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清制砚名家

砚是研磨颜料(主要为墨)的文具。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具与调色器具演变而来。條萊垍頭

关于远古时期的砚，《文房四谱》记载说：“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这里帝鸿氏指的是黄帝，由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无“篆文”，由此看来，此条记载没有什么可靠性，此器可能为后世[赝字中厂字换广]鼎。现在发现最早的砚石有两方，一是发现于陕西省宝鸡市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北首岭遗址，石砚长17.8厘米，宽14厘米，椭圆形，有大小两个凹槽，距今约5000余年。另一是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遗址，石砚长8厘米，宽6.4厘米，平面略呈方形，一角略残，砚面及砚底平整光滑，面有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的圆形臼窝。砚盖亦为石质，呈扁平梯形。两砚出土时臼中都残存有红色颜料，说明它们都是兼有调色功能的研磨器。萊垍頭條

殷商时代，毛笔已较精良，因此与之相配的其他文具，包括砚在内，也较进步了。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妇好墓(妇好为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即曾出土一件调色盘。周代的砚，在河南省洛阳市曾出土有两方，一为长方形，以粗砂石磨光而成；另一为牛形，玉质。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说明以上这些“石砚”，当时仍兼为调色器。萊垍頭條

春秋战国时期，仅有一些关于砚的记载，《文房四谱》上说“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述异记》上记载春秋时越大夫范蠡有石砚。條萊垍頭

秦汉时期，1975年发现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还出土有石砚。砚由不太规则的菱状鹅卵石加工而成，长6.7—7厘米，宽5.3—6厘米，高2厘米。附有研石，高2.2厘米，亦为鹅卵石经简单加工而成。早期的石砚，大都为此种形制，以自然石料简单加工而成，都是用研石将天然矿物墨或人工墨，碾碎研磨的。垍頭條萊

汉代的砚出土的不少。如1981年在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长方形漆盒石砚，砚长21.5厘米，宽7.4厘米，高0.9厘米。木胎砚盒，里外髹漆彩绘，内镶石板，石板上方有研石，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木牍等。在汉代古墓中，多有长方形石板出土，并配有精致的木盒或漆盒。这种石板或称黛板，黛板可研磨黛粉用以美容，《楚辞》即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之语。石板也可研墨，用于绘画书写，因此也称为石砚。江苏省邗〔han含〕江县西汉墓出土有彩绘嵌银箔漆砚，此砚为木胎，平面呈凤字形，砚池中间有三角形泄水孔，羊首木塞。砚身髹黑漆，侧面饰贴银箔人物、禽兽，砚背朱色漆地，饰黑色云气及腾龙飞凤。我国漆器的发明与使用都较早，此件漆砚工艺精湛，绘饰精美，说明漆器在汉代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说明了我国砚种的丰富与别致。漆砚在以后历代也有制作与使用。頭條萊垍

1955年在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出土东汉石砚，砚分为砚盖、砚身及底部三足。砚盖雕成双龙盘绕，两龙口部衔接，颈下透雕，中腰盘转，四足匍匐。此砚也附有研石，砚盖内正中有一凹槽，砚盖与砚身相合时，适可容下研石。整个石砚，设计巧妙，造型生动，工艺精美。东汉石砚的形制与制作，比之多为简单饼状或素面板状的西汉以前的石砚，又前进了一步。1978年在河南省南乐县出土一方三足圆石砚，砚盖雕刻异常精美，浮雕六条相互攀缠的飞龙，阴刻龙鳞，四周刻饰翻卷水浪。飞龙六首攒聚，共戏宝珠，巧妙组成盖钮。如此巧布，尚属少见，实为汉砚杰作。更引人注目的是此砚有铭文44字，盖钮为“君”字，砚底中为“五铢”二字，砚口沿一周隶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三公九卿，二千石，君寿如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砚石铭文对了解社会历史与砚主情况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是“文房四宝”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萊垍頭條

