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恭王府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吗
北京恭王府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吗
好多人都说：北京恭王府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荣国府，而恭王府花园（萃锦园）就是“大观园”。
有些红学家也多方论证，推波助澜，使这座清末后渐渐颓败了的王府，日益受到世人的嘱目。那么萃锦园是不是“大观园”呢？这的确是个有趣的问题，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恭王府的历史吧。
恭王府原是清代乾隆时期大学士和坤的私第，始建于1776—1785年间。嘉庆四年（1799）和珅获罪被抄家后，此府成为乾隆第十七子庆僖亲王永璘的王府，咸丰二年（1852）改赐道光第六子奕祈为府。此间，此府多次修缮，但整体保持乾隆后期和珅建第时的形象。同治年间，重修时又曾有意仿效《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意境改建了花园，给恭王府涂上了一层传奇色彩。1937年，恭王府园归了北京辅仁大学。
恭王府分“府邸”和“花园”两个部分，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亭台楼阁，浑然一体，总面积达 5.7公顷（约合五万七千多平方米）。花园名萃锦园，紧靠在府邸北部。它占地极广，略呈长方形。园中有“嘉乐堂”、“多福轩”、“葆光室”、“天香庭院”、“锡晋斋”、“庆宜堂”、“遮月台”、“曲径通幽”、“秘云”、“绿天小隐”、“养云精舍”、“蝠（福）厅”、“吟香醉月”、“沁秋亭”、“曲水流仿扮野觞”、“凌倒景”、“观鱼台”、“萟蔬圃”、“滴翠岩”、“浣云居”、“倚松屏”、“雨香岑”等等；因实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和说明了。可以说，《红楼梦》中“大观园”所有的厅、台、楼、阁、园尽在其中。的确是一座规模大，布局精，很有气势，不可多见的花园。所以恭王府及其花园，曾经长期被人认为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和“大观园”的环境素材，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大观园”天上人间诸景齐备，但它毕竟只是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胸中丘壑，笔底下的艺术创造。如果要在现实生活中去寻找这样一座园杯建筑的实物, 似乎不太可能。那么，为什么人们都觉得恭王府及其花园就是荣国府“大观园”呢?
余以为，恭王府及其花园，始建于清代乾隆后期，到了同治年间就归恭王府奕了。从清代乾隆到同治的一百来年间，《红楼梦》这部小说已是“久为名公巨卿赏鉴……抄录传阅” 。而且“士夫几家有《红楼梦》一书” 。身为名公巨卿的奕同样也非常喜欢《红楼梦》, 家里银子又多, 便按照《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意境作了设计。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诗张伯驹先生曾指岀，这个园林叫“萃锦园”是民国以后，是奕的孙子、画家溥心畲（本人曾撰文“南张北溥” 闲说溥心畲）命名的。奕的次子载滢在他的《云林书屋诗集》中就详尽地介绍许多类似“大观园”中的题景和描写，如曲径通幽、渡鹤桥、沁秋亭、诗画舫等，都有脱胎于“大观园”的明显痕迹，而且至今仍见原貌。其中“渡鹤桥”一景即是史湘云、林黛玉联句“寒塘渡鹤影，备喊冷月葬花魂” 诗句的再现，而“凌倒景”所见又似乎是四面临水的“藕香榭”的写照。
如此说来，北京恭王府并不是曹雪芹《红楼梦》中的荣国府，而恭王府花园（萃锦园）也不是“大观园”。 而《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和府中“大观园” 应是曹缺芦雪芹先生根据北京各大王府和各大公园中的景物综合出来的。
当然，这些都是本人根据一些史料闲说而已。不足之处，敬请红学家们批评指正。
某杭州人梦中惊觉苏东坡真面目
