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大的商周青铜器？

长期以来，司母戊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青铜器，甚至写进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但10月10日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10周年之际，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获悉，他们已发现3个比制作现有司母戊鼎更大的范。该站原站长、著名考古学家唐际根研究员断言：“司母戊鼎并非中国古代最大的青铜器！”至多可称为“存世的中国青铜时代体量最大、重量最重的青铜器”。

二、商周青铜器的特点？

我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同时也是宗庙中的礼器。青铜器的数量可以表示出身份地位的高低，青铜器形制的大小也可以显示出权力的等级。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就是鼎。远古的青铜器可以分为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大类。食器中包括鼎、鬲等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

三、两河流域青铜器与商周青铜器比较？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诞生于人类文明时期的青铜时代，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

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工艺精美，种类繁多，青铜器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高度发展，生产规模大。造型奇特的青铜四羊方尊和巨大的司母戊鼎等，就出自商朝。

而西周青铜器种类更加丰富，大量用于祭祀，与商周同期，我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也曾盛行一种独特的青铜文化，像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那里出土的青铜面具，大型青铜立人像，青铜神树等，曾引起中外人士瞩目。

四、商周青铜器的制作步骤？

铸造技术采用“泥范铸造法”，包括制模，雕刻纹饰，翻制泥范，高温焙烧，浇注液态金属，加工修整等工序。

五、商周青铜器最初的颜色？

是黄色的。

青铜是一种铜、锡和铅的合金，其本色是金色的，所以古代人称其为“金”或“吉金”，青铜器上的铭文则称为“金文”。如果锡、铅的含量不同，青铜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总体上都是金黄色的。

出土的青铜器表面则会覆盖有复杂的锈色，不过，大部分锈色以灰绿色为主，古代人们将碧、绿统称为青，青铜器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

六、商周青铜器的文化差异？

从合金成分变化来说：周代铜器含锡量高含铅量少,商代铜器含铅量要高于含锡量从纹饰方面来说：商时饕餮纹较频繁,西周开始出现凤鸟纹,网纹,顾龙纹等样式更加多样从纹路风格来说：商代的风格更为繁琐,而周代朝较为朴素...

七、商周青铜器纹样的类别及用途？

1.商朝时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

2.饕餮纹代表着鬼神

3.夔龙纹代表着祖先

4.风鸟是他们的图腾

青铜器的纹饰题材丰富，多有几何纹、动物纹等等，到商代中期和西周中晚期，这段时间的动物纹通过人们对自然界一些动物的认识和主观的加工，产生的一种以幻想为主的动物纹饰。其中饕餮纹、龙纹、凤纹等占着主要的地位。本文主要是通过对这三种幻想动物纹的分析和介绍（当然也不乏介绍一下其他动物纹），来看商朝时期的受宗教礼治和原始图腾影响的幻想动物纹，及其美的独特之处。

动物纹主要是以动物为原形而进行的动物图案装饰。动物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动物型，以尊最多，像象尊、羊尊、牛尊等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生动；而另一类为想象动物型。多有鸟首兽尊、鸟兽纹四足光觥等等。这类动物多是人们把一些动物典型的特征加以组合创造出来的，多恐怖、怪诞、神秘为主。

1.兽面纹

兽面纹古称饕餮纹：（1）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2）比喻贪婪凶恶的人。《左传·文公十八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杜预注：“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后亦专指贪于饮食。如饕餮之徒。

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头部的正视图案。后另名为兽面纹，比之饕餮纹更确切、明了。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兽面纹形状说法不一，有说是牛、羊、虎、鹿、山魈……。在这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声音最响。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这说明兽面纹并不是代表一种动物，而是所有的常见的有代表意义的动物纹样。不过这些由各种猛兽综合形成的凶恶动物形象，衬托出一股狰狞、神秘、规正、威严的气氛。

兽面纹的特点：

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动物形有所不同。亦称“兽面纹”。也有用两个相对的夔纹组成。其最突出特点是它的双眼：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这是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对青铜饕餮的断语。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

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都以兽面纹为主。鼎，最为突出。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商朝前期兽面纹主要是单层装饰。例如：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商朝中后期尤其是迁殷后，开始出现双层装饰。兽面纹下面出现了回纹。用以衬托兽面纹，更加显示出其的神秘性。