除石砚外，汉代还有陶砚，铜砚等。陶砚如汉12峰陶砚，长18.5厘米，宽21.5厘米，通高17. 9厘米，此陶砚为箕形砚面，前低后高，向前倾斜，砚周诸峰蝤崪〔qiúzú酋族〕，三面环抱，中峰下有一龙首，设有一孔可注水，左右两峰下各为一负山人像，余九峰环绕成半圆砚堂，砚身下为三足。陶砚设计新奇别致，整体和谐。汉砚中还有1969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出土的铜盒石砚，通称鎏金兽形铜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高10.5厘米。砚形为一伏地奇兽，双角双翼四爪，张口露齿，鎏金铜质兽体，通身镶嵌近百粒红珊瑚、青金石与绿松石小珠。铜砚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背部为砚盖，下腹部内为砚石，石面光洁润泽。砚盒通体鎏金，光泽灿然，点缀华美，装饰考究，可谓富丽之极。它不仅为汉砚之珍，在砚史上亦属上乘佳作。頭條萊垍

《齐民要术》引述东汉政论家崔寔〔shi 实〕的《四民月令》说，“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说明当时在小学幼童学习中，已普遍使用了砚，这也说明了汉代砚量增多。萊垍頭條

从出土情况看，砚种较多，有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砚式也富于变化，除长方形、圆形以外，尚有瓢形、峰形、箕形、异兽形等，许多砚还附有精美的砚盒。砚的制作日益精良，已由单纯的文具开始演变为工艺美术品。这些都说明汉砚在质量上，较之前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萊垍頭條

汉砚在质与量上的提高与发展，也反映在对砚的理论认识上。《说文解字》上说：“砚，石滑也。”“砚，[石靡]〔mo莫〕也。”([石靡]为磨之本字)。《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这些对“砚”的解释说明，可看出从功能等方面，对砚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萊垍頭條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砚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砚的品种更多，又出现了瓷砚以及银砚、玉砚、木砚等等。在砚形上，开始趋于定型化。圆形、长方形等成为基本形式。同时在砚体装饰上，也更加艺术化。萊垍頭條

据《文房四谱》记载：“魏武《上杂物疏》云："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四枚。’”这是说魏武帝曹操时，已有银砚。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上说：“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这说明那时也有了玉砚。晋代傅玄在《砚赋》中有“木贵其能软”的话，《文房四谱》上便说：“因知古亦有木砚。”萊垍頭條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我国原始瓷器约在商代出现。现在一般认为，一直到东汉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的过渡。有趣的是，近年来就有晋代瓷砚出土。1958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有青釉三足瓷砚，圆形砚盘，周边起沿，底有三熊形足，直径11.3厘米，高3.6厘米。此砚胎骨灰白，砚身及底施青釉，有细小开片纹，是著名的“越州窑”青瓷制品。由于青瓷产地在江南，主要产地在浙江(如越州窑)，因此在江南一带有较多的瓷砚出土。由于瓷质较坚硬，研磨时弹性小，使用时不甚理想。但在尚未发现专用石质砚材的地方，瓷砚可大量制作，能满足教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定需求。因此，瓷砚的出现与发展，在砚史上仍有重要意义。晋代以后，直至清代均有瓷砚的制作。頭條萊垍

除瓷砚外，也有晋代陶砚出土。1958年在南京的四座东晋墓中，出土四方陶砚，其中一为三足圆形灰色陶砚，墓主为颜谦妻刘氏，另外也在其他女性墓中有砚具发现，这说明当时喜爱翰墨的妇女为数不少。使我们联想起“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晋代女书法家卫夫人。传说为卫夫人所著的《笔阵图》就谈到“文房四宝”：“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shuo 朔〕也；墨者，兵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将“文房四宝”比喻为兵械战阵，看来，这位巾帼真要“笔伐”了。萊垍頭條

