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位在考古中发现的人物：井真成。

迄今为止唯一一块出土的日本在华遣唐使墓志铭，就是井真成墓志铭。

浪峰上的浪峰

733年春天，日本难波港，井真成等五百多名遣唐使，即将分乘四艘巨大的 木帆船，去往苍茫大海的西岸——大唐中国。

正值唐风席卷的奈良时代天平年间，日本朝野上下对遣唐使格外重视，帆船披着彩绸依次排列在港内，圣武天皇也亲临现场设宴，侍臣们则唱起了御制送行歌：

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而后，帆船载着五百多名使团成员，在祥和悠长的祝愿声中缓缓离港。

自圣德太子在600年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后，一波波日本贵族青年前赴后继渡海西去，而唐制、唐律、唐装、唐诗，乃至作为日本假名底本的汉字，则陆续随之东来。到这次第十批遣唐使出行时，已形成了唐风臻于极盛顶点的“天平文化”。

此时的大唐，是开元二十一年，也正处于王朝乃至整个帝制中国的巅峰盛世，“吞吐文化的能量最大”。于是，这一时期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长河中浪峰上的浪峰”（武安隆《遣唐使》），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制定《养老律令》的大和长冈等人，都是在这个时代来到了大唐。

在井真成等人去往大唐时，另一位名扬千古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已经在大唐生活了十七年，还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考中了进士。进士是高等文官仕补，要求深通天下大政，长于诗文，是当时最受尊重的荣誉，因而是学子们拼力争夺的目标。

仲麻吕最初担任九品官左春坊司经局校书，职掌校理刊正经史子集四库之图书，并辅佐太子李瑛研习学问，这是一个很有前途、人人艳羡的差使。

然而，当时日本幼稚的航海技术，使得遣唐使船的远航成为一种冒险。

直到十五、十六世纪，日本海船仍是底平而不尖、不宜破浪前进的样式，而且只会顺风前进，遇到无风、逆风便只能落帆荡橹（胡宗宪《筹海图编》）。而七八世纪的海船，自然更为简陋。

事实也正是如此，尽管有两百多年的赴唐经验，日本人对渡航的恐惧仍然挥之不去。当时遣唐使船在狂风恶浪中动辄船舷破裂、甚至整船一分为二的情况不绝于史：778年，遣唐使第一船在海中断裂，船头和船尾分家；836年遣唐使第三船桅杆折断、船体破碎，“潮溢人溺”。

日出处天子

（白村江之战复原图）

遣唐使们劈波斩浪冒险赴难，只为西方有一个巨大的牵引力，那便是长安。对奈良时代的日本人来说，大海彼岸的唐朝，是一个如此激动人心的国际化社会。日本期望藉由遣唐使可以从唐朝输入法典、文化和文物。

但在唐初之前，日本朝野对于大唐文化的态度，却与此时截然相反。尽管之前日本也曾多次向中国遣使，却多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日本第二次遣隋使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又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

改变始于663年的一场战争，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朝鲜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遭遇完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日本学者森公章称“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白村江之后》）

自此以后，日本使者来中国不再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而井真成等遣唐使的身份，都是学问僧、请益生、留学生乃至工匠，他们“衔命远邦，驰骋上国”，前来全面学习唐文化，小到制造、建筑、医术，大到律令、衣冠、典章制度，由此成就了大唐文化在海外的完美复制。

大唐方面同样看到了日本全面学习唐风的成果。诗人王维称:“海东日本国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

到天宝年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到长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指导,藤原清河大使在朝见时礼仪不凡。唐玄宗欣喜地说:“闻彼国有贤君。今观使者,趋揖有异,乃号日本为礼仪君子国。”并给与破格的优遇,命仲麻吕为向导,引导日本大使等人参观大明府库及收藏佛、道、儒经典的三教殿。又特请名画家给藤原清河等人画像。

这年农历正月初一贺正,唐玄宗在含元殿接见各国使臣，以往的席次一直是新罗、大食居东班、吐蕃、日本居西班。但这次日本和新罗换了位置,日本大使居东班首位——日本已成为皇帝心目中最接近大唐的异国。

谁是井真成？

1200多年后，往来不绝的遣唐使，早已连同长安城这个7世纪国际大都市一 道没入了历史的尘埃。但在2004年，在西安东郊某建筑工地中意外现世的井真成墓志，却让那段历史有了更为清晰的解读。

这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方已发现的日本遣唐使墓志。

井真成之名，不见于遣唐使史料乃至所有历史文献。仅从墓志上得知，这位“才称天纵”的遣唐使，于734年病死在长安，享年36岁。至于其人生平，以及他何年离开故乡、离乡之时多大年纪，一概无从查考。

最初，历史学家们仅从井真成的去世年份推断，其入唐时间不外乎717年或是733年，前者是第九批遣唐使到来的年份。而更早的第八次遣唐使，是在701年，这年井真成才3岁。

