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阮元提出的南北书派论，曾熙就不同意如此轻率、粗暴的划分。曾熙题《清道人节临六朝碑四种》，对阮元“南北书派说”提出质疑：“自仪征阮氏创分南北书派，海内学者多沿其说，熙窃以为惑矣。阮云北朝魏齐碑版尚守隶分遗法，其言当矣。至称传索靖之法，南北划若鸿沟，何以大小爨碑出于晋宋之南徼？可知化隶为真，南北同一辙也。……近敦煌石室经卷，见有北朝书章草，以证沙简中晋人手札，并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见也。梅道人以周金作篆，以两汉窥六朝，所谓繇昆仑观四渎之到海，每临一碑，精绝海内，共几研二十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见，今则服膺予论，因书其后。乙卯十一月三日，曾熙。”此李瑞清临碑由震亚书局出版发行，广受欢迎，先后出版四集。曾熙在跋中广引博证，认为南北书派纯属一管之见，不足登大雅之堂。书法的演变要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南北书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书法之间南北书风的交流十分频繁，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从中可以看出曾熙的书法视野十分开阔，而且还注意到敦煌中所出土的抄经书，利用新出土文献来证明南北书风同源，可惜这个理论在北碑大胜之际，并不被人们重视。

曾熙对康有为的理论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尊碑卑唐，甚至对颜真卿也有非议，更是对学颜大家何绍基直接忽略。这种过激行为实际上不可取法，曾熙在书法创作和授徒时都不赞同其理论。曾熙在对爱徒朱大可说：“真行以太傅、右军为二大派，然太傅一派，惟王僧虔能得真髓；右军则法乳绵延，极乎唐代之欧、虞、褚、薛，而犹未已。直至颜鲁公出，始以隶分之用笔，参以篆籀之结体，雄张茂密，卓然特立，后来苏、黄、米、蔡，殆无一人不祧右军而祖鲁公，斯亦书家一人杰矣。”这里对王羲之以及其传人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大加称赞，并特别推荐颜真卿，认为他运用隶分的用笔，参以篆籀书的结体，使他的书法茂密雄伟，是王羲之之后的又一卓然特立，傲视世人的一大书法家，并且宋四大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是师法颜真卿而得以成名。曾熙对颜真卿以及唐代书法的肯定和推崇是根据他几十年的书法经验与教学实践得出来的结论，显然比康有为的过激之词要合理得多，也实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