晋砚，除出土的与文献中记述的以外，也有反映在古代绘画中的。宋代米芾的《砚史》上就记载有：“晋砚见于晋顾恺之画者，……有十蹄圆铜砚中如[钅敖]〔ao傲〕者。”这说明米芾在顾恺之的画中，见到过有十足的、形如烙饼器具的铜砚。萊垍頭條

南北朝时期的石砚近些年也有发现。如1975年在浙江省绍兴市一座南朝砖墓中，出土有兽蹄五足瓷砚，圆形，下有五蹄足，直径20.3厘米，高5.6厘米。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有石砚出土，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市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石雕方砚，长21.2厘米，宽21厘米，高8.5厘米。砚面中间有方形砚池，其余部分均浮雕乐舞、骑兽、蟠龙、禽鸟，砚体四侧满雕纹饰，浮雕力士、禽兽等。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都城为平城(今大同)。该地为北魏与西域诸国交往贸易的枢纽，在人文地物上，都受西亚的的影响。此件方砚的雕刻风格就集中反映这一特点。砚侧的莲瓣纹饰及肥硕力士，都具有西亚的风格；砚体上雕刻的鸟、兽、鱼、龙均为汉画像中常用图案，具有我国汉代艺术特色。这种完美巧妙的结合，既反映了当时发北魏平城地区的特定历史地理环境，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萊垍頭條

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绘画、书法艺术的提高，都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在砚型上更趋于圆形、箕形(长方形)，砚堂与砚池连为一体。在砚材上，石砚与陶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在石砚的选材与制作上，出现了号称“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鲁砚与澄泥砚，揭开了我国制砚史上的新篇章。萊垍頭條

隋唐时期的砚，出土与流传下来的都不少，特别是唐砚较多。1952年安徽省无为县出土一件隋砚，为赭〔zhe 者〕釉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9厘米，高6.8厘米。下为21蹄足，砚身与水池施赭釉，底及圈足内均裸露深灰色胎质，砚面微凸，周环以水池，此即为通常所说的“辟雍砚”。“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礼记》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说：辟雍之名，是“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为何设计成此种形状？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解释说：“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三国时代就已有辟雍砚，曹魏时繁钦的《砚赞》说：“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辟雍砚是利用文具巧妙进行教化宣传的杰作。萊垍頭條

唐代的许多陶砚、瓷砚大都为辟雍砚。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22柱足圆陶砚，直径34厘米，高15厘米。圆形陶质，上层砚侧为乳丁纹及花蕾纹，再下排列着相间的凸雕兽面与乳丁纹。最下有22柱，柱首皆为兽头，柱底为兽足。萊垍頭條

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唐多足白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9厘米，下有26个蹄足。我国历史上，瓷器开始出现时是青瓷与黑瓷，大约在北朝末期出现白瓷。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瓷器史上一项重要的成就。在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这两大瓷窑系统，一般以“南青北白”概称之。唐代的白瓷是很著名的，以白瓷制作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砚，也是对此的很好说明。萊垍頭條

1979年在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还出土有一唐双盂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5厘米。砚心微下凹，多蹄足，一侧有两个橄榄形笔插，通体施黄褐釉，色泽晶莹光亮，造型美观。这是一件带有笔插的辟雍砚。另外也发现有既带笔插又有水盂的辟雍砚。说明辟雍砚的形式在发展变化，功能也日趋完善。頭條萊垍

在流传下来的唐砚中，有一方三堂梅花石砚甚为别致。此砚为双面砚，长方形，长27.5厘米，宽20.7厘米，高5.5厘米。一面为十字界开成双堂双池，砚池为两朵梅花；另一面为单堂，砚池为一朵梅花。石色深紫，砚体敦厚稳重。砚石双面利用，设计构思巧妙。垍頭條萊

