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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国犹栽树唐太宗的治国之道？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出自唐代吴兢《贞观政要》，是唐太宗对侍臣说的一番话：“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贞观政要》是唐朝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政治观点和施政经验，其中很多是以唐太宗李世民与身边大臣的论政对话的形式记载，对后世很有启示意义。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这句话的背景，是唐太宗对隋朝灭亡的分析。隋炀帝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其扰，所以导致隋朝灭亡。对此，唐太宗告诫群臣要引以为戒，他认为治理国家就如同种树，只要树根稳固，就能枝繁叶茂。

于是，唐初君臣吸取了前朝灭亡的教训，发展农业生产，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开创了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繁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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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煜治国能力？

李煜既非商纣王那样荒淫，也非隋炀帝那样残暴，更非陈后主陈叔宝一样不堪。李煜也曾经心怀大志，也曾经勤政爱民，也曾经尽心谋国，梦想建设一个中兴的南唐。在执政期间，李煜为政勤勉，有多有改革之策。在军事上，奉行对外称臣对内暗自发展军备的战略，率领南唐军民拼死抵抗宋军的侵略，虽然最终金陵沦陷李煜无奈“肉袒出降”，但南唐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又延续了十多年，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连宋太祖赵匡胤也感叹李煜的治国能力非同一般。

可见李煜并非如史家所说的“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不谙政事，也并非如李煜自己所说的“几曾识干戈”。他在执政期间做出了很多选择和努力，在无数种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最终成为阶下囚，在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哀巨痛之中悲惨死去，书写出一曲人生从华美到悲凉的哀歌。

政治毁了李煜，而李煜成就了词，他成为宋词的探路者，在李煜的身后，晏殊、欧阳修、张先和苏东坡们，将扛着李煜的旗帜，把宋词引向高处。

五、大学治国译文？

大学·治国原文及翻译

　　唐太宗谓侍臣①曰：“往昔初平京师②，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③意犹不足，征求不已，兼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④，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⑤，百姓安乐。夫治国犹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翻译：

　　唐太宗对侍臣说：“以前(隋炀帝)刚刚平定了京师，宫中的美女和珍奇玩物，没有一个院子不是满满的。隋炀帝内心仍旧不满足，不停地向民间索取美女及珍玩，并且东讨西伐，用尽兵力随意发动战争，老百姓不能忍受，于是导致了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因此我从早到晚勤恳不息，只是希望不想东征西讨，不贪美女珍玩，使天下平安无事。于是就能不兴起徭役，年年庄稼丰收，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种树一样，根基不动摇，那么枝繁叶茂。帝王能不想东征西讨，不贪美女珍玩，百姓怎么会不安居乐业呢?”

六、商朝治国理念？

第一，“教民耕战”的基本国策。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只有农民由于朴实可信，安土重迁，故而最便于听从朝廷的驱使，平日在家务农，战时应征人伍。他们既是粮袜、战马和运输工具的可靠供应者，又是兵力持续补充的重要来源，从而，以农养战，平战结合，“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第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商鞅对于如何管理国家这个问题，坚持不法古，不循礼，反对以“仁义”说教的儒家思想。他说，惟有“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这样，才能达到“以刑去刑”，“以战去战”（《画策》），因此，非以“法治”无以治国平天下。

第三，论功封爵的吏治准则。废除世卿世禄旧制，除了从事农战以外，不得授予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农战》）商鞅明令奖励耕织，奖励军功，规定“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去强》），即允许人们纳粟换爵，按军功大小授予二十级的不同爵位。此项改革，是与当时普遍推行的县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旨在加强中央集权。

第四，综合治理的管理手段。为了强化国家统治，商鞅善于运用行政、法律、税收、价格等多重管理手段。为了控制商业人口，运用行政、法律手段做出了一些相应规定：根据商人家庭的人口，摊派摇役。他们的一切大小奴仆，均须在官府中注册登记，由官府轮番安排，承担摇役；通过管制粮食贸易，不让商人买卖粮食，他们无利可图，就会想着要弃商务农。为了促使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他还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管理：诸如根据单位面积的实际粮食产量，按亩纳税，国家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以示负担公平；通过提高粮食价格，鼓励务农；统一度量衡制，为国家赋税征收提供基