提起苏东坡，读书人没有哪个不知道的。他那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赤壁二赋一词，不熟悉者恐怕不是太多。然而，苏东坡的长相携轮如何？是容颜奇伟，还是相貌平庸，古今人因未能目睹其面，以致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苏东坡。
九百多年前的苏东坡是什么样子，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 历史 的记载，就可看到有几十种版本绝不相同的苏东坡。就是在当今国内与苏东坡相关的风景名胜区里，我们也不难发现，其雕塑的形象各异，无一相似。也就是说，四川眉山的苏东坡像与惠州的苏东坡像绝不相同，儋州的苏东坡像与黄州的苏东坡像绝不相似，甚至同一地区的苏东坡像也是面目全非……苏东坡究竟是何形象？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证的事情。
一、苏东坡的诗文记述有五个人曾为他画像
北宋时期没有今天的照像机，留传后世的名人肖像大多是当时的画师所为。据苏东尘档坡留存至今的诗文记载，有五个人曾先后为他画像，一个是何充秀才，一个是妙善和尚，一个是李德柔道士，一个是画师李公麟，一个是他的族侄表祥和尚。
为了理顺当时人为苏东坡画像的时代背景，我们以时间的先后进行记述。
熙宁七年（1074），三十九岁的苏东坡自杭州通判晋升为密州太守。在赴密州途中，苏东坡与苏州人何充秀才相遇。何充秀才执意为苏东坡画像留念，画毕，苏东坡写诗相赠，以《赠写真何充秀才》为题：
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箭。
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派隐乱耸山。
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
此身常拟同外物，浮云变化无踪迹。
问君何苦写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适。
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
勋名将相今何限，往写褒公与鄂公。
何充，字浩然。苏州金阊人，时为秀才。“问君何苦写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适”，苏东坡道出了是何充主动为自己画像。
事后，苏东坡与王定国书云：“苏州何充画真，虽不全似，而笔墨之精，已可奇也。”从苏东坡与王定国的书信，我们可以知道何充秀才画的苏东坡不是特别象，但笔墨精良，也可称之为奇。
熙宁十年（1077）十一月，四十二岁的苏东坡在徐州太守任上。常为皇帝画像的大和尚妙善一日来到徐州，主动为苏东坡留真。苏东坡于欣喜中作诗为谢，以《赠写御容妙善师》为题。全诗如下：
忆昔射策干先皇，珠帘翠幄分两厢。紫衣中使下传诏，
跪奉冉冉闻天香。仰观眩晃目生晕，但见晓色开扶桑。
迎阳晚出步就坐，绛纱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识日月角，
仿佛尚记重瞳光。三年归来真一梦，桥山松桧凄风霜。
天容玉色谁敢画，老师古寺昼闭房。梦中神授心有得，
觉来信手笔已忘。幅巾常服俨不动，孤臣入门涕自滂。
元老侑坐须眉古，虎臣立侍冠剑长。平生冠写龙凤质，
肯顾草间猿与獐。都人踏破铁门限，黄金白璧空堆床。
尔来摹写亦到我，谓是先帝白发郎。不须览镜坐自了，
明年乞身归故乡。
从诗题《赠写御容妙善师》七个字来看，妙善大师是专为皇帝画像的。“平生惯写龙凤质”，既然常为皇帝、皇后画像，其艺术水平应该是非常高妙的，绝不存在象与不象的问题。由此可见，妙善笔下的苏东坡应该是最为权威的写真，可以与后来的照像媲美。
元祐二年（1087）七月，五十二岁的苏东坡在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读。道士李德柔又为苏东坡画像。苏东坡作诗《赠李道士并叙》抒怀。
驾部员外郎李君宗固，景 祐 中良吏也。守汉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练善画，以遗火得罪，当死。李缓其狱。会赦，获免。时可元年八十一，自誓且死，必为李氏子以报。可元既死二十余年，而君子世昌之妇，梦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孙。幼而善画，既长，读庄、老，喜之，遂为道士，赐号妙应。事母以孝谨闻。其写真，盖妙绝一时云。
