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记太史公序？

《太史公自序》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章，编为《史记》末卷。文章概述了作者的家族世系、家学渊源、著书经过及旨趣等，融作者的遭遇和志向于一炉，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

全文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作者的生平家世和写作《史记》的时代条件、个人动机，以及受刑后忍辱著书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文章规模宏大，气势浩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创作的重要资料。

二、太史公深度解读？

司马迁立志修史与他跌宕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关系，然而修史并不是一个小工程，能完成这部巨著，必然倾尽了心血。司马迁修史极重视道德，在与朋友的书信《报任安书》中他就讲到，自己之所以为李陵做辩护，完全是因为看重李陵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虽然自己与李陵并不算是私交深厚的朋友，也没有一起喝过酒，但是仅凭他对李陵的观察，就认定这是一个有操守之人。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会不顾自己背污名，也要为李陵争辩，可见司马迁对道德操守的重视大过自己的仕途与身家。

史书和道德的关系在《太史公自序》中也有提到，他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为了推行德行，使其教化百姓，约束君主，用礼仪道德规范社会，修史与道德有着密切联系。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能够公正客观地评判历史，也必须要有一颗仁善之心。对历史的修著难免会将作者自身情绪和价值观念掺杂进去，修著出来的史书如果充斥着错误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对读者产生影响。司马迁以正直的品格对待史实，讲究客观公正，最大程度还原史实，就避免了这种情况的产生。

司马迁也重视节气，他将自己与孔子、文王、屈原、左丘明做比较，认为在困难处境中也能诞生伟大的名作，他以此勉励自己。从古以来士大夫就重视名节，宁愿赴死也不愿受到折辱，司马迁却遭受了最能够侮辱人的一项酷刑。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到，自己遭受这样的折磨，心中的悲痛也是无法言说的，甚至没有脸面谈及气节，还不如自杀。可是，他抛却了轻生的念头，克服了世人非议和心理障碍，认为“勇者不必死节”，这样才有了他忍辱负重修《史记》的伟大壮举。正是因为有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对气节领悟得更高，司马迁才能将满腔热血倾注到修史之中，用文章证明自己的才干，完成先父遗志。重重压力之下写就《史记》，没有坚忍的品格根本无法做到。

对政治的关心在《报任安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他立志为皇帝尽忠，然而却因为自己残缺的身体不能得志。他列举了自己在政事上的四大遗憾，即不能纳忠效信、不能招贤进能、不能斩将搴旗、不能尊官厚禄，为此司马迁沉痛郁积。在太史令这个职位上，他时刻践行着自己为官的理念，不与他人结党，日以继夜地奉献自己的才干，他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也由此可见。同时，司马迁也感叹于史官地位卑贱，朝廷酷政残暴，这种无奈的感慨让人读后心中多有不忍。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满腔郁结得不到纾解，这让那个藏在《史记》背后的太史公，更加具有血肉，了解了他的遭遇和处境后再来看《史记》，就是另一种角度的故事了。

三、小议传奇3的衰落？

传奇没落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耗时。

现在的任务太多，除了那些富二代，有钱人，要上班才有饭吃的人那有那么多的时间支做五花八门的任务，而没有做任务，要想升级，学好各项技能，就只能烧钱。

上班族时间不够，玩的人越来越少。

2、耗钱。

现在的热血传奇，只有不断的烧钱，装备，技能好，才在这个游戏中有立足之地，否则就是出门挨打，打的很郁闷，花了钱还找气来受，不如不玩。

工菥阶层也在逐步的退出。

3、贬值快。

装备出的快，技能更新的快，花样太多。

以前1000多的传奇神剑，一段时间就只有一百多了，对于有钱人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对于工薪阶层的玩家来说，是一种打击。

各种各样的技能层出不穷，让你应接不暇，而且贬值非常快。

4、寂寞无聊。

那些人民币玩家花了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把所有的技能学满，穿上最好的装备，只要不打架，他们做什么？任务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而现在的传奇，是群殴，即使你是最牛的，你也经不起几十人的前前仆后继的围攻。1000级的玩家也有不玩的了。所以，综上所述，传奇开始走向了没落。

四、太史公如何看待屈原？

太史公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的最后对屈原的评价：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五、太史公曰其身正全文？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史记·李将军列传》（节选）

太史公说：《论语》说，“在上位的人本身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们也会遵守奉行；自身行为不正，即便下了命令，人们也不会遵守奉行。”大概说的是李将军吧，我看到李将军诚恳朴实像个乡下人，开口不善于言谈。到他死的那天，天下认识和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尽情哀痛。他那忠实的品格的确得到士大夫们的信赖么？谚语说：“桃树李树不会说话，可是树下自然会被人踩成一条小路。”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道理呀。

六、什么是太史公书？

我少时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有云：“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知西汉的《太史公书》，在东汉末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及读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根据《三国·魏志·王肃传》，谓《史记》名称，始于王肃，心窃以为不然，忆余一九四一年春间，旅客昆明，候车赴渝，日多闲暇，辄至翠湖公园温理旧书，偶读杨守敬《望堂金石记》，见摹刻东海庙残碑碑阴，有秦东门阙事在《史记》一语，知《史记》名称，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经开始。年来阅杨明照先生《太史公书称史记考》（见《燕京学报》第二十六卷），指出《史记》名称，开始于东汉灵献之世，列举五证，确有独到之见解，但杨氏所考，尚未具体，因搜罗材料共列九证，兼采杨氏之说，俾成定讞，其武荣碑一证，为余与杨氏及其师陈李皋先生所共知，其东海庙碑碑阴，延笃《史记音义》、《风俗通义》、高诱《战国策注》四种，则余所发现，他如蔡邕《独断》、荀悦《汉纪》、颖容《春秋例序》、高诱《吕氏春秋训解》等四证，则节采杨氏之原说；至于《太史公书》以前古史中早已有史记的名称，与本篇无涉，不再商讨。兹先论由《太史公书》转变为《史记》名称的过程。

七、太史公自序的赏析？

《太史公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

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

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

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

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八、太史公代表作品？

太史公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散文家，编著《史记》。

董仲舒的学生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山西河津人），是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又因曾任太史令，故人称太史公。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调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这场灾祸使得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其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

九、史记太史公自序译文？

译文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

原文：

太史公自序

[汉] 司马迁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十、毛笔笔法？

        毛笔的笔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笔法包括执笔方法和运笔方法，狭义的笔法仅指后者，平常我们所说笔法指的指运笔方法。

        笔法简而言之，就是调锋，具体体现在起笔、行笔、收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