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桂

华山的东山门处立着一块巨石，石上刻着“华山“二字，涂了醒目的红色油漆。

作为五岳之一，多年来，这里游人如织。

这块巨石见证着这里的风风雨雨，其上的“华山”二字也被无数游人定格在相机中，成为他们在华山的永恒回忆。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这再寻常不过的“华山”二字，曾掀起两大书法家之间长达数年的争论。

这场战争没有硝烟，亦不见刀光剑影，有的只是两方各种证据的博弈和对自己身为创作者基本权力的捍卫。

究竟是谁的“华山”？

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谁能在那块山石上署名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书法家尊严和著作权的问题。

任何一个创作者，都不会容忍自己的作品被冠以他人之名。

所以为这二字，赵养科、茹桂两位书法家对簿公堂，官司一路从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打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历经三次庭审、三次宣判、两次听证才终于尘埃落定，不可谓不曲折。

争字之始

2001年，赵养科以著作权被侵犯为由起诉陕西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

事情的起因还要追溯到1994年，那时华山管理局请人在华山东山门的一块巨石上雕下“华山”二字，一直没有署名。

这里的华山管理局便是案件中陕西华山旅游发展公司的前身。

赵养科在一次登山中偶然看到石刻，当下便认定这是自己的作品。

赵养科

“华山“二字出自《华山导游图》，而《华山导游图》中的“华山”又取自华山年历，是赵养科于1993年题写的。

陕西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未经允许将这两个字刻在山石上，显然是对他的不尊重。

次年，经过法院的调解和双方的沟通，华山公司决定将“赵养科题“四个字补刻在山石上，并支付赵养科6000元的使用费。

至此，华山二字的署名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茹桂：那两个字一看就是我写的

新一轮的争执起源于2004年。

2004年茹桂应邀参加“世界华人咏华山”活动，华阴市领导告诉他“华山”二字已刻下，希望他补写款名。

茹桂欣然答应，但后来却得知山石上已有赵养科的落款。

为弄清事实，他亲自去察看了那块山石，并拍下照片。

“那两个字一看就知是我写的。再看看石碑上的山名和落款的人名，其用笔风格风马牛不相及，一眼即可看清。”

原来，1988年，茹桂为西安工艺美术公司题写了“独尊”、“华山”字样和一些横幅对句，用于华山山门的建设。

但后来在雕刻时，华山方面只采用了“独尊”二字，“华山”原稿就这样留在了当时的华山管理局。

发现此事后，茹桂写信给华山公司，要求其更改署名，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自己的作品怎能被冠上别人的名字，茹桂不满，一纸诉状将赵养科与华山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对方通过报纸公开道歉并给予相应的赔偿。

一个是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授，一个是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人民出版社退休干部，茹桂与赵养科两人为了两个字对簿公堂，一场长达三年的著作权之战就此打响。

赵养科和茹桂的焦灼互告

不同于茹桂的“一看就知是我写的”的主张，被告赵养科自信满满，“有证据证明是我写的”。

这个证据就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华山挂历，赵养科称，其封面的“华山”字样正是自己所题，同时他还向法院提交了出版社的稿费单据和付款的会计凭证。

他的另一份证据也证明，《华山导游图》上的“华山”二字就是《华山》挂历封面题字。

赵养科的证据如此充足，作为原告方，茹桂反而落了下风。

但因“华山”原作早在1985年和“独尊”二字一同被茹桂交由华山无偿使用，多年过去，华山旅游发展总公司也历经诸多内部变革、人员流动，“华山“原稿早已不知所踪，茹桂也无从寻找相关的证据。

迫不得已，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张通过笔迹鉴定来帮助确认“华山”二字的真正作者。

经过双方同意后，法院要求他们各自提交多幅不同时间的书法作品作为鉴定的依据。

最终，专家确定，华山山石上篆刻的“华山”二字、1988年写下的“独尊”、“华山“以及《华山导游图》上的“华山”都是茹桂的字迹。

2006年，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华山”二字为原告茹桂所书，被告赵养科需通过报纸向茹桂公开道歉，并赔偿其相应损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败诉后的赵养科心有不甘，认为笔迹鉴定不能一锤定音。

