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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录后序的鉴赏与解析

这篇(<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是李清照为故夫赵明诚的金石学名著(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言。在《金石录》逗肆念编撰过程中,赵明诚曾写过一篇《<金石录>序》。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赵明诚又再三请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撰序。刘跂于山困同年九月完成好友赵明诚所嘱,其文题作(<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刘序”)。李清照所撰《后序》,虽与“刘序”的题目相同,但她是在赵明诚逝世、由她继续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后写下的。同样是为《金石录》作序,李清照的《后序》,与赵明诚的自序和“刘序”大不相同。后二者系就书论书,只谈与《金石录》直接相关的事,文字简洁平实,是两篇很典型的书序。李清照的《后序》却是匠心独运,在剪裁、叙事、抒情等方面迥别于一般书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所结撰的重点是放在叙述金石书画的“得之艰而失之易”上,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而又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散文。

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不可替代位置的(后序),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和总体上颇为中肯的评价,其中两个人的见解极近腠理。一是南宋的洪迈;一是近人浦江清。洪迈主要是就《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段后,憨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催变故本末。”((容斋四笔)卷五)洪迈不仅以此番言简意赅之语,准确地道出了洋洋两千言《后序雹衫》的叙事脉络,其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为后世留下了亲眼经见宋版(后序)所云之撰署日期为绍兴四年(1134)。这就极有力地说明了明抄本的“绍兴二年”之误。因为“绍兴二年”对李清照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的春夏她得了重病,又因与张汝舟的离异诉讼吃官司、坐牢……在这种情况下,她哪里会有心思去整理《金石录》并撰写《后序》?而“绍兴四年”则正是赵明诚逝世五周年,是时痛定思痛而作《后序》,岂非顺理成章!

而浦江清则从另外的角度道出了《后序》的价值所在:此文详记夫妇两人早年之生活嗜好,及后遭逢离乱,金石书画由聚而散之情形,不胜死生新旧之感。一文情并茂之佳作也。赵、李事迹,(宋史)失之简略,赖此文而传,可以当一篇合传读。故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同自叙文。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写。其晚境凄苦郁闷,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国文月刊)一卷二期) 全文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情节衔接的天衣无缝。全文两千多字,句式有长有短,神似诗歌一样优美,而形式却打破了诗歌格律的死板,是迈向通俗文学的一个见证。前人读《金石录后序》特别是明清之人,更多的是赞扬他们夫妻志同道合,夫唱妇随,并以《金石录后序》为依据否定李清照再嫁张汝舟之事。而今人读《金石录后序》不光看他们夫妻志同道合,而且指出文中李清照对丈夫的不满,提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隐性抗争的观点,有些上升到妇女权力争取的高度了。

读过《金石录后序》认为赵明诚、李清照志同道合、伉俪情深一派

南宋洪迈即在《容斋随笔》中解读道:“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亦踵迹其说:“赵明诚……其妻李易安,又文妇中杰出者,亦能博古穷奇,文词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诸书皆曰与夫同志,故相亲相爱至极。予观其叙《金石录》后,诚然也。”

“诸书”皆以“同志”解读《<金石录>后序》,今人对此文的研究,也不出古人范围,代表性的观点如:“抒发她怀念和哀悼赵明诚的真挚和深沉的感情”。综观历代对《<金石录>后序》的解读,大致有四项内容:闺阁生活的甜蜜温馨,学术研究的志同道合,文物保存的曲折艰辛,以及物散人亡的悲痛伤悼。

读过《金石录后序》认为是李清照对赵明诚的隐性抗争一派

楚雄师范学院的韩立平老师在楚雄师范学报上撰文指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抒发了对赵明诚的不满。