但复旦大学历史系韩升教授研究认为，根据唐朝中央官学制度，井真成只可能是733年的第十批遣唐使。

唐朝中央官学有六类，各有身份要求，但不管进哪一学,均有求学规范和年限规定：“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 （《唐六典》卷21《国子监》）

而且唐朝对于超过年限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也有处置规定：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僧人修业尚有年限,则留学生更不可能任意无业滞留。也就是说，在唐朝中央官学就学，最长不会超过九年，而井真成墓志明确提到，墓主“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即求学尚未结束，又不曾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正式的官员身份。这“不符合唐朝学制，也不符合常理。”

此外，井姓在日本并不存在，这显然是个汉姓。历史学家们推断，井真成之日本姓氏，或是葛井或井上，这两个家族都生活在今大阪藤井寺一带，而第十批遣唐使的成员，恰恰主要来自那个地方。

盛唐气象

（大唐长安想象图）

井真成的入唐求学之路，也随着其第十批遣唐使身份的确定而渐渐清晰。

733年8月，先前从日本难波港出发的遣唐使团“舟行遇风,飘至苏州”，朝廷得到地方官报告后，迅速派出了外交官到苏州“宣慰”，然后领着使团在这年秋天到了京师长安准备朝贡。（《册府元龟》）

当时的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长安城不仅气势恢宏，更是世界的商业、文化交流、汇集地。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而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研究遣唐使的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认为，如此规模的长安城，以及如此多样的居民构成，不仅当时的日本没有，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同样没有。

他说，他完全能想象，井真成等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呼吸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闻着日本没有的内陆泥土气息走进长安城时，内心是何等震撼。

阿倍仲麻吕的心态，或是当时日本遣唐使们面对大唐文化时的写照，他在完成学业后，为继续深造竟决心留在大唐暂不回国。

731年，阿倍仲麻吕又升任从七品官门下省左补阙，职掌供俸、讽谏、扈从、乘舆等事，这是一个经常有接触唐玄宗的机会,他的学识也因此进一步得到了器重。

井真成们的落脚点，在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会客、寄宿设施鸿胪馆。鸿胪馆等礼宾机构，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据说，这样设计是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政治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那里，而遣唐使中出类拔萃的仲麻吕、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人，或者正在其中学习，或者已经学成回国、正在日本社会各个领域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国际太学

遣唐使们分三种身份，除学问僧之外，还有十八九岁左右的年轻留学生，他们都是日本中层官员子女，且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通常要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另一种则是“请益生”，顾名思义，即本身已有学问功底，再赴唐作一年左右的短期考察，以期学问益加精进。他们一般年龄较大。

但无论哪种身份，都需在国子监中接受着严格而正规的教育。

唐代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与太学只招本朝三品以上官员子弟，而东亚留学生们则大多被安排在面向庶人的四门学中，

吉备真备就是在四门学中就学。

阿倍仲麻吕却是在太学中学习，这或许与其父亲为日本朝中高官有关。

大唐的国子监，学科门类设置及管理手段都已无限接近现代大学:在分科和教学内容方面，不仅有选修课还有公共必修课，儒经分大中小三类，学生可以按规定选择相应的儒经来学习，标准也有不同层次，《孝经》、《论语》为公共必修科目，并且各门学科还都有修业年限：《孝经》《论语》共学1年；《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年半等。

唐代官学还有考核、毕业及奖惩的明确规定。考试分三种：旬考、岁考、毕业考。官学学生在学期间一律享受公费，包括衣服、膳食都由朝廷和地方政府支付。学生考试成绩不佳，有“停公膳”的处罚；学业、品行具佳者则给予奖励。操行过劣不堪教诲的，科考连续落第或九年在学无成的，违反假期规定不返校或作乐杂戏的，都令其退学。

官学还有放假制度，经常性的为“旬假”，季节性的为“田假”和“授衣假”，田假在阴历5月农忙时，授衣假在阴历9月预备换冬装时，每次各放假一个月，准许学生回家探亲。

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学科设置以外，大唐国子监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高等学府：东、西方的留学生们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被唐玄宗赐名晁衡，做了一阵子太子陪读后，又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吉备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深受圣武天皇器重，官至右大臣。

夭折的梦想

至于井真成，由于史料阙如，他的求学生涯至今仍不为人所知。另一方面，这或许也与井真成过早去世导致梦想夭折有关。

井真成等人到来时，正逢关中大雨连绵不断导致庄稼严重歉收，长安因此发生了饥荒，连唐玄宗也在734年正月前往东都洛阳避灾去了，直到两年后才回到长安，此前则忙于处理救灾政务，一直没有接见日本使团。

而后，日本使团也于二月八日再度辗转赶往洛阳朝见。但遗憾的是，井真成已于当年1月客死长 安。韩升教授从其墓志铭上典出《庄子》的“壑遇移舟，隟逢奔驷”字样推断，井真成很可能是因为一路颠簸辛劳导致遽然病故。