“学习中国书法通常是由临摹开始的”，他说，临摹可以让人写出相似的作品。

如果拿一个小学生临摹的作品去和原稿进行笔迹鉴定，那么只要这个作品临摹得足够相像，就有可能得出小学生就是这个原稿的创作者的结论，这显然是不靠谱的。

本着这个想法，赵养科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案件迎来了首次转机。

2006年9月，陕西省高院终审判决，“华山”二字署名权归赵养科所有。

赵养科一雪前耻，拿回了自己的尊严。

但这尊严仅仅维持了几个月，赵养科还没捂热便又要面对新一轮的官司。

茹桂申诉，波澜再起

2007年，败诉后的茹桂搜集到新的证据，向陕西省高院提起了申诉。

本已成定局的署名权归属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公众的目光也再一次聚焦于这个事件。

“我现在可以断言，赵养科当时在法庭上所出示的复印件是仿造的假证。”

证据在手，茹桂仿佛胜券在握。

为什么茹桂能这么笃定？他手里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关键证据？

茹桂手中的一个珍贵证据来自一个外省的读者，得知消息后，他向茹桂提供了1994年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华山挂历原件。

原来，当时赵养科庭审时出示的证据中没有挂历的原件。

据他所言，出版社找不到原始件了，只有复印件。

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其他挂历的存根、存档都还保留在出版社。

另外，茹桂将原件上的“华山”与石刻比对后，发现“字体很明显不一样”，这更加深了茹桂的质疑。

为了争这一个理，茹桂不肯罢休。

申诉受理之前，他就明确表示希望法院对笔迹再次进行最权威、无瑕疵的鉴定，包括石刻上、挂历上的字迹、赵养科所提供的复印件上的字迹以及两人的一系列作品。

这次茹桂有备而来、气势汹汹，相比之下，作为胜诉的一方，赵养科倒是云淡风轻。

对于字迹不同的“铁证“，赵养科的想法始终如一，认为字体有差异很正常。

他拿出《秦小平华山摄影作品集》、华山旅游发展公司的《华山导游图》以及一张写有“华山“二字的挂历，对比三者之中他写下的”华山“二字。

虽说字体很明显有差异，但是赵养科解释道这很正常，他在创作时为了避免雷同，有时还会故意让字体不一样。

在赵养科眼中，茹桂的新证据反而是对他观点最好的注解，只能更说明他所言的真实性。

他始终相信司法是公正的，相信法律会重事实、重证据，公正地处理这个案子。

长安茹桂

2007年5月21日，陕西省高院受理此案，决定由省高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华山导游图》上的“华山“二字究竟出自何方？

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挂历，还是陕西旅游社出版的《华山画册》？

这个问题成了此次双方争执不下的焦点。

若是前者，那赵养科理所应当拥有“华山“的署名权；若是后者，茹桂还需证明《华山画册》上的“华山”为自己所书，才能取得署名权。

审理开始，茹桂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即三组关键证据，包括挂历和画册原件及相关证人的证言。

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石刻上的“华山”二字取自画册，还证明了画册封面和扉页上的“华山”均为茹桂所书。

这本已构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法院也承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和法律效力，但法院依旧要求他们进行笔迹鉴定，这是为什么呢？

回到这场争议开始之初，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两位书法家为了两个字来回折腾，甚至闹上法庭，难道连自己写的字自己都辩认不出来吗？

这是因为“华山”二字经过原稿复印缩小，再翻拍放大，后又经过反复复印放大，几经波折才被刻到山石上，早已与原稿产生了差距。

为保证审理结果的公正，法院决定请陕西省书法协会的7位专家进行论证。

经过专家反复比对鉴定，结合茹桂以往的多幅作品来看，山石上的“华山”二字以及《华山画册》上的“华山”二字，在起笔、运笔、收笔及点、划、结构穿插的书写习惯和特征上，都与茹桂较为吻合，而赵养科的书写习惯和特征与茹桂大相径庭。

