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梁启超看待孔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梁启超对孔子的态度有一个懵懂——强烈——矛盾——理性的发展过程，这与梁本人不同阶段的治学和政治处境有关。相应的，随着梁启超对孔子态度的变化，梁启超眼中的孔子也是不断变化的。

梁启超眼中的孔子形象：圣王——英雄

1、“改制创教的神明圣王”

提到梁启超，就一定不能绕过康有为。大家都知道，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整个戊戌维新的变法主张事实上就是康有为假借孔子之名而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照搬到中国。

中国自孔子之后，愈是社会剧烈变动之时，愈是孔子形象颠倒之际。当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之际，传统文人或颂扬孔子或贬低孔子，以此宣扬自己的治世之道。康有为同样如此，戊戌维新之时，他力倡“托古改制”，编撰《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来宣扬他的变法主张。

梁启超早年拜在“南海圣人”康有为门下，是康有为最为看重的爱徒。康有为研习今文经学，并提出一整套“托古改制”的理念，受其影响，梁启超也不断鼓吹孔子是“改制创教的神明圣王”。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本人深研康有为的今文经学理论，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改制而作，孔子由此而成为万世教主，即“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范围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事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戊戌维新时梁启超对孔子事业地位的评价。

同时，梁启超还从孔子儒学的内涵上出发，认为孔子是“人道文明的万世教主”。梁启超眼中，孔子儒学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又圆通无碍、极具变通思想，囊括了人类历史上的全部真理。孔子以人为道，其“太平之仁术、大同之公理”预设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化社会。因此，梁启超主张将孔子尊奉为人类文明之道教的万世教主。

如果仅从戊戌维新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孔子地位的改塑无疑是有帮助的。他对孔子地位的改塑，无疑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孔子观念，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革新意义，这对冲击戊戌变法时人们的旧思想是有极大帮助的。

2、“历史上的一位英雄”

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进一步接触到西方思想的熏陶，这也导致了他对孔子地位思想的变迁。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了自己新的孔子观。此时的梁启超不再对孔子作无条件的膜拜，反而开始主动破除孔子固有的偶像观。他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指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这可以说同戊戌时期他对孔子地位的描述差别明显了。

同时期，梁启超还认为孔子是崇尚思想自由的，即“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这一时期正是康、梁两师徒走向殊途的时期，相对于康有为打着孔子旗号宣扬西方思想，梁启超明确认为这种方法不可取，即“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

简言之，这一时期梁启超对孔子地位定位于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英雄，这也更符合历史上孔子实际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