因为是正在执行国务的使团成员，唐朝方面依照相关规定，破格赠官五品“奉尚衣奉御”以示褒奖，并于二月四日下葬。然后，整个使团于二月八日离开了长安，前往洛阳，继续他们的大唐求学之路

有持717年说的学者认为，井真成的赠官，是走了日本老乡阿倍仲麻吕的关系得来，韩升对此并不认同。

所谓赠官，是朝廷对功臣的先人或本人死后追封爵位官职，在对外交流极为频繁的唐代，赠官则不仅对内，同样也给予死去的蕃国君臣，以及入唐朝贡使节。

并且，获得赠官者，必须是原来具有官位。

据此，韩升更推断井真成在日本国内必定也是一位中层官吏，从中还可以看出，大唐王朝给予执行朝贡公务的外国使节乃至使团人员优待,如果客死于唐朝,特别是在两京,往往能够获得赠官。

而这样的个案，其实不乏先例：712年，新罗遣使来朝,半路上去世，获赠太仆卿及绢一百匹；735年,新罗正使金荣死,赠光禄少卿；同年，新罗王的堂弟大阿飱金相来朝，又死于半路，获赠卫尉卿……

从中可见，东亚国家来的使节,正使客死,则授予九寺正职,如新罗大使赠太仆卿、卫尉卿,皆为从三品。这同大使生前级别待遇完全一致。

除了九年大限外，官学中还严格禁止举荐劣等生。据此，有认为井真成走了阿倍仲麻吕的关系而得赠官的说法，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穿凿附会。

史载，唐朝即使到“安史之乱”以后,也不允许随便跑关系举荐劣等生：“如有行业不著,所由妄相推荐,请量加贬黜”。（《旧唐书卷119杨绾传》）也就是说，入随意举荐劣等生，举荐人要受相应处罚。

在对外关系层面,唐朝则严格规定外国使节及其人员概由专门机构鸿胪寺接待,负责所有事务,其他官员不能随便插手,包括所有外国使团的等级确定。

阿倍仲麻吕，当时也是一个低级官员，显然不可能随便举荐在学劣等生,更何况他们两人同属一国,如此做派必定被人指责有徇私舞弊之嫌。

事实上，有唐一朝，从制度规定来看,没有学业无成的留学生获得赠官的例子。

故国他国

（惊涛骇浪中的遣唐使船）

向往大唐文化的同时，遣唐使们同样眷恋故乡。井真成墓志中就有“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之语。

此前决心留在中国深造的阿倍仲麻吕也不例外， 752年在长安等到以藤原清河大使、副使吉备真备为首的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时，同时入唐留学的好友久别重逢,仲麻吕又动思归之念。

第二年,遣唐使事毕将归时,仲麻吕请求同归。这时，仲麻吕自十七岁入唐至今，已经整整37年，唐玄宗感念他仕唐几十年,功勋卓著,家有年迈高堂,于是割爱允求,并任命他为唐朝回聘日本使节。

消息传出后,长安朝野人士,纷纷送别,依依不舍。素与仲麻吕交好的诗友们,也纷纷挥笔作诗赠别。诗境深远,亲切感人。仲麻吕则以《衔命还国作》诗篇,赠答友人：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六月,仲麻吕随藤原清河大使一行辞别长安,往扬州延光寺邀请鉴真和尚东渡。十月十五日分乘四船从苏州起航回国。

是夕浩月当空,皎洁的月光撒满大江,秋水共长天一色。仲麻吕仰视海天,惜别中国,向往故乡,遂咏成和歌一首,并译为汉语示与众人: 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 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然而，命运却偏偏和归心似箭的仲麻吕为难。他们在归国途中遇到了风暴,藤原清河大使和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触礁,不能继续航行,与其他三船失掉联系,被风暴吹到越南的驩州海岸。登陆后,不料又遭横祸,全船一百七十余人,绝大多数惨遭当地土人杀害,幸存者只有仲麻吕和藤原清河等十余人。公元755年(天宝14年)6月,他们历尽艰险,再次入长安。友好们见到仲麻吕脱险归来,不胜为之惊喜。

此前，日本使团船噩耗传来，李白等人都以为阿倍仲麻吕也已遇难，于是作；了《哭晁衡卿》悼念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从此，阿倍仲麻吕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故乡，安史之乱中追随唐玄宗入川，又返回长安，后来历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直到大历五年终老于长安,时年七十三岁，被唐代宗追赠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

被唐风改变的日本

（唐风奈良）

阿倍仲麻吕到底没能回到故国，井真成也长眠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但无论他们归不归国，大唐文化都已着他们在波涛中的艰难往来，生根东瀛。遣唐使们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而日本也因此长期处于唐朝主导的东亚体系之中。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不仅条例照抄唐朝，连细则和格式都沿袭唐朝；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更深远的影响，则是大唐文化深入到日本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后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后来，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