七、教育治国理念？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家纷纷涌现，其中法家主张以法律为治国标准，它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具体来说，它倡导依法治国，不分亲疏贵贱，一律依法行事，上到君主下到平民百姓都受法律约束。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上到国家治理，下到对黎明百姓的思想转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法治也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影响是不言而喻，大家有所共知的，为以后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后来的君主专制统治打下了坚实的法制基础。尤其在战国末期，韩非对法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正因为法家思想的确立，不仅对春秋战国，以及后来的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法家思想的形成及其积极意义

法家思想在战国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最先出现的法家思想代表是在齐国，因此，他们的思想也被称为齐法家，早在西周时期，舜在位时受辅佐，制定了相关的礼法制度，随着时间的发展，渐渐的成为齐国一直发扬和继承下来的治国之道。

后来，在管仲辅佐齐桓公时期，将礼义廉耻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他还强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下面官员，都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来治理国家，因此，管仲成为第一个提出依法治国的人。

正因为受到管仲的依法治国的影响，后来齐国才成为百家争鸣的思想源地，后来，许多人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管仲的思想，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管仲学派，管仲也成了法学的最高代表，后来，各国看齐国采取法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纷纷效仿齐国，进行变法改革，各优秀的法家思想代表，也相继在各国都进行了变法图强，这段时期以来，法治对战国时期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国时期，各国纷纷废除了本国的世家大族世袭特权，这样一来，也给了老百姓当官的机会，这就进一步瓦解了周朝一直以来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国时期贵族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继承制度。

因此，法家不仅在理论上进行学术总结，而且强调依法治国，这对以后的法律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不论是在社会经济方面，还是在国家治理和人民思想转变方面，乃至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对人们传统观念的影响

法家思想认为，追求利益，趋避害处，追求名利是人的本性，这是不可改变的，荀子的“人性恶”思想就是一个代表，他认为人的七情六欲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的功利性都是很强的，他还认为这种普遍的心理是不符合潮流发展的，应该通过社会实践加以纠正。

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则认为对生存的欲望和对生活的需求上，每个人都在趋利避害，在政治上，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追求名利和爵位。

在物质上，主要表现为对良田美宅的追求，统治者可以利用人民的思想治国，奖惩分明。韩非的思想比较切合实际，他认为，人们趋利避害的主要源泉是来自生存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爱好，都是由利益支配的。

他认为儒家思想束缚人们的行为，可以说，法家的人性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商品交换发展所形成的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法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平等原则虽然被强调，虽然表面看着没什么问题，但无疑使人们更加追求名利，淡化了亲情以及君臣之间的忠诚度。

三、法家思想对当时社会文化教育的影响

法家思想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提倡国家富强和军队的建设，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以及在教育文化等其他的领域，法家提出了不同的思想见解。

商鞅变法变革得比较彻底，教育文化领域成为这次变法的重点，商鞅指责儒家的仁义礼教等，认为其是祸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源。因此，他的思想与儒家思想是对立的，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的，对其他人来说，如果君主用仁义来治国，那么贫穷就会出现。

但他也提倡艰苦奋斗、英勇战斗、吃苦耐劳和赢得爵位，他谴责奴隶主的不作为，应该迅速给它消除干净，后来，很多人认为商鞅的做法不对，于是就去反驳。

而商鞅则提出了“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思想，以镇压不服从者。在教育方面，商鞅反对儒家的仁义等思想，认为其没有什么实用的东西，所以他把儒家思想看作是一种夸大和不切实际的东西。为此，商鞅提出教育要培养“耕战之士”，也要培养依法治国之士，后来，他提倡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即所谓的“壹教”。

商鞅一贯主张，不遵守法律法规的发言不被听取，不遵守法律法规的行为不被批准，一切都要符合法律法规，可以说，商鞅制定了一系列培养法家人才的政策，这也体现了法家对教育的重视。