商朝的统治者铸饕餮，号召节俭，劝贪婪。

这是一种政治的需要，而且和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的低下，物品供应严重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上古的人们从平均主义社会转向私有制社会应该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平均的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加上物质生产的匮乏，统治者占有了大量的食物，就会引起大多数人的不满，增加社会的不公平感，如果在饮食上节俭，就会得到人们的拥戴。大禹是那个时代的正面典范，而夏桀则是反面的典型。夏桀的贪婪、豪奢，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仇恨。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并灭了夏朝。从民众对夏桀贪吃好饮行为的仇恨中，可以知道民众对饥饿充满了恐惧，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多吃”、“多喝”还要严重的罪恶，于是对放纵饮食的声讨就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的呼声。这在几千年以自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之一。汤建商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商朝经济发达从商人员特别多。用饕餮来告戒大家不要贪婪过多。饕餮的历史传说告诫人们做事，索取应有节制。一个人把周围的一切东西都视作是自己的筹码，然后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种人很可怕，就如饕餮喜欢吃东西一样，他所追求的欲望广，标准高，所伤害的人也很多，是极其有害的。饕餮的象征意义是我们对后代进行德育教育的好题材。

饕餮是天地的媒介、人神相通的使者，象征着权力。甚至可以说就是他们崇拜的鬼神。青铜艺术的狞厉之美便主要来自铸刻其上的动物纹饰，特别是那长睛大耳、大口獠牙的被称作饕餮纹的兽面纹。《左传》记载：“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好。”这说明青铜纹样的狞厉之美的社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宗教意义非常强烈，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饕餮纹在商朝时的神圣地位。

商朝青铜器主要是作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因为在商周两代，宗教活动特别盛行，一为占卜，二为祭祀。特别是在商代的时候宗教活动尤为多。商朝时对卜辞的迷信，已发展到了极至。并且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古代记载原有“商人尚鬼”的话，证以卜辞而知其确切。在商人看来，神鬼的世界是和有形的世界同样地实在，而且这两个世界关系极密切。鬼神充斥于他们的四周，他们自身及其环境的一切变动，操纵着他们的一切利害吉凶祸福，需要他们不断的馈飨和贿赂。在日常生活中每遇有可容犹豫的事情或不能解答的疑问，照例要听命于龟壳和牛骨。神鬼世界的主要成分是他们的祖先。

王室对祖先的祭祀，其名目之众多，次数之频繁，供献之丰盛都非我们所能想像。用牲的数目有多至一次五十羊、三百牛，或四百牛的。用牲的方法，除置俎中蒸熟或当场生宰以供陈列外，有以火焚烧，或沉于水中，或埋入土中的。祭祀的时日，用牲的种类、数目、方法，有时连牝牡、毛色，都要凭卜人预先向所祀的祖先请示。商人心目中死鬼与现世的关系，从盘庚迁都前对臣民的第二次训词（即《盘庚》中篇所记）很可以看出。祖先而外，商人的神祗， 有主土壤的社神，有山川之神，有风雨之神，有蚕神，还有主宰百神的“帝”，即上帝。风神就是上帝的使者，他是凤鸟。卜辞中风与凤同字。这说明商朝时对鬼神的崇拜远远大于对其他的崇拜。而作为最主要装饰纹样的饕餮纹无疑便是鬼神的象征。当然有时商人把自己的祖先比作操纵一切祸福吉凶的鬼神（或者说祭祀鬼神的同时也经常祭祀祖先）。例如把两个夔龙纹组合成一个饕餮纹。

然而西周中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但是，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在青铜器时代，多数也都拥有与饕餮纹相同的凶恶面孔。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龙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龙后来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踪影难寻了。

2.夔纹、龙纹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龙纹、夔纹的特点：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双体龙纹、两尾龙纹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

爬行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卷龙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

双体龙纹

亦称“双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两尾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头在中间，两尾在左右。

夔纹也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两头夔纹、三角夔纹等等。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两头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构成为一身两头。头一般作颠倒相向。有的两头相同，有的两头相异。通行于商代。三角夔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三角形中两夔纹相对，空间饰以雷纹主要装饰在鼎的腹部、爵尊的尾部。这体现了似形的艺术风格。商朝前期龙纹、夔纹和饕餮纹一样为单层装饰。商朝后期以回纹作底，更突出其庄重、肃穆之感。