例一:“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韩立平老师解读为:“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这两句话也许要比李清照那些绝妙好词更能博得中国文人的喜爱,因为这里表现了李清照的“妇德”。《论语》中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中国古人的人格表征,李清照的“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与之相呼应,是对男性道德标准的体认。于是,上面这段文字便被用来佐证李清照与赵明诚“同甘共苦”: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一解读的错误在于断章取义,在于忽视这段文字的“语境”。我们必须弄清楚她为什么这么“虐待”自己。“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厨,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惨栗。”这才是李清照“性不耐”的真正原因。赵明诚收藏金石的志向正朝着一种严重的“病态”发展。他在“归来堂”造了间书库,且上了锁,李清照若要翻看书籍,必须在簿上登记,若不当心弄破了书,就会遭到丈夫的“惩责”。这间自己家里的书库竟成了“公共图书馆”,李清照被剥夺了对金石物品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作为妻子的特权。丈夫的“惩责”,让李清照首次感到,自己的地位远远没有金石重要。这时,她怄了一次气。她不再理会书库里的宝物,不再看丈夫的脸色,她自己去买了一些“普及本”:那些价廉物美的书籍。她知道书是用来阅读的,不是用来供奉的。为了买这些“普及本”,李清照才开始缩衣节食。“食去重肉,衣去重采”这八个字根本没有一丝“同甘共苦”的意思,相反,表达了李清照对于这次“怄气”的坚定。“意会心谋、目往神受”是怄气而孤寂的阅读,不再是夫妻间的“同共勘校”了。这次怄气是微弱而不彻底的抗争。她此刻并没有预见,这场夫妻间的“冷战”根本不管用,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宝物纠缠在一起。

例二:“六月十三日,(赵明诚)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韩立平老师解读为: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六月十三日,赵明诚被任命为湖州知府,独自赴建康面见皇帝。上面这段文字写的是夫妻俩分别时的场景。这其实是一场夫妻间的争吵。李清照问丈夫,如果敌人攻破城池,必须逃难,拿这些金石怎么办?赵明诚给她安排了一个顺序,先丢什么再丢什么,最后,“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李清照这次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在赵明诚看来,如果李清照没有和宗器同归于尽,这不是由于她惧死,而是由于她忘记了该这样做,“勿忘之”三个字剥夺了李清照自由选择的权利。“遂驰马去”,丈夫就这样驰马而去,将自己抛弃在这个纷乱迷茫的世界中。我们又一次见到这个熟悉的“遂”字,李清照习惯用“遂”(便)这个字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怨恨和不满,即所谓“隐性抗争”。上文中还出现了“余意甚恶”,恶什么呢?联系语境,我们可以知道李清照“恶”的是丈夫离别时的态度。“坐岸上”,在这样的时刻,他竟悠悠然坐着,丝毫不在乎这可能是一次诀别。“葛衣岸巾”是古代名士的着装,它的悠闲潇洒与逃难时的危险紧张构成了对比。“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皇帝的重用使丈夫的神采焕发,他的目光里竟然没有一丝依恋和不舍,与“致君行道”的儒家理想相比,妻子的存亡似乎不必过虑。在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关头,丈夫的表情、态度、举动乃至着装都让李清照“意甚恶”。丈夫在吩咐自己的时候,还做了个动作:“戟手遥应”。《辞源》对“戟手”的释义有两种:一、怒骂;二、勇武。关于怒骂的释例有二,《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唐代《酉阳杂俎》:“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徐培均先生《李清照集笺注》即从《辞源》转引这两个例子来笺注“戟手”。面对李清照的疑问,赵明诚是以怒骂的语气来回答的,他嫌她罗嗦,嫌她纠缠不清。那一刻,丈夫的手指在李清照的眼前忽然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戟,它的口子反射出可怖而刺目的光芒,似乎昭示着死亡的来临。六十五天之后,赵明诚因病亡故。 宋代洪迈就《金石录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词同志,赵殁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 (《容斋四笔》卷五)。

明代萧良有《金石录后序》评语:叙次详曲,光景可睹。存亡之感,更凄然言外。(《古今女史》卷三)

明代毛晋在《漱玉词》跋(汲古阁本)末载《金石录后序》,略见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

清代王士禄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中《吴柏寄姊书》云:诵《金石录(后)序》,令人心花怒开,肺肠如涤。又引《神释堂脞语》云:班、马作史,往往于琐屑处极意摹写,故文字有精神色态。易安《金石录后序》中间数处,颇得此意。

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中写道“审视《金石录后序》,殆知段金事白,綦有湔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谢启》,以飞卿玉壶为汝舟玉台,用轻薄之词,作善谑之报,而不悟牵连君父,诬衅庙堂,则 小人之不善于立言也。”

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这样评价过李清照的散文佳作《金石录后序》“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