但很明显，这种教育理念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存在的，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需要加强国家的法治教育，但对于古人的文化知识的传授采取绝对的否定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教师与学校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商鞅所倡导的法律内容保证了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对劳动人民却进行了无情的压迫和剥削。

四、总结

战国时期受法家思想的影响，对其政治军事、文化和百姓的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国家采取法治的方法有利于结束战争争端等问题，法律明确了人们所属物的权威性，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

除此之外，法家思想还鼓励百姓多参加农业等各方面的劳作和在战争中多立战功，以获得荣誉，也使一些不遵守法律，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受到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在治国方面，法家也强调加强法治建设，强调君主绝对权威的地位，即独揽大权，能够控制和驾驭下面的臣民，严格执行法律法规，防止罪犯违法。

无等级刑体现了执法公正的决心，依法办事可以更好地维护法律的权威。而向社会公开法律法规，就是要强调把法律作为治国治理的根本依据，使人人都能自律，这些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但对法律的绝对忠诚，否定了人本身的信仰，认知等领域的作用，因为，人的思想是变化无常的，有理性的一面和感性的一面，有些事情可能需要道德来进行约束。他们还强调，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中，臣民不能干涉刑事，因此，天下所有重大事件都是由君主单独决定的，但在秦始皇时期，由于法家思想的局限，皇帝更加刚愎自用，法律成为君主维持统治的工具。

八、项羽治国思想？

项羽的政治理念不是“帝制”，而是说项羽的能力是否能胜任皇帝的职位。向项羽只对《万敌》的战争艺术感兴趣，对治国理世的书籍不感兴趣，他读书只是为了记住别人的名字，这样的人物如何管理好世界？

项羽最大的悲剧是项羽没用，但他是用人的天赋。项羽的才能可以算是一个好将军，也是皇帝手下的人才，不过，他是个“霸王”却，不善于用人，即使他杀死了刘邦，这个缺点却也不会因为杀死刘邦而消失，项羽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九、明朝治国方针？

说起朱元璋，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草根翻身的典型案例。朱元璋从乞食和尚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元璋一生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从治国方面来说，朱元璋的统治方法却遭到了后世的许多诟病。但朱元璋的统治方法却遭到了后世的许多诟病，而被诟病最多的则是他的“重典治国”政策。

所谓“重典治国”，也就是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是许多统治者都倾向于使用的一种方法，特别是在乱世之时，更是提倡“乱世用重典”。提倡法治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政策之所以被后人所诟病，则是因为其用刑过重，不仅使得许多人失去了性命，而且最终也没有达到朱元璋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朱元璋“重典治国”的背景

朱元璋之所以要在明初实行“重典治国”这一政策，有其思想基础，也有当时的现实使然。在这双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朱元璋决定在明初大力实行“重典治国”，以严峻的刑罚来治理国家。

所谓思想基础，实际上就是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法家思想，而最早也是最成功地在现实政治中实行法家思想的，就是秦国的商鞅。

朱元璋领兵

但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在秦朝以后法家就销声匿迹了。实际上，即便在西汉初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的思想依然是中国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十分推崇的一种思想，特别是在乱世期间，运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更是许多统治者的选择。

统治者为法家思想披上了一层儒家的外衣，将严刑峻法披上一层道德教化的外衣，人民便更加容易接受了，所谓“外儒内法”便是这个意思。当然，除了这一思想基础之外，明初的社会确实面临许多纷扰与矛盾，而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也使得朱元璋不得不采用重典来治理国家。

新生的明王朝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便是新老地主拼命地追求土地和财富，并且用各种隐瞒、欺骗的办法来偷税漏税。朱元璋虽然是穷苦人家出身，但他深知要稳固明王朝的统治，必须要抓住地主的心。因此，朱元璋登基之后很快就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策，比如说将一些地主家庭的子弟任命为禁卫军或朝廷官员，或者让一些地主担任粮长，征收地方赋税等。

但是没想到地主们在接受了这些来自统治者的恩惠之后，却变本加厉地继续往下进行剥削，不仅偷税漏税十分严重，土地兼并、压榨农民等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除了这地主问题之外，功臣问题也是朱元璋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功臣们在江山到手之后便觉得大功告成，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因此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开始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这使得当时国内刚刚有所缓和的阶级矛盾又有激化的现象，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小股的农民起义。