夔纹龙纹装饰地位：

主要在饕餮纹两旁，或有时作为主要纹样。

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它的形象不是在青铜器上才出现的，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龙的萌芽。在青铜时代，龙的真正形象出现了。早期的龙纹为：夔龙纹。它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综合体，是一种经古代人民创造性想象而产生的怪异而神秘的动物形象。它最初的原形主要是以蛇为主，因为在中国古代有龙蛇互化之说：“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等说法。而蛇却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的图腾动物，因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不少是龙首蛇身或人面蛇身的形象，如：女娲、伏羲、黄帝（号有熊氏，以蛇和熊为图腾）等等都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们都为人面蛇身或龙首蛇身的动物，都广受人尊敬和爱戴。龙之所以受到中华民族的尊奉，也就在于它是以蛇为主要原形的神异动物，还融合了马、牛、鹿、虎、象、驼、兔、鱼、鹰等多种动物的形象，形成对龙的一种强烈的图腾崇拜。而龙的形象在商朝青铜器中并不少见，它把表现的每一个部分都抽象化了，并且还有选择性的进行了强化。像钩嘴尖喙是对鹰的特征的一种强化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神秘、威严而庄重的氛围。如爬行龙，就强化了眼睛钩嘴、尾巴。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而商朝祖先冥被后代尊为水神3。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这说明夔纹龙纹代表着商朝时期的祖先。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祖先崇拜在这个时代已经定型。但是又因为夔纹龙纹的地位远不及饕餮，因此祖先崇拜远不及鬼神崇拜。

3.凤鸟纹

青铜觥，此风鸟纹大，而商朝风鸟纹小，尾短。

凤鸟：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倾》是宋国颂扬其先代的诗，记载了商人的古代传说，玄鸟即燕子，可视为商的图腾。《吕览·音初》说：“有？氏有二佚（美）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说：“天命燕降卵于有？氏，女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契母简狄是有？氏之女，帝喾次妃（按此为后来附会），“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可嘉？”可见简狄传说出自先秦旧籍。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商朝的图腾崇拜。

商青铜器上凤鸟纹。

凤最初的形象是玄鸟（玄鸟是中国上古东夷族的图腾），和龙一样，它也是上古人民想象出来的一种动物，也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动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神鸟。它的羽毛是吸收了孔雀的形象特征，它尖锐的爪子是取自愈凶猛的鹰。另外，它也还吸收了另外的一些动物形象的成分，如兽、鱼、蛇等等。《韩诗外传》里就有关于凤的描述，“夫凤之象，鸿前而鳞后，蛇颈而鱼尾，龙纹而龟身，燕颔而鸡啄。”它也是吸收和融合了别的氏族的文化。但是这里的凤纹变化极多，可与夔龙纹相媲美，也给人一种神秘感。上面所讲的龙纹、饕餮纹他们都融合了多种图腾的形象，这就必须要求对所有的图腾形象具有的典型特征，加以整理，简化和抽象化它们各自的图案造型，原始图腾的融入，使它产生了神圣和威严的宗教气氛，而同时人们想象的一种神物，也能增加人们对图腾的崇拜，也极好的保持了它的神秘感，作为变形和组合了的图案也起到了很好的装饰作用。

凤鸟纹特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商代鸟纹多短尾。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鸟大多比较小，且很少处于主要地位。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

饕餮纹周围为商朝凤鸟纹凤鸟纹位置：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不管是从商代的文化经济，还是祭祀来看凤鸟纹远不及龙纹夔纹。因此在当时祖先崇拜远大于图腾崇拜。并且凤鸟纹为其图腾纹样。

4.回纹（有的也叫云雷纹）

回纹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回纹有拍印、压印、刻划、彩绘等表现技法，在构图上通常以四方连续或二方连续式展开。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从漩涡纹发展而来。至商代晚期，回纹已经比较少见，但在商代白陶器和商周印纹硬陶、原始青瓷上，回纹仍是主要纹饰。商周时代回纹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多作衬托主纹的地纹。到了汉代，随着青铜器的衰退，陶瓷器上的回纹也消失了。

