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艺术作品以独特的中锋、篆笔及秃笔为主要构成要素，在画面中形成的现代构成意味极强的章法形式和虚幻的空间效果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谈到八大山人的作品，人们立刻会想到他大写意的花鸟画，一般人对他书法的理解也许没有对绘画作品理解那么深，只觉得他画的东西很写意，写的有些字比较“怪”。说到“怪”，笔者认为八大山人的个性十分强烈，慕习者不容易摆脱他已构成的模式的影响而进入更深处。黄宾虹先生曾评价八大山人“书法第一、绘画第二”。

可见要读懂八大山人的书法作品，我们必须对其书法创变理路以及之所以产生这种创变的外在与内在原因有所了解，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是决定一位艺术家作品风格的真正原因。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就是在维护自己的艺术生命。艺术家在艺术上成熟与否，最终取决于他的作品是否真正反映了个人独特的思想情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和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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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的突变、艺术思想上的叛逆

八大山人生活在明末清初，一生经历了许多坎坷与艰辛。难怪郑板桥评八大山人的作品是“墨点无多泪点多”。这说明八大山人是在用人生的特殊经历写字画画的，是以书法、绘画的形式抒发泄泻胸中的郁结和块垒的。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王朱权的后裔，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胄之家。在 1645 年清军占领南昌时，朱耷19岁。年轻又才华横溢的朱耷曾几次组织反清义军计议抗清，但事未果，在无力又无望的情况下，他只好拿起了笔杆子表达自己不屈不挠的态度。

为了安身立命，顺治五年戊子（1648），23 岁的朱耷便落发为僧。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生活状况显然是不适合 20 出头的年轻小伙子的成长和发展的，时局的变故迫使朱耷必须隐姓埋名、忍气吞声，从此给朱耷以后的心理埋下了阴影。

后来，据陈鼎《八大山人传》载：“甲申国亡，父随卒”，“数年，妻子俱死”。朱耷遭此不幸，又因他原有点口吃，于是学他父亲一样做个哑巴，此后几十年，也常如此，八大山人内心深深的抑郁和苦衷是无法向旁人述说的。在他生活在山里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写的两句诗能见证他当时的心情，诗云：“栖隐奉新山，一切尘事冥。”这形容和叙述了他隐居山林的生活情境。八大的隐居生活是被迫的，是非他所愿的。

此时年轻的朱耷怎能就此苟且偷生，他其实并没有与世隔绝，而是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他在为僧绪余，力求在绘画和书法上有所建树。我们可以从八大山人留下最早的书迹（1659）即 34岁时所作的《传綮写生册》中的题识与书法中了解他当时书艺上的动向，上面有五段楷书、一段隶书、一段草书、三段行书，其中行书段风格各不相同，这几段文字显示出八大山人早年书法学习与创作的有关状况。虽说与他中年后风格成型期作品相比显得稚嫩，还看不到完全属于他的面貌，但他能写出一手比较端整的欧体楷书，且结构匀称、点画妥帖，这充分说明朱耷是在努力研习书艺，在艺术上不断进取的。

八大山人 《欧阳修昼锦堂记》（纸本，167.5*85.5cm）南京博物院藏

我们再来仔细看他写的欧体字，笔画结体硬瘦俊朗，甚至有些笔画在书写过程中被有意夸张或拉伸，如横画有隶书意味的收笔，这或许已暗示了八大对规范的敏感和潜意识中对规范进行修正的欲望。邱振中在其著作《神居何所——从书法史到书法研究方法论》中指出，“从宋代以来，唐代楷书几乎成为所有人学习书法入门的范本，其中欧阳询的楷书又以其结构的严谨、挺拔而受到人们的特别推崇。欧体楷书可能是八大山人学习书法时入门的范本，而且临习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显然，八大山人早期的书法是离不开这种选择的，他所写的楷书、行书还有草书，基本上使用的也是唐代楷书“提按、留驻”的笔法，这些说明了八大山人早年深研过唐代楷书。唐代的楷书是把运笔的复杂操作放在笔画的端点和弯折处，并且用提按的方法突出这些部位，而笔画中间部分则一带而过。这种笔法影响到唐代以后的整个书法史，影响到其他各种书体的书写。八大山人对各种书体的深入研究也充分显示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大胆创新。

《传綮写生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龙科宝说：“八大山人其行草深得董华亭笔意。”杨宾说：“八大山人虽云指不甚实，而中锋悬肘，有钟（繇）王（王羲之、王献之）之气。”从《全集》的第一集署名“驴”的《酒德颂》及署名“驴”和“个人”的册页上题画词来看，八大山人的书法基本上采取的是侧锋，结体徘徊于黄、米、董之间，有了一定的自家面貌，但不甚明显。大约从 1666年开始，八大山人的书迹中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他受董其昌作品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其行书中，此时八大的作品虽略显单薄，但舒朗、雅致、流畅，深得董其昌神理。

由此可以看出来，八大的行书在做过各种尝试之后，选定董其昌作为依傍，从而使他的行书很快摆脱了原来的混杂局面，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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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锋为主导的用笔方式的基本形成及其潜在动机

如果说八大山人早年对董其昌书法的偏好是因为康熙喜欢董其昌的书法，且康熙年间董其昌的书风最为流行，那么八大山人从“避清”的反抗心理到超脱的“和清”的心理转变，一方面原因是八大山人对禅学、道教精神逐渐深入领会，世俗的繁杂琐事已不能左右他的心；另一方面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与世隔绝的寺院生活的消磨，八大此时的心境已完全沉浸在书画艺术上了，他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情绪也已在挥运笔墨间得到宣泄；再有一个方面是当时清统治者的怀柔安抚政策。

八大的艺术思想也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从1678 年创作的《梅花图册之一》可以看出八大学习董其昌的风格达到非常纯熟、自信甚至几可乱真的地步。这期间他还研究了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书法。

学者方闻在其撰写的一篇《关于八大山人生平与艺术分期之研究》文章中指出，在 1670 年至 1680 年间，八大山人四处出游谋生时，他的诗里却流露出一种希冀成功和受人赏识的热望。在一卷约成于1670 年代中期、署名“个山”的花卉手卷上，八大山人题下此诗：“天下艳花王，图中推贵客。不遇老花师，安得花顷刻。”诗中除了对艺事的自负外，还不免使人觉得，八大希望做别人的“贵客”，一显自己的才华。

从 1678 年到 1686 年间，八大山人的草书作品逐渐增多，而且不再是原来所写的“章草”，而是放纵不羁的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