《明通鉴前编》史料

这使得朱元璋感到十分紧张，毕竟元亡的教训还在不久之前，若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新生的明王朝只怕会重蹈明朝的覆辙。《明通鉴前编》记载了朱元璋对臣下所说的话：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建国之初，首在正纲纪。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

朱元璋对元亡之教训有着切身体会，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官吏放纵，另一方面则在于法纪废弛，而他则一定要避免明朝出现同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北方的蒙古人还时常南下侵扰，东南沿海地区也有来自日本的倭寇不断侵扰，国家可以说没有一天安定日子可以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政局不稳、经济凋敝、百姓不满，明王朝可以说面临着很严重的统治危机。在这样的乱世之下，面对这样纷乱的情况，朱元璋毅然决定“乱世用重典”。

“重典治国”的基本内容

朱元璋“重典治国”的对象，与以往历朝历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以往的朝代严刑峻法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普通百姓，禁止普通百姓犯法，而对官吏约束相对较少，而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所针对的重点对象则是广大官吏，特别是以下四种：

一是“贪赃官吏”；

二是“奸顽豪富之家”；

三是“犯上作乱”的“贼盗”；

四是“自外其教者”，也就是不肯与他合作的文人士子。

而要“重典治国”，首先当然是要颁布法律。朱元璋首先颁布的便是《大明律》，体例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一共制定了30卷，条文达到了460条，可以说规定的是相当细致。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后世君臣不得对《大明律》有任何的修改，因此，一直到明亡之时，《大明律》都不曾有任何修改。

其次，朱元璋还编订了《明大诰》，其中包括《大诰一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共236条。《明大诰》中所收录的，简单来说就是各种判案的案例，供官员在判定案件时参考所用。值得一提的是，《明大诰》中所收录的相当一部分案例都是有关于惩治贪官污吏的，足可见朱元璋对于贪腐问题的关心。在具体的法律实施方面，朱元璋则具体采取了以下四条措施：

第一，是对贪污案件深挖深查。倘若有官员贪赃枉法的话，仅仅只抓到这一官员还不够，还必须将与之有牵连的所有官吏全部挖出来并加以惩处。在这一措施下，大量的官员乃至地方地主都因贪腐案件而被牵连，比如说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以及洪武十八年的郭恒案，连坐被杀的多达七、八万人，数字十分可怖。

第二，对于皇亲国戚和公侯贵族，贪污腐败的要加重处罚。1373年，朱元璋命令工部起草章程，制造铁榜，铸了管制申诫皇亲国戚与公侯的条令，并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严厉惩治那些贪赃枉法的皇亲国戚与公侯。

第三，将惩办与敬戒相结合，注重廉洁教育。根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登基时便颁布诏令，告诫官吏：“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刚学飞的鸟儿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明太祖实录》中则记载了朱元璋所说的颁布《大诰》的目的：“取当世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可见，朱元璋对于教化官员同样是重视的。

最后，则是借助民众的力量来举报和惩治贪污官员。朱元璋规定，各地的百姓、村中的长老都可以在发现本地有贪官污吏的情况下越级直接向皇帝申诉，沿途的各级官府以及关卡不能阻挡这些上京告状的民众。

除了严抓贪官污吏之外，在惩处贪官污吏上朱元璋更是格外严厉。例如《大明律》规定，官吏贪赃钞六十两以上的即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且将所剥之皮塞以稻草，挂在官员办公的衙门公座旁，叫那些后任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断舌、刑膑、钩肠等各种刑罚，看着让人触目惊心。

在朱元璋这样的“重典治国”政策下，好几万的贪官污吏人头落地，但是，这样的严刑酷法却没能最终杜绝贪污的存在，贪污始终像蝗虫一样扑杀不尽，移植于朱元璋自己在晚年都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犯同罪者；今晚方罚此处过犯，次晨彼处又有犯者。前尸尚且未移，而后继者又接踵而至。

十、明代治国著作？

《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由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

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其他的大型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