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虞逸夫的生平

虞逸夫(1915-2011)，别号天遗老人，万有楼主。1915年生。初读儒家书，中年于老庄玄学致力尤深，晚岁阅历既多，志在怡养，笃好禅宗义学之超脱，颇有发悟。外此无他玩好，唯以书法自娱。童蒙时即不喜馆阁书，以为学书当穷源竞委，洞悉古今递嬗流变之趋向，知所取舍，有所创获，方能摆脱凡近，自致远大。二十岁前专攻甲骨钟鼎之文，稍长，继之以秦篆汉分、章草，下及南北朝名碑妙迹而止，近又醉心于汉晋简帛书，朝夕临玩，参以新意，自成风格。早岁即以诗文受知于江南名儒钱振B先生，称其：“下笔如倒三峡，真名世之杰，诗有干莫气，将来主持阳湖风雅，我不及见矣。”三十年代避寇西蜀时，与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以诗相唱和。马老称其“书法文辞俱美，论诗甚有见地，尊稿丽而有则，蔚然成家，四言铭诗尤有玄致，知其所存者益进于道矣。”观钱、马二先生之品题，可以概见其学养文采之一斑。前期所著稿本，已成劫灰。近年所作诗文，部分发表于台湾、香港、北京、南京、杭州等刊物。现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长沙市博物馆顾问，长沙市考古研究所顾问。

二、虞逸夫的评价

虞逸夫先生早岁以诗文书法受知于江南大儒钱名山，少长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受教于“同党体”创始人之一的陈石遗先生，指授诗法。三十年代避寇西蜀时与马万里，谢稚柳等书画界名流交情甚厚，常与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诗相唱和。他的国学功夫堪称一流，马一浮先生曾著文称赞：“惠书文辞书法俱美，论诗甚有见地。”

虞逸夫先生的书法，处处散发着传统文化的气息。读他的书法，有着动人的书卷气，有着诗人的激奋之情。

少年时期的虞逸夫先生即以文才横溢而名噪乡梓。而立之年，其诗文已自成家数，名震一方。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在当今湖湘艺坛罕有相匹者。他的诗，从天赋、气质来看，凡事敏感而易动情，从他所作诗句“百年前后谁名我，七尺形骸强认吾。”（《自题万有楼》）“薄酒解忧非小惠，残书娱老有深恩。”（《远游归来作》）“问天不语休饶舌，欲访无怀共往来。”（《天问》）中，足证虞逸夫先生的旷世才情。

三、史穆的作品评价

他的书法注意整体布局，其作品挥洒自如，跌宕有致，一气呵成，首尾完美。平日作书，虽运笔快如疾风骤雨，但并非任笔为体，而是呈现一种基于法度之上的自然天成的意趣：作品或奇秀飘逸、或沉稳厚重、或锋芒迭出、或流畅悠闲，极显变化，多姿多彩。正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方能丰神凌厉有风骨，仪态万千见妖娆，以至形成了秀劲洒脱、清新自如的独特风格。著名诗人、国学大师、书法家虞逸夫说，史穆“家学渊源，师承有绪”，“观其近作，酣畅流丽，绝无矫揉造作之态。是以众目共赏，群口同誉，与夫专骛捷径以求一逞者殊科”。这是对史穆书法艺术极高的也是极精当的评价。

四、国学大师王国维是怎么死的？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各方

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1927年的6月2

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

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

  此后他遇到研究

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

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块大洋，但

侯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纸币。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在校门口他雇了一

辆人力车，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

  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

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

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

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抽完了最后一口烟，然后纵身跳入昆明湖。

  当时有

一园工（又有说是巡警）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

也不过约一两分钟的时间，可王国维却已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

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

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

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

  当园工们

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如果

能及时施以人工呼吸法营救，或许还可有救，可是

这却被贻误了。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悄然离去了。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

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

者绝非仓促寻死。

  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

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

变，义无再辱” 16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

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

“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1) “殉清”说。

  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 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 “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 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

  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 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 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 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 “愚忠”至“殉清”程度。

  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 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2) “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 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 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

  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 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与王已生隙，罗令 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 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 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3) “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 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 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 辱，莫若自我了断。

  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 世方式。

(4) “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 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 也缘于此。

(5) “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 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 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 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 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 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诠释 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 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6) “诸因素”说。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

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 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

  也许，这 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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