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就史书应该遵守的规律而言，描述事件应该尽可能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

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其中的是非，然後才能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这就是写史书需要考证的。

左丘明撰写《左传》，後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後才能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需要考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麼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

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读通，也必然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後假称没有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後世称为绝作，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後是《考异》。

高似孙《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

关於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的话，总数不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

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两间屋子。（李焘的这本集子现在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的话。）现在看这本书，例如「淖方成『祸水』」的话是出自《飞燕外传》，「张彖冰山」的话则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些小说也没有落下。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必然有缘故。现在总括各种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纲。

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还有《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这些都是参考各种传志的。《史评》的是参考各种评论的。

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後，谱学就几乎没有了。玉牒不对外颁布，家乘也不上报，只有虚目而已，所以删掉。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两个朝代最多，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产生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就有了朋党，有了朋党就会产生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的时候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中间难免是非颠倒，迷惑视听。但即使有疑问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证对质，也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大家的说法来核实，也一定能了解到真情。

张师棣《南迁录》的妄言，是邻国的事情，没法对质。赵与峕《宾退录》用金国官制作佐证就可以知道。《碧云騢》一书污衊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是梅尧臣写的，王銍认为是魏泰写的，邵博又考证说确实是梅尧臣写的，可以算得上是罗圈架了。然後李焘参考几种说法而分辨定论，到现在也就没有别的说法了。这也是考证一定要详尽的验证。

所以史部的这些书，除了确实非常冗长繁杂没什麼可藉鉴的之外，凡是对正史有补充的，都应该选择精华留存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