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要更正一下，隶书讲究的是“蚕头”“雁尾”，是大雁的“雁”，而不是“燕”，因为这两种鸟的尾巴是完全不同的造型。燕子的尾巴是分叉的，不符合隶书的书写规范，所以必须要分清楚是哪种鸟、用哪个字；

2.隶书讲究“蚕不二设，雁不双飞”。也就是，一个字里，“蚕头”和“雁尾”的笔画只能出现一次，如果重复出现，则会影响整体美感，对于隶书的造字规范也就不成立了，说得直白些，不按照规则写出来的字，就不是隶书，属于乱造字；

3.由于隶书的运笔比较简单，笔画的笔法也比较单一，所以写起来相对楷书而言，要简单很多。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深刻认识到隶书的造字结体规则，凭着主观臆断或自以为是的态度，随意随性的进行书写创作，实际上就是乱写。因此，写出来的字体，严格来说不是隶书，只是书写者自创的或者经不起推敲的文字，也就严重的破坏的隶书的规矩，导致超出常理，不按照常规“出牌”；

4.为了规范隶书书写规范，可以参照古法的隶书字决进行研究造字：

蚕头雁尾，如龟如鳖；蚕不二设，雁不双飞；折笔藏锋，重浊轻清；一波三折，斩钉截铁。

除当代外，往前追欮，在隶书的技法上都讲究蚕头燕尾，无论怎样变化都是以此为主。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名碑如《曹全碑》、《张迁碑》、《石门颂》等为代表的隶书都是如此。

《曹全碑》

而让大家费解的是，某些现代人在隶书创作中，从根本上彻头彻尾的变化。就如上面的作品，这分明是为展览服务的。作者明知违背隶书的基本创作要素，写出来是逃不过大众的眼晴的。但是你想多了，就这样的作品会让“专家们”感兴趣，能参展、能获奖。包括其它书体都是如此，被称为“现代派”书法。大刀阔斧改变汉字结构，我称他们为“蟹爬体”。没有任何规律，让你“捉摸不透”，每一个笔画都想方设法的写出区别。单字、章法的空间、兼让、互补、留白、墨色等等要做足了文章。说白了这样的作品脱离书法本质，没一点书法功底，就是个幽默的黑色笑话，小学生写的比他好八百倍。

《张迁碑》

我真的希望无论哪种书体，少故弄玄虚、少装模作样，别老是揣摩出这些黑蛋蛋、煤渣渣。现在每次展览的作品，我都懒的瞟上一眼，除了临帖大赛的作品，会让我眼前一亮。下图两幅字是不是很让你倒胃口？

其实这两幅为国展获奖作品，可以代表为“最高水平”？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如我所分析的。

隶书为什么会从“佐书”成为“楷书”？

隶书书写时，要蚕头燕尾，笔画有点造型，有点费时费工，所以书写流利的楷书慢慢萌芽，发展，直至成熟，慢慢取代了隶书的地位。

这个问题是想问什么？我有点不理解。

「佐书」是相对「篆体」而言的，「隶书」其实是「篆书」的「佐书」，「隶书」最后是替代了「篆书」。

「篆书」变为「隶书（佐书）」叫做「隶变」。

「隶书（佐书）」变为「楷书」叫做「楷变」。题主是想问：「隶变」的原因还是「楷变」的原因？我不知道题主是想问什么，我就两个问题都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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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隶书（佐书）」变为「楷书」——「楷变」的原因？

「楷变」原因主要有两点，「书写载体」和「书写姿势」的变化。

我们知道「楷变」发生在魏晋时代，而纸张是东汉发明，魏晋隋唐以后渐渐普及。纸张的普及导致书写姿势的变化，是「楷变」发生的根本原因。

纸张普及以前，古人书写主要载体是简牍，当时的古人是「跪坐」，也叫「跽坐」，当时主流的书写方式：跽坐，左手拿简牍，右手执笔，悬腕而书，叫做【执卷写】：

【执卷写】如下图东汉画像砖上的【执卷写】姿势：

图引自：马怡. (2013).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图像所见中国古人的书写姿势及其变迁. 形象史学研究.

