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故事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文化之魂的载体，是国魂，是族魂，需要代代相传，需要一直讲下去。”

1900年6月22日，在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窟，居住于此的敦煌人杨果在一道墙壁上磕了几下烟斗，听到墙内传来神秘的回音。

杨果的工作是在莫高窟给人抄写道经。他将情况告诉了自己的雇主——王圆箓，王道士。

那天晚上，二人破壁而入，震动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由此横空出世……

120年来，一代代的中国人都在讲述着敦煌藏经洞的故事，讲述着有关中华文明魂魄的故事。时空虽已走过两个甲子，“敦煌”二字，依然令人心驰神往，血脉偾张。

年轻的中国商人

2018年年底，四卷出自敦煌藏经洞的唐代写经长卷在深圳展出，轰动一时。四卷经书均为一位国内年轻商人从国际拍卖会上购得，首次在国内公众面前亮相。

教育部长江学者、哈佛大学博士宁强受邀担任了这次展览的学术主持。他告诉记者，购得四卷经书的年轻商人热心海外敦煌文物的回收与保护，藏有大量中国文物的法国吉美博物馆，就曾邀请他协助保护敦煌文物。

在巴黎，一大批出自敦煌藏经洞的绢画、纸画被堆放在吉美博物馆一个小小的库房里。看到这样的情景，年轻商人十分心痛。吉美博物馆的馆长无奈地说，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更好地保护这批文物了。于是，商人决定提供经费，保护这批流落海外的民族瑰宝。

敦煌藏经洞出世120年，藏经洞文物的命运也被谈论了120年。1905年到1908年，经过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以及俄、日、美等国人的轮番洗劫后，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物只剩下九千多件。1910年清政府组织将残留的藏经洞文物运至北京保存，沿途又被各路官吏、恶霸巧取豪夺，抵京后只剩下八千多件。

“运送途中丢了很多，为了跟最初上报的数字对得上，押运的官员甚至把一些长卷剪成多段来充数。很多人感叹，留在中国的藏经洞文物，命运反而不如被斯坦因、伯希和他们弄走的那批，我们保护得不如外国人好。实际上海外敦煌文物也有悲惨的命运。”宁强说。

伯希和去世后，他的遗孀出售了伯希和留下的一部分敦煌文物，使它们不得不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流散。斯坦因来华的经费由英国印度总督提供，所以后来印度独立时，印方要求瓜分一部分斯坦因劫掠的敦煌艺术品。英印双方在土匪分赃般的分配过程中，甚至将一件大幅画作用剪刀分成了两半……

宁强介绍，目前全世界在敦煌文物物理保护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国，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重视有关。在海外，像法国吉美博物馆这样全球知名的文博机构，因为经费不足等原因，需要中国商人的支持才能善加保护他们所有的敦煌文物。

“120年来，不同年代的敦煌藏经洞故事有不同的主流版本，反映了国家的变化，历史的变化，以及中国文明的进步。我想，这是藏经洞故事带给我们新的启发。”宁强说。

普通人王圆箓

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的三清宫内，这是王圆箓用把藏经洞文物卖给外国人的收入修的道观，也就是他的家。三清宫门前的一块石头上，刻着陈寅恪的名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三清宫后就是藏经洞。

大泉河从莫高窟前流过，河对岸那座著名的“道士塔”——王圆箓的坟墓，自1931年王圆箓去世后，便与藏经洞和三清宫遥遥相望。

宁强感叹：“这样的布局就像一个历史的宿命。藏经洞跟王道士是永远地连在一起了！”

百年来，当人们从各种角度讲述藏经洞故事时，王道士都是那个绕不过去的角色。近几年去敦煌旅游的人都会看看王潮歌执导的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剧目的年均演出场次超过500场。在这部大戏当中，王圆箓以煎熬和忏悔的姿态出现，获得了不少同情。这与余秋雨那篇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道士塔》中的描绘反差巨大。

正如宁强所说，藏经洞故事的讲述方式是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的。“这些年给王道士翻案的人不少，很多人不是敦煌研究方面的专家。没有专家去给王道士翻案，因为不值得，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讨论价值。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以一个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做了一些事，做了就做了嘛，都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应该记住他的历史教训，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宁强说。

不过，藏经洞与王圆箓在120年前的那次相遇，无疑是一次灾难性的巧合。1939年，河南农民吴培文在自家坟地里发现商代司母戊鼎，为了避免国宝落入日寇之手，就当即将司母戊鼎埋入地下，使国宝躲过了劫难。

“相比之下，藏经洞是不幸的。历史在120年前选择了王道士，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在中国最贫弱的时候，出现的错误的人。”宁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