世人只数曹将军，谁知虎头非痴人。腰间大羽何足道，
颊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诸公子，戏著幼舆岩石里。
故教世世作黄冠，布袜青鞋弄云水。千年鼻祖守关门，
一念还为李耳孙。香火旧缘何日尽，丹青余习至今存。
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他时要指集贤人，
知是香山老居士。
李德柔道士字胜之，小名蜀孙，号妙应，能诗善画，最擅长传神画像。苏东坡在诗叙中既说他前生“精练善画”，又说他此生“幼而善画……其写真，盖妙绝一时”，即可知他画像的天份有宿世之缘，其水准是相当高妙的。
元祐三年（1088），苏东坡在京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
九月下旬，成都蹇拱辰道士将自京师归庐山，苏东坡手书《黄庭内景经》一卷相赠。当时，著名画师舒城人李公麟（伯时）亦作画于经前以为供奉。苏东坡跋其后说：“成都道士蹇拱辰翊之葆光法师，将归庐山，东坡居士苏轼子瞻为书《黄庭内景经》一卷，龙眠居士李公麟伯时为画经相赠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李公麟自觉这将是一件流传后世的佳话，又别出心裁地绘苏东坡与自己的像于卷后。由于此举颇有意义，苏东坡又作诗《书<黄庭内景经>并叙》盛赞此事：
余既书《黄庭内景经》以赠葆光道师，而龙眠居士复为作经相其前，而画余二人像其后。笔势隽妙，遂为希世之宝，叹嗟不足，故复赞之。
本上虚皇出灵篇，黄庭真人舞胎仙。髯耆两脚相后前，
妙夹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锐坚，巍巍堂堂人中天。
问我何修果此缘，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传，
殿以二士苍鹄骞。南随道师历山渊。山人迎笑喜我还，
问谁遣化老龙眠。
在“殿以二士苍鹄骞”一句后，苏东坡自注说：“初，李伯时画予，且自画其像。”
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人，元祐进士。善画山水佛像，山水似李思训，佛像近吴道子。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从海南岛北归的苏东坡与表弟程德孺、钱世雄聚会金山，登妙高台烹茶。因壁间有苏东坡的族侄、成都中和院僧表祥所绘苏东坡之像，苏东坡在感慨万分中，自题画像说：
目若新生之犊，心如不系之舟。要问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崖州。
僧人表祥何时为苏东坡画像，今日已不能知晓。但苏东坡以“元祐党人”谪居惠州、儋州期间，金山妙高台内绝不会悬挂苏东坡之像，这应该说是十分明显的道理。我们姑且按照苏东坡自题诗的时间系在此处。
三、苏东坡对自己形象的描述
元祐八年（1093），五十八岁的苏东坡在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任上。当时，表弟程德孺与苏东坡同朝为官。程德孺生日的那一天，苏东坡作诗庆贺。在《表弟程德孺生日》诗中，苏东坡写道：
仗下千官散紫庭，微闻偶语说苏程。长身自昔传甥舅，
寿骨遥知是弟兄。曾活万人宁望报，只求五亩却归耕。
四朝遗老凋零尽，鹤发他年几个迎。
苏东坡自注“寿骨遥知是弟兄”说：“予与君皆寿骨贯耳，班列中多指予二人，不问而知其为中表也。”中表，母亲的兄弟（舅父）姊妹（姨母）的儿女为表兄弟表姐妹，系内表，互称为中表。
从苏东坡诗中的“长身自昔传甥舅”来看，苏东坡的身材高大，有舅父家的遗传因素。苏东坡在出守杭州时，也曾于宝山僧舍题壁说自己“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由此得知他身长七尺，躯体高大，其腹部隆起。
从诗中“寿骨遥知是弟兄”与注中“寿骨贯耳”四字，即可知苏东坡与表弟程德孺面部皆有寿骨与耳相连接。苏东坡的面部特征即是“寿骨贯耳”。
又据《瑞桂堂暇录》记载，苏东坡自海外归，人问其迁谪艰苦。东坡曰：“此骨相所招。小时入京师，有相者云：‘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异日文章虽当知名，然有迁徙不测之祸。’今悉符其语。”“一双学士眼”，这也是苏东坡眼睛的特征。所谓学士眼，意即眼神中充满智慧，富有才华。苏东坡与程德孺、钱世雄游金山，题自像云：“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这“目若新生之犊”，也是苏东坡眼睛的特征，意即眼睛象初生的牛犊，呈细长状，不圆也不大。