5.涡纹（火纹）

商青铜鼎上的火纹涡纹又称火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6.乳钉纹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7.蚕纹

蚕纹：又有叫之蛇纹。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两眼突出，体有鳞节，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见于商代青铜器上。

8.蝉纹

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回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回纹。蝉纹有两种：一种以横向带状排列或以纵向连续排列，一般带蝉足，用主题纹饰；另一种多于三角形几何纹图案中出现蝉体，一般不带蝉足，大目，体近似长三角形，腹部有节状的条线，常以回纹衬地。此种多作为主纹的配饰。蝉纹盛行于商晚周初时期。

9.虎纹(食人纹)

虎口大张，并衔着一个人头。这种恐怖的吃人形象，渲染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感，以显示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和凶猛。一般为虎侧视爬或跑形状。虎大张口，背微凹，尾下垂而后上卷。多饰于鼎、尊等器物上和钺、戈等兵器上。虎纹流行时间长，一直延续到汉代，不过商朝时这种虎纹很少见，在司母戊大鼎的双耳上有其纹样。

10.牛纹

多于器物的颈，腰上作牛的全形。牛体圆肥、大首，头上有一角或两角，前足多作跪卧状，但全形的牛纹很少见。一般为牛头纹较多见，有的以牛形作成器物的，如犀牛尊，还有以牛头浮雕器物的盖或提梁的两端，如北京琉璃河出土的牛头鬲。

八、商周时期青铜器，玉器的基本特征？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

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

九、什么是商周时代青铜器的经典纹饰？

龙纹

商周青铜器是贵族奴隶主专用的器具，因此青铜器又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和神通广大的控制力，因此，龙作为重要象征纹饰被运用到青铜器上。初始的龙形状简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弯曲；后来形象逐渐丰富丰满，也衍生出了多种不同的龙纹：常见的龙纹有虎耳龙纹、卷角龙纹、鹿角龙纹、卷云龙纹等等。其中，夔龙纹是最典型的代表，形象一般是长身弓起，头上有角的侧面龙形图像。

饕餮纹

饕餮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饕餮纹常用于青铜礼器上，用来祭祀鬼神，祈求上天庇佑福至祸去。饕餮纹，是以正视兽类的颜面为主要构图，左右相对称；颜面为无声的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无法看出其态度，从而达到不怒自威的效果。《礼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商周重天命，大小适宜都要进行占卜，这使得人们对于用于祭祀的青铜礼器纹样极其重视，可见饕餮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凤鸟纹

《史记殷本纪》载：“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因此古人用凤鸟纹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对祖先的尊敬。最初的凤鸟纹形状小巧简单，一般为无冠羽或有简单冠羽，喙呈尖状；后期才出现大鸟纹，形状和样式也逐渐丰富，如长冠垂尾凤鸟纹、羽状凤鸟纹、花翎凤鸟纹等等。多用于装饰酒樽、壶器等常用小式器具

十、商周语言文化演变的研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该成果的最大意义是揭示了商周文学语言的巨变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典诰巫卜语言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一部分文学语言因袭殷商，另一部分文学作品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普通书面语，这是文学语言一次质的飞跃；二是在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已广为人知，而商周文学语言巨变却无人论及。该成果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2.可以促进中国文学的语言研究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多关注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方面的论题，文学语言研究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历年国家社科基金很少有此类项目立项，而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语言研究的缺位，显然是不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

3.可以促进商周文学语言发展的宏观研究

迄今商周文学语言研究多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诗经》、《国语》等作品个案探讨，缺乏纵向、宏观、整体、联系的研究，而商周文学语言最值得研究的恰恰在于它的宏观进展，要通过纵横比较才能揭示当时文学语言的巨变。

4.可以破译诸多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商周文学语言尚有很多未解之谜，例如：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尚书》所收28篇作品历时1500多年，为什么从中看不出语言的时代差异？《诗经》风雅颂语言为什么难易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西周文学语言古奥与平易两种风格并存？为什么《国语》西周散文语言与《尚书·周书》语言深浅不一？等等。该成果试图破译这些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国文学语言早期形态———“殷商古语”的基本特征，揭示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形态语言并存的情形，以及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趋势，展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语言因革的过程。具体地说，该成果内容有四大要点。

