹上部有两个对称环耳，通体素面无纹，杯壁较厚，盖足圆拱形。杯通高10.65厘米，口径8.1厘米，重789．9克，系锤工艺制作而成，亦为先秦重器。

另外还发现金器盖两件；不见器身，一大一小，圆拱形，盖面以麻点纹为地纹，饰数周花纹。大盖通高2.5厘米，直径9.5厘米，重327.65克。小盖通高2.2厘米，直径7.5厘米，重157.35克。

曾侯乙墓金带钩发现于东室主棺内，器形完整。钩鹅首形，长颈扁喙，素面光洁，均长4.4厘米，分别重40.9克、43.2克、45.5克和46.6克。

还有形状不一的金箔，有圆形、半圆形、圆弧形、方形、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圭形、双沟型等10多种。多数在表面上压印各种几何形图案，构图简洁，少数光素无纹饰。厚0.037至0.378毫米，一般在0.1至0.2毫米之间，每平方厘米重20至30毫克，估计是用于粘贴铅锡饰物的。

特别是曾侯乙墓中有462段金弹簧形器，用金丝绕成，每根金弹簧器的圈数一般为18至25圈，长约2厘米，圈经0.4至0.5厘米，金丝直径为0.1至0.5厘米，含金量为87.4％。

这批金属簧形器称为“蚕形器”，是采用经拉丝工艺制成的金属丝绕制而成型的，因为金丝的表面有拉伸的痕迹，这些拉伸的痕迹在方向上也与金属丝的长度方向一致。

从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金盏，采用钮，盖、身、足分铸，再合范浇铸成型的制造方法以及各种器物大量使用青铜器常见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当时的金银工艺是在借鉴传统青铜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已经产生银器，如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成王墓发现有战国银首男俑铜灯，通高66.4厘米，通宽52.5厘米，人俑高25.6厘米，此灯为一站立的青年男俑执灯之形象。

男俑立于兽纹方座上，头部为银铸，壮发梳髻，发丝精细，罩巾缚带，浓眉短须，宝石镶睛，扁脸高颧，面带微笑。

该银首男俑身穿右衽广袖朱红云纹锦袍，腰系宽带以带钩连接。两臂张开手握双螭，右手一螭头上挺吻托灯柱，柱饰黑彩蟠螭和三角纹，并有夔龙戏猴，柱顶一灯盘；左手一螭向外卷曲，头上挺吻托一灯盘，其下有一大型灯盘，于内沿盘环一螭，头上挺吻顶上螭之中腰。每个灯盘内均有3个烛扦。

此器将实用性与装饰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构思巧妙，且银与铜相结合的技法在国内十分罕见，故定为国宝。

此外，湖南省长沙近郊的公元前300年题铭的银皿等也较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