三、后人笔下的苏东坡及其肖像
清人袁中道在《次苏子瞻先后事》中记述说：“子瞻疏眉秀目，美须髯，戴
高桶帽，背有黑子，宛如星斗。”
民间有一个苏东坡与佛印在一起相互画像的故事：双方画像完毕，观者要求在像上题词留念。苏东坡见佛印画像最大特点是秃头，便写道：“佛相佛相，把来倒挂，只好擂酱。”佛印见苏东坡画像最大特点是山羊胡须，便写道：“苏胡苏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观者大笑不止。
在留传至今的历代名人所画的苏东坡像中，宋人李公麟《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为山羊胡须；宋末元初人赵孟頫所画的苏东坡像亦为山羊胡须，手拄一根竹杖。其它如明人宋濂题款的《坡仙笠屐图》，明人唐伯虎描绘并题诗的《东坡先生笠屐图》、清人刘墉题跋的《东坡笠屐图》也都是山羊胡须。
四、精诚所至，清人王文诰喜得苏东坡肖像
苏东坡的肖像在宋、元时代遍布全国各地，杭州可以说最多，其中有何充所画的东坡像，也有李公麟所画的苏东坡像。但是到了明末之后，苏东坡的画像日渐稀少，许多东坡遗迹仅存苏东坡的位牌或塑像而已。但在清朝廷内府南薰殿内，据说珍藏有宋人所画的苏东坡肖像，但见者不是很多。
清嘉庆七年（1802），岁在壬戌，梧门法式善因奉旨编纂苏东坡诗文集，有幸获得摹画苏东坡肖像的机会。梧门法氏与大学士翁方纲关系亲密，便以此相赠。翁方纲敬将苏东坡的肖像悬挂在自己家中的苏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岁在己卯，杭州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准备刻版印刷。王文诰曾四方寻觅苏东坡的肖像，但一直未能如愿。王文诰自思苏东坡肖像既不可得，退而求次，打算将赵孟頫所画的苏东坡像附在卷首，并亲自为赞。
当年除夜，王文诰在韵山堂中守岁，顺便校阅新刻出来的诗篇。时至五更天，王文诰合眼假寐。一会儿，一个身穿古代衣服，身材高大的人站在王文诰的面前，梦中的王文诰正想起身询问，却被左邻右舍传来的爆竹声惊醒。
时隔三天，有一个人携带着一轴古画从王文诰的家门口经过，正好与打算出门的王文诰相遇。王文诰一见来人手中的古轴上有“宋苏文忠公像”的题签，眼睛一亮，请求一观。当展开轴画，那上面的苏东坡像正是除夕夜所见到的那位古人。再将苏东坡像下的题跋仔细辨识，方知此画像乃宋人所绘，在元代时，广平程名山集撰藏于燕京之安贞里家中。此画为程名山的父亲著作公所贻留。程名山后来以提举儒学至闽中，将此像随身携带。七年后改朝换代，程名山因家贫而不能归京。又过了十八年，才得以回到盱江。程名山将此像传给其子程彦则。程彦则在外为官二十多年之后，又将苏东坡像传给自己的儿子程南云，程南云回到京师之后，不知是何缘故，将此画易主。王文诰询问那位藏主，苏东坡肖像从何而来，藏主回答：“榄山旧家，从前明珍藏至今。因画中有蠹败之迹，故携至广州重裱。近日从裱家取回，途中寒冷请求暂息于此。”
王文诰心中一下子明白了这其中的因缘，他热情地邀请那位藏主到自己家中喝酒，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用赭墨将苏东坡的画像捶拓下来。
四天后，甘泉人江郑堂自端溪来看望王文诰，一见悬挂在堂中的苏东坡肖像，大惊曰：“此坡公生像。向屡见于翁公苏斋，君何自得之耶？”
王文诰以情相告，主客慨叹不已，以为事非偶然。两个人仔细想来，此像与梧门法氏所摹之像必是同出一本。估计在元代之初，程名山的父亲著作公曾将其所得苏公像摹传几本流传于世间。此画在元、明、清三代五百四十年间，时显时晦。在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寻将刻印之时，苏东坡在天之灵让其出现在王文诰面前，旨在流传后世，垂之永久。
王文诰于嗟叹中在苏东坡的肖像上作赞说：
与此同时，王文诰又作《苏文忠公真像记》一篇，附在像后，他要让后来者知道苏东坡肖像的源流分后、承传之不易：
东坡先生真，旧惟吾杭称甲观，如孤屿之竹阁，公堤之三贤堂，灵隐之眉山祠，龙井之方圆庵，葛岭之智果院并有之，类皆南都程怀立、金阊何充传神为多，而藏于江南之浮玉，江西之双井者，则舒城李伯时笔也，其曾经湖上瞻礼。见之于记载，则有周平园、芮国器、程泰之、蒋之礼诸人。元至正末，徐一夔在杭犹及见之。逮入明季，则荡然无复存留。今之诸祠，惟位牌与塑而已。