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刻石“华山”二字及“华山画册”上的“华山”二字均出自茹桂之手。

后来，华山方面也在山石上刻下“长安茹桂”作为落款，原来的“赵养科题”不复存在。

到这里，这场围绕“华山”二字的争斗才算真正落下了帷幕。

久战之下，没有胜者

从2001年赵养科以一纸诉状拿到署名权，到2007年茹桂夺回尊严，前前后后六年，足见此案复杂曲折。

以至于在最后的再审中，判决书长达28页，法官经过一个多小时才宣读完毕。

但经过这么多年的长跑，即便是胜诉了的茹桂也已筋疲力尽。

赢了这场官司，他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宣判后，茹桂在一群朋友的拥簇下走出法庭。

面对记者，他坦言：“我现在谈不上高兴，也谈不上不高兴。俗话说侵权容易维权难，这个案子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完结了。”

比起获胜的喜悦，对于茹桂而言，或许感触更多的是这场斗争结束的如释重负。

另一边，败诉的赵养科也不显挫败，反而非常平静。

或许是因为对这个结果依旧不服，宣判那天，赵养科没有出庭。

虽然法院已经认定“华山”是茹桂所书，但于赵养科看来，在没有原稿和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署了名就应该是他的。

不过这场战争同样也耗尽了他的精力，“折腾了好几年，太劳神了”。

为了这个案子四处搜集证据、出庭，原本平静的生活也被打乱，他已无力再掀起新一轮的风波。

面对媒体的采访，他连说几次“小事一桩，心灰意冷”。

他觉得这些浮名已经无所谓了，“事情总有要完的时候”，无论是他还是茹桂，都应该放下这件事，回归正常的生活了。

是啊，事情总有要完的时候。

纵使赵养科心有不甘，那颗华山山石上新刻的“长安茹桂”还是不由分说地为这场署名权之争划上了句号。

但是，这场争论的意义远没有止步于此。

“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们这场官司没必要打，其实在我看来，知识产权应该得到保护，这是现代社会法治的一个进步，用法律手段为自己的著作权寻求法律保护，这是大家的法律意识在增强，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赵养科说。

对于茹桂来说，这场官司的意义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茹桂后来将获得的赔偿全部捐给了陕西省慈善协会，用于抗震救灾。

他根本不在乎这些钱，他只是要争一个理。

也曾有好心人劝说茹桂，说他没有必要为了这两个字争来争去，劳心伤神。

但哪一个创作者能够接受自己的作品下署的是别人的名字呢？

创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简短的“华山”二字，一笔一划，均凝结几十年功力。提、按、顿、挫，种种皆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

从赵养科2001年状告华山旅游发展公司起，“华山”二字之争最根本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浮名虚利，其后隐藏的是他们对自己作品的保护，对艺术尊严和生态健康的保护。

他们对自己的创作，对社会道义和法律正义始终赤忱。

怀着对自己作品的信心，他们一次次提起申诉，一遍遍拉长战线，反复对比、反复回忆、四处搜集证据，只为挣一个公道。

书法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

此案虽已完结，但创作者们对自己尊严的保护永远没有止境。

这是书法之幸，亦是艺术之幸。

然有时在商业利益面前，艺术和尊严似乎不值一提。

久战之下，案件中似乎没有胜者。

可以说，赵养科和茹桂都是此事的受害者，他们冲在前线数年，最终落得个心神俱疲。

总之，赵养科和茹桂的“华山”之争不是两个字或者两个人的事，也不应只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笑谈，终结于华山上伫立的那块山石和其上崭新的“长安茹桂”。

作为当年案件的两位当事人，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书法之道，他们的作品，依然在市场上流行。

而当年的一切，就尘埃落定，不再升起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