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是李清照为故夫赵明诚的金石学名著(金石录》一书所作的序言。在《金石录》逗肆念编撰过程中，赵明诚曾写过一篇《<金石录>序》。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赵明诚又再三请河间刘跂为《金石录》前三十卷撰序。刘跂于山困同年九月完成好友赵明诚所嘱，其文题作(<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刘序”)。李清照所撰《后序》，虽与“刘序”的题目相同，但她是在赵明诚逝世、由她继续完成丈夫的未竟之业后写下的。同样是为《金石录》作序，李清照的《后序》，与赵明诚的自序和“刘序”大不相同。后二者系就书论书，只谈与《金石录》直接相关的事，文字简洁平实，是两篇很典型的书序。李清照的《后序》却是匠心独运，在剪裁、叙事、抒情等方面迥别于一般书序，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她所结撰的重点是放在叙述金石书画的“得之艰而失之易”上，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而又抒情性极强的文学散文。

在我国散文史上占有不可替代位置的(后序)，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和总体上颇为中肯的评价，其中两个人的见解极近腠理。一是南宋的洪迈;一是近人浦江清。洪迈主要是就《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段后，憨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催变故本末。”((容斋四笔)卷五)洪迈不仅以此番言简意赅之语，准确地道出了洋洋两千言《后序雹衫》的叙事脉络，其更大的贡献还在于为后世留下了亲眼经见宋版(后序)所云之撰署日期为绍兴四年(1134)。这就极有力地说明了明抄本的“绍兴二年”之误。因为“绍兴二年”对李清照来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的春夏她得了重病，又因与张汝舟的离异诉讼吃官司、坐牢……在这种情况下，她哪里会有心思去整理《金石录》并撰写《后序》?而“绍兴四年”则正是赵明诚逝世五周年，是时痛定思痛而作《后序》，岂非顺理成章!

而浦江清则从另外的角度道出了《后序》的价值所在:此文详记夫妇两人早年之生活嗜好，及后遭逢离乱，金石书画由聚而散之情形，不胜死生新旧之感。一文情并茂之佳作也。赵、李事迹，(宋史)失之简略，赖此文而传，可以当一篇合传读。故此文体例虽属于序跋类，以内容而论，亦同自叙文。清照本长于四六，此文却用散笔，自叙经历，随笔提写。其晚境凄苦郁闷，非为文而造情者，故不求其工而文自工也。((国文月刊)一卷二期) 全文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情节衔接的天衣无缝。全文两千多字，句式有长有短，神似诗歌一样优美，而形式却打破了诗歌格律的死板，是迈向通俗文学的一个见证。前人读《金石录后序》特别是明清之人，更多的是赞扬他们夫妻志同道合，夫唱妇随，并以《金石录后序》为依据否定李清照再嫁张汝舟之事。而今人读《金石录后序》不光看他们夫妻志同道合，而且指出文中李清照对丈夫的不满，提出了李清照对赵明诚隐性抗争的观点，有些上升到妇女权力争取的高度了。

读过《金石录后序》认为赵明诚、李清照志同道合、伉俪情深一派

南宋洪迈即在《容斋随笔》中解读道：“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亦踵迹其说：“赵明诚……其妻李易安，又文妇中杰出者，亦能博古穷奇，文词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诸书皆曰与夫同志，故相亲相爱至极。予观其叙《金石录》后，诚然也。”

“诸书”皆以“同志”解读《<金石录>后序》，今人对此文的研究，也不出古人范围，代表性的观点如：“抒发她怀念和哀悼赵明诚的真挚和深沉的感情”。综观历代对《<金石录>后序》的解读，大致有四项内容：闺阁生活的甜蜜温馨，学术研究的志同道合，文物保存的曲折艰辛，以及物散人亡的悲痛伤悼。

读过《金石录后序》认为是李清照对赵明诚的隐性抗争一派

楚雄师范学院的韩立平老师在楚雄师范学报上撰文指出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抒发了对赵明诚的不满。