予所见黄、惠石刻及前人图绘帖拓无虑百数，莫能定其真赝。向闻内府藏于南薰殿者，自元明递传至今，最为逼肖，而世不可见。
嘉庆壬戌，梧门法氏差赴编纂，始摹得之，转遗覃溪翁氏，悬供苏斋。事在予出京后，未经寓目，此海内知为真像者也。
逮予刊此书成，颇以像阙为憾。尝寓书都门，屡物色之。而壬戌迄今已二十载，人代飘忽，举为陈迹，盖已不可求其本矣。因念诗刻诸像，有朱从延传赵松雪本，与灵州山元时刻差近，仍之亦足以迄事，为摹赞之弁于卷端，遂不复以识真为向往矣。
去年除夜守岁韵山堂，较阅新刻。漏五下，方合眼坐。俄有古衣冠，颀而长者，立于前，予欲起询，遽为四邻爆竹所震惊而寤，则已达明时矣。
越三日，有携古囊轴止于门屋者，予出适见之，签题“宋苏文忠公像”。急展视之，则宛然梦中所见，译其跋，云：“右真像，在元代时为广平程山集撰藏于燕京之安贞里第，实其父著作公所贻留也。其后以提举儒学携至闽中，凡七年而代革，贫不能归。越十八年至乙丑，始克载还盱江，传其子彦则。彦则仕明，亦奔走于南北而守之弗替。又二十四年至戊子，再传其子南云。南云登朝，复携以至燕，因以南云传得之……（以下句字残脱，不可辨认。）”
予询所从来，则像为榄山旧家自前明藏至今。其人为补缀蠹败，携来羊城，复自裱家取回，因途间寒作暂息于此。予强拉之入饮，以卮酒，疾取赭墨脱下，悬于堂中。
又四日，甘泉江君郑堂自端溪至，咤曰：“此坡公生像，向屡见于苏斋。君何自得之耶？”相与慨叹不已，以为事非偶然。于是始悟梧门所模同出一本，盖自有元之初，程著作已分传其本矣。其本自元迄今，或显或晦，流传五百四十余年，终以至予而后与集，并传垂之无穷，可谓历劫难老而终必有所归矣。
第予先已摹载赵本，是亦散为百东坡之一合，于先生观水有术容光必照，未便改易去之。兹复缩临此本，系于集后而详其所得之，自播于海内，俾后之考镜者，知其像之源流分合，并予传之不易，盖如是云。
道光三年癸未上元仁和王文诰记。
五、杨守敬选刻苏东坡肖像与王文诰所得相同
清光绪十六年（1890），著名金石鉴赏家杨守敬受黄冈县令、成都人杨寿昌之托，在黄州选刻苏东坡的书法作品，名之为《景苏园帖》。
杨守敬选刻在《景苏园帖》卷端的苏东坡像与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的苏东坡像完全相同。
不过，杨守敬选刻的苏东坡像，并不是取材于王文诰的《总案》。民国人范之杰在《重嵌<景苏园帖>石刻》中说：“卷首宋刻小像，旧藏陶斋处，今亡，乃此以传。”小像即肖像。
陶斋，清光绪举人端方之字。端方精通金石学，收藏甚富。有《陶斋吉金录》、《藏石记》传世。民国时期，端方被人杀害，其收藏大都流失，苏东坡肖像因此下落不明。
根据《景苏园帖》卷首的“苏文忠公小象”一侧的小字，此像为江夏人刘维善敬摹。
刘维善字宝臣，光绪年间书画摹刻高手。
刘宝臣摹刻的苏文忠公小象，由杨守敬提供，依据的是陶斋藏本。杨守敬选定的东坡肖像与王文诰所得的苏东坡肖像相同，是巧合，还是殊路同归呢？
六、肖像与苏东坡的自述完全吻合
当我们将王文诰、杨守敬认定的苏东坡肖像与苏东坡本人的记述进行比较时，最有代表性的“寿骨贯耳”一目了然。苏东坡肖像耳朵前与鬓角下的那条曲线即为寿骨，与苏东坡同时代的人，只有他和他的表弟程德孺有这一与众不同的特征，古往今来，有这种特征的人恐怕也只有他们表兄弟两个。
苏东坡在与其侄安节的诗中说自己“瘦骨寒将断，衰髯摘更稀” ，又在画像题字说自己的眼睛似初生之犊，又追记相者论自己有“一双学士眼”，从苏东坡的肖像，我们也看到了苏东坡的双眼充满着睿智与善良，与以上的记述吻合。
由此看来，苏东坡的胡须并非后人传说的那样浓密呈络缌状，他的胡须如同今人所说的山羊须，让人感觉飘飘然，颇有仙灵之气……
苏东坡头上戴的高桶帽，史载成为元祐年间风靡一时的“子瞻样”，哲宗皇帝对苏东坡的帽子也曾给予赞誉。袁中道“子瞻疏眉秀目，美须髯，戴高桶帽”的记述是有依据的。
从苏东坡晚年喜欢戴高桶帽这一事实，再加上肖像本身反映出的神态、风貌，王文诰拓得的这幅肖像的描绘时间只能是在元祐年间，因苏东坡谪居惠州、儋州时期，无有画像的记述。
那么苏东坡这幅肖像出自谁手呢？是出自道士李德柔，还是出自画师李公麟？
从情理上分析，李公麟既然将自己与苏东坡的像都画在《黄庭内景经》之后，他不可能画得那么精细，用现在的画说，只能是写意。如此说来，画此像者，李德柔的可能性较大。
从此画的工艺水平上讲，符合李德柔写真妙绝一时的水准；从此画的神韵上看，与苏东坡“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的记述完全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