(1)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最早形态———“殷商古语”。以殷商作为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以殷商甲骨文、铜器铭文、《尚书·商书》作为研究殷商文学语言的文献载体，将这些文献语言称之为“殷商古语”，在分别探讨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的基础上，提炼出“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共同形态特征。

(2)探讨西周文学语言的因革。该成果将西周文坛语言分为“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殷商古语”是从殷商沿袭而来，而“文言”则是周人自己的语言创新。该成果从文学语言自身继承性、西周初年周人文化心态、西周史官构成及其语言素养以及周人对殷商王朝看法几个方面，剖析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原因，结合文献语言实例，重点阐述西周继承“殷商古语”及其两大新变。

(3)研讨西周“文言”创新的情形。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书面语言进行多方面比较，说明“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该成果选择《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作为西周运用“文言”的文献范本，具体分析各种文体作品运用“文言”的特点，从中提炼“文言”的共同形态特征，指出“文言”优势及其取代“殷商古语”的可能性。

(4)研究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因革过程。为了揭示旧语言形态的消亡和新语言形态的兴盛，该成果选择以春秋铜器铭文作为“殷商古语”的范本，以《诗经·鲁颂》作为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的范本，以鲁国《春秋》作为“文言”的范本，通过这三个语言范本的分析，来展现“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最后对“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该成果提出八个重要观点。

(1)提出了“殷商古语”的概念。该成果将殷商文学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学语言称为“殷商古语”，以“殷商古语”作为中国文学语言最早形态。该成果具体分析了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从中提炼出“殷商古语”的形态特征。

(2)指出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以及《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以及《国语》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是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

(3)具体分析了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四点原因。第一，文学语言本身有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会因为商周鼎革而轻易改变；第二，在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奔周，成为西周前期文坛的主力军，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第三，从西周初年历史来看，“小邦周”的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即使是在周人夺取天下政权之后仍然如此；第四，西周统治者将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由于以上诸种因素，西周前期主要文体都选用古奥的“殷商古语”。

(4)赋予“文言”概念以新的内涵。此前学术界所说的“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王力)。按照这一“文言”概念，“殷商古语”包含在“文言”之中。该成果则将“殷商古语”从传统所说的“文言”中区分开来，将殷商文献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献语言称为“殷商古语”，而将从周民族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书面语言称为“文言”。传统的中国文学语言形态是“文言”与“白话”“两段论”，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从“文言”划分出来之后，这样中国文学语言形态就由“两段论”变为“三段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这是该成果对中国文学语言形态的一个重要判断。

(5)探讨了西周“文言”的发生发展状况。该成果认为，《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体现在词汇难易方面，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出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6)论证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某些运用“殷商古语”的文体逐渐走向了式微或者消亡的道路，如甲骨卜辞不再有人写作，《尚书》文诰誓命也大幅度减少；某些文体(如《诗经·鲁颂》)本该用“殷商古语”创作，却改用“文言”创作；某些源于西周运用“文言”的文体(如《国语》春秋散文和《诗经》春秋风诗)在春秋时期得到继续发展，由此巩固并发展了西周“文言”的成就；“春秋”则是运用“文言”创作的新文体。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总体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持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语言的因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基本上在此时宣告完成。

(7)具体剖析了“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从宗教方面看，神学地位动摇直接导致甲骨卜辞刻写的终结；从政治方面看，随着西周王权由盛转衰，王朝颁布的文诰日趋减少，文诰的书写载体从简帛转移到彝器，供贵胄子孙赏玩。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史官因对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绎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这使“殷商古语”创作队伍趋于解体；从审美风尚来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竞相抛弃商周古艺术，喜爱新艺术；从创作和接受心理来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语”写作，读者也不愿读“殷商古语”。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语言因革。

(8)提出中国文学语言两次解放的观点。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变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大变革；二是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是由当时文坛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振臂提倡，它来得迅猛而剧烈，堪称是一种“断崖式”巨变，而第一次语言变革则呈现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唯其如此，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而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八点创新，完整地勾勒出商周文学语言因革的轨迹：“殷商古语”为中国最早文学语言形态，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语言形态并存，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实现了由“殷商古语”向“文言”的变革，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因革就此宣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