「隶书」上的「波磔」形态，主要就是【执卷悬腕写】产生的「提、按」动作产生的。

纸张发明普及以后，纸张是无法拿在手上写，所以，这时候的书写姿势变成「伏几案写」：

宋元以后，桌椅等新式家具渐渐普及，「伏桌写」成为主流：

上图引自：马怡. (2013). 从“握卷写”到“伏纸写”——图像所见中国古人的书写姿势及其变迁. 形象史学研究.「伏案伏桌写」使得毛笔的运用更加灵活，楷书一改隶书的波磔，书写的笔画衔接连贯，笔法更加多样化，字形更加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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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篆书」变为「隶书（佐书）」——「隶变」的原因

顾名思义，所谓「佐书」其实是一种「辅助书体」，一种非正式的「速记体」，就好比今天酒楼伙计为了求快将「白菜」写为「白才」。

很简单，古人偷懒求简求速而已，文字肯定是能准确记录语言的情况下，越简便越好，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忧郁的台湾乌龟」和「憂鬱的臺灣烏龜」都能准确的表意，你愿意写哪一种 ？

「佐书」的称谓来自《说文解字·序》中「新莽六书」，「佐书」即「秦隶」。

那为什么，古人用籀篆古文用了几百上千年，为什么恰恰在战国、秦汉时代出现了「速记体」——隶书呢？

这就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正如《说文序》所言：

「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从战国晚期开始，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各国变法图强，政治革新，旧的贵族势力式微，平民阶层只要有才能，就有机会成为当官成为「统治者」。

从目前的出土文献看，「隶书」这种速记体最先在战国时代的秦国出现，也即「青川木牍」：

青川木牍于1980年出土於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

当时的秦国，商鞅变法以后，实行耕战政策，有非常详尽的「编户齐民」档案，保证中央政府有源源不断税收和物资，用于备战扩展，并能养一批职业行政官僚，同时，制定详细的法律体系，进行有效彻底的统治，将原子化的个人连城一个整体，并职业分工，各有所专。

这套统治技术，早于欧洲两千多年。

所以，战国、秦汉时期公务员，特别在行政第一线的刀笔小吏，有大量繁重书写任务，记录「耕地、人口、税收、法律。。。」等各种文书档案。

没有这些「大数据」文书，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无法制定政策，做出详尽的国家规划。

比如：《史记》记载，帝国的最高决策者秦始皇，不论大小事都要亲自决断，这说明秦国当时行政技术相当了得，从中央到基层都了如指掌，而秦始皇一天要阅览的文书简牍，需要两个武士来抬，恐怕最少150斤竹简。

面对如此巨量的书写任务，「一笔十八弯，写字如画画」的篆书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当时「职务日繁」的刀笔小吏就「以趣约易」，对篆书进行改造：

笔画上「化圆为方，化曲为直」。

字形上采用「省、并、连」的办法进行简化。

这些基层的刀笔小吏并不是要创造一种新字体，仅仅是为了偷懒，提高文书的书写速度，在一些很正式场合还是用篆书。

比如：秦代的公布天下的几种法律文献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芝罘刻石》还是用的当时的官方正式文字小篆体：

秦·《峄山刻石》

纵观汉字演变历史可以发现：「求简化」和「准确记录语言」是驱动汉字演变的两股互相制约的动力。

这两种力量互相制约，动态发展，使得汉字不至于太简单，也不至于太繁琐，汉字太简单，无法准确的记录语言，太繁琐，不利于使用。

如果汉字简化以后，还能准确的表意，不影响记录语言的准确性，说明汉字需要简化。

汉代以后，渐渐发现隶书相比篆书，并不影响记录语言的准确性，而且大大提高了书写速度。

所以「隶书」这种刀笔小吏为了偷懒而发明的「速记俗体」，取代了篆书成为「标准正体字」，「小三上位」成为「正房大姨太」。

其实，纵观汉字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时代的俗体就是下一个时代的正体。「小篆、隶书、楷书」都是从「俗体字」变为「正体字」。

「偷懒求简」的人性决定，只要不影响记录语言的正确性，汉字使用者一定会怎么简单就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