例一：“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韩立平老师解读为：“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这两句话也许要比李清照那些绝妙好词更能博得中国文人的喜爱，因为这里表现了李清照的“妇德”。《论语》中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中国古人的人格表征，李清照的“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与之相呼应，是对男性道德标准的体认。于是，上面这段文字便被用来佐证李清照与赵明诚“同甘共苦”：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一解读的错误在于断章取义，在于忽视这段文字的“语境”。我们必须弄清楚她为什么这么“虐待”自己。“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厨，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惨栗。”这才是李清照“性不耐”的真正原因。赵明诚收藏金石的志向正朝着一种严重的“病态”发展。他在“归来堂”造了间书库，且上了锁，李清照若要翻看书籍，必须在簿上登记，若不当心弄破了书，就会遭到丈夫的“惩责”。这间自己家里的书库竟成了“公共图书馆”，李清照被剥夺了对金石物品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作为妻子的特权。丈夫的“惩责”，让李清照首次感到，自己的地位远远没有金石重要。这时，她怄了一次气。她不再理会书库里的宝物，不再看丈夫的脸色，她自己去买了一些“普及本”：那些价廉物美的书籍。她知道书是用来阅读的，不是用来供奉的。为了买这些“普及本”，李清照才开始缩衣节食。“食去重肉，衣去重采”这八个字根本没有一丝“同甘共苦”的意思，相反，表达了李清照对于这次“怄气”的坚定。“意会心谋、目往神受”是怄气而孤寂的阅读，不再是夫妻间的“同共勘校”了。这次怄气是微弱而不彻底的抗争。她此刻并没有预见，这场夫妻间的“冷战”根本不管用，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与这些宝物纠缠在一起。

例二：“六月十三日，（赵明诚）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驰马去。”

韩立平老师解读为：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六月十三日，赵明诚被任命为湖州知府，独自赴建康面见皇帝。上面这段文字写的是夫妻俩分别时的场景。这其实是一场夫妻间的争吵。李清照问丈夫，如果敌人攻破城池，必须逃难，拿这些金石怎么办？赵明诚给她安排了一个顺序，先丢什么再丢什么，最后，“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李清照这次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面目”。在赵明诚看来，如果李清照没有和宗器同归于尽，这不是由于她惧死，而是由于她忘记了该这样做，“勿忘之”三个字剥夺了李清照自由选择的权利。“遂驰马去”，丈夫就这样驰马而去，将自己抛弃在这个纷乱迷茫的世界中。我们又一次见到这个熟悉的“遂”字，李清照习惯用“遂”（便）这个字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怨恨和不满，即所谓“隐性抗争”。上文中还出现了“余意甚恶”，恶什么呢？联系语境，我们可以知道李清照“恶”的是丈夫离别时的态度。“坐岸上”，在这样的时刻，他竟悠悠然坐着，丝毫不在乎这可能是一次诀别。“葛衣岸巾”是古代名士的着装，它的悠闲潇洒与逃难时的危险紧张构成了对比。“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皇帝的重用使丈夫的神采焕发，他的目光里竟然没有一丝依恋和不舍，与“致君行道”的儒家理想相比，妻子的存亡似乎不必过虑。在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关头，丈夫的表情、态度、举动乃至着装都让李清照“意甚恶”。丈夫在吩咐自己的时候，还做了个动作：“戟手遥应”。《辞源》对“戟手”的释义有两种：一、怒骂；二、勇武。关于怒骂的释例有二，《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唐代《酉阳杂俎》：“王姥戟手大骂曰：‘何用识此僧！’”徐培均先生《李清照集笺注》即从《辞源》转引这两个例子来笺注“戟手”。面对李清照的疑问，赵明诚是以怒骂的语气来回答的，他嫌她罗嗦，嫌她纠缠不清。那一刻，丈夫的手指在李清照的眼前忽然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戟，它的口子反射出可怖而刺目的光芒，似乎昭示着死亡的来临。六十五天之后，赵明诚因病亡故。 宋代洪迈就《金石录后序》的叙事旨归而建言，他说：“其妻易安居士，平生与词同志，赵殁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 （《容斋四笔》卷五）。

明代萧良有《金石录后序》评语：叙次详曲，光景可睹。存亡之感，更凄然言外。（《古今女史》卷三）

明代毛晋在《漱玉词》跋（汲古阁本）末载《金石录后序》，略见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于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矣。

清代王士禄的《宫闺氏籍艺文考略》中《吴柏寄姊书》云：诵《金石录（后）序》，令人心花怒开，肺肠如涤。又引《神释堂脞语》云：班、马作史，往往于琐屑处极意摹写，故文字有精神色态。易安《金石录后序》中间数处，颇得此意。

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中写道“审视《金石录后序》，殆知段金事白，綦有湔洗之力，小人改易安《谢启》，以飞卿玉壶为汝舟玉台，用轻薄之词，作善谑之报，而不悟牵连君父，诬衅庙堂，则 小人之不善于立言也。”

清代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曾这样评价过李清照的散文佳作《金石录后序》“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诵之，谓宋以后闺阁之文，此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