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对：臣闻王者不吝改过，故盛世有直言极谏之科，学者义取匡时，故贞士有尽忠竭愚之志。昔汉文帝除诽谤之法，而后贾山、贾谊争致其忠谠之谟；武帝崇尚儒术、诏举贤良，而后董仲舒、严安、徐乐之徒群集于阙下；宋仁宗复制举诸科，除越职言事之禁，而后苏轼、苏辙对策极言时政阙失。其于任官治兵主要，裕财正俗之方，类能指陈利害，上广人主聪听，下系四海安危，非仅在词章之末也。夫殷忱所仪启圣、多难所以兴邦，势有必然，理无或爽。钦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固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乃者临轩试士，冀得嘉谟，举察吏、治军、理财、励士诸大政，进臣等于廷而策之。臣愚陋何能与此，顾自幼学以来，亦尝究心于治忽之原，考求于中外之故，怀欲陈之而未有路。兹承大对，谕旨勉以直言无隐，何敢饰辞颂美，而不竭其款款之愚。

伏读《制策》有曰：君人之道予育为心，而因求简贤辅治之法，此诚安民之急务也。臣惟民间疾苦惟守令知之最真，故欲平治天下，必自重守令始。昔汉以六条察二千石，而以察令之权寄之于守，此与今制用意相同。然汉代循良之吏后先相望，而今治效不古若者，岂非粉饰欺蔽之习有所未除乎?欲杜粉饰欺蔽之习，在通上下之情。长官勤求民隐不敢自尊，则属吏清慎自持不敢作伪，自然之理也。

且夫今之守令，其任较前世为尤重，其事较古时为更繁，何也？世局日变，万政待兴。举凡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将欲任以繁剧，必先扩其见闻，是在长官加意陶成，俾咸具溥通之知识，而后委之以任而不惑，责之以事而不迷，纲举目张不劳而理。今各省虽设馆课吏，多属具文，岁月一试，不过较文字之工而已，政绩何由而成，循声何由而著耶?

汉制县邑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利弊其所夙悉，故治效易彰，此周官遗意，其法似可仿行。果能博采公论，慎选贤绅，于治必有裨补，不必过为疑也。皇上澄清吏治，必先通上下之情，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一也。《制策》又以三代之制寓兵于农，因详究历代兵制之得失。

臣谨案：井田沟洫之法废，遂专用征兵。汉高祖设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随其地之所宜；唐初置府兵，中叶以后专用征兵；宋韩琦之议养兵。苏轼之言定军制练军，实皆深切著明。今日环球列邦多以尚武立国，知兵之选遍于士，夫体育之规基诸童稚。夫兵凶战危自古为戒，故孔予以军旅未学辞卫灵公，诚以穷兵不已终至于乱。左氏亦言；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然自有国家以来，必不可一日去兵，此非第羽翼爪牙之说也，如人身然，血肉既具，必有气力以贯注之，而后足以发挥其精神，以生存于万类竞争之世。人身之气力不足，则血肉有雍滞溃败之忧，而精神亦无所附丽，是以由唐虞三代以至于宋明，数千年来无不以兵制为急务，乃世之论者动是古而非今，辄谓人民岁输数千万之资财以养此坐食骄惰之兵，固不如古者寓兵于农之善，不知天下之事皆日趋于变况，以今日群雄角逐战术之变幻、器械之精利，虽日召其兵而教练之，犹未必胜人，而谓集氓隶于行间，驱之以临战阵，庸有幸乎?然则，兵者固必教之于平时而又精且多，然后可并立于群雄之间，所谓气力充而精神焕矣。皇上整军经武，士卒知学为先，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二也。

《制策》又曰：《周礼》太宰以九式均节用，而因求节流之法。臣谨案：职内掌邦之赋入，职岁掌邦之赋出。此即近世各国所谓豫算、决算也。昔苏轼之策理财，谓天下之费有去之甚易而无损，存之甚难而无益；曾巩之议经费，谓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约者必本其所以约之由而从之，皆扼要之论。然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哀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巨，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皇上慎乃俭德，而尤必广辟利源，此不得不国时制宜者三也。

《制策》又以士习之邪正视乎教育之得失，因欲范围多士，使四海之内邪慝不兴，此今日学界之要图也。臣惟古者司徒修明理教，以选士、俊士、造士为任官之法。汉重明经，复设孝廉贤良诸科，其时贾、董之徒最称渊茂；东汉之士以节义相高，而不免清议标榜之病；唐初文字最盛，中叶而后干进者至有求知己与温卷之名，而士习大坏；宋世名儒辈出，各有师承，至于崇廉耻、敦气节，流风所被，迄有明而未—衰。虽其人能自树立，亦以教学相勉，师道立而善人多也，夫大道载于六经，而伦理先乎百行。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毁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四也。

凡此四者，皆保世之闳规，救对之要务。苟予曰法后王，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为理。夫使时移势异，而犹拘守成法，此《吕氏春秋》所讥病变而药不变者也。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故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臣尤伏愿皇上懋学修身，以为出治之原,然后用人行政，天下可以安坐而理也，故有汤、武而后有伊、吕之臣；有尧、舜而后有勋、华之业。

由是以课官而官无不职，以治兵而兵无不精，以理财而度支无匮乏之忧，以励学而士林作贞之气，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

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