宋砚仍承隋唐砚风，以注重实用为主，较少装饰加工，长方形抄手砚为砚型主流。抄手砚是砚面略具坡度，自然形成砚堂与砚池，砚底掏空成两墙足的一种砚型。所谓抄手，是执握砚时，便于手抄砚底。因砚底掏空，砚重减轻，也便于持携。这种砚型，属凤字形系统，与唐代箕形砚一脉相承。也可说，抄手砚更早是从汉代长方形石板砚发展演变而来。抄手砚在宋代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其砚型可使砚面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既制作简易，又经济实用，是砚史上的常规砚型。頭條萊垍

宋代也盛行瓦砚。从一些记述中看来，唐末与五代就已有瓦砚了。如《文房四谱》上说：唐末吴融有《古瓦砚赋》“勿谓乎柔而无刚，土埏〔shan 山〕而为瓦。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斫而为砚。”斫瓦为砚，就是制作瓦砚。《文房四谱》上又有五代时“僧贯休咏砚诗："……应念研磨久，无为瓦砾看。倘然人不弃，还可比琅玕〔lang gan郎干〕’”，也似在说瓦砚，并把瓦砚比为美石。萊垍頭條

宋代瓦砚，《文房四谱》上说：“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渗。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绤〔chixi痴细〕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zhi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这是说宋初有人以著名的曹魏时铜雀台的古瓦制作瓦砚，性能很好，可“贮水数日不渗”。历史记载，铜雀台瓦在制作时，是将所选陶土，经葛布过滤，并和以胡桃油，成型烧制而成，与普通瓦有区别。除用铜雀台古瓦制砚外，当时还有以汉代未央宫瓦制作的瓦砚。关于铜雀台瓦砚以及未央宫瓦砚，在清代《西清砚谱》中有图录与记述。虽混有“鱼目”，但仍可见些遗意。條萊垍頭

唐宋以来，制砚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有许多砚著剞劂〔ji jue基决〕行世，如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李之彦的《砚谱》，以及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砚谱》等，这些都是研究砚史的重要文献。萊垍頭條

元代砚的形式，大体上为宋砚形式的延续，对各种砚材均有制作，风格略显粗犷朴拙。元代还出现一种暖砚。前面提到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正月砚冻开”，说明冬季有砚冻现象。清代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上说：“天气严寒，点水即冻，……砚上堆冰。”为了防冻，人们也想了许多方法，如“石灰泡汤，可以免冻，或预磨墨计，以管装悬怀中。”等。为了防冻，还发明一种暖砚，该书说：“冬月严寒砚冻，市肆俱用锡造笔筒形，下置油盏点火，上面研墨……制造三层砚，上层四面钩镶。中央用薄端石，以便磨墨。砚之高处，作锡池贮水，下层无底虚中，可置小炉一个，贮炭常暖。其中间一层，多积热水，令水气上蒸常湿。砚墨不即干燥，真是佳制。”这是设计非常巧妙的一种暖砚，分为三层，上层嵌以砚石，中层蓄水，下层为加热炭炉。较为普遍的暖砚只有二层，上层为砚石，下部设置洞堂，以燃炭火。有的暖砚，下部制成抽屉式炭槽，使用更为方便。垍頭條萊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镂空刻花暖砚，为两长方形，制作相同之铜砚套叠组合而成。长17.1厘米，宽9.5厘米，高6.8厘米。长圆形砚堂，砚池呈半月状。砚侧四周均透雕蟠环，成有规律的缠枝纹饰。下层为抽屉式炭槽，屉面设有拉环。此外，北京首都博物馆也藏有元代石质暖砚。萊垍頭條

清代诗人徐以升有《炙砚》诗：“文思忽飞扬，冰凝砚一方。炙余资石炭，化处受玄霜。调燮交离坎，中和适燠〔yu郁〕凉。不须呵彩笔，抒藻有辉光。”这是说诗人文思涌动，砚却冰凝，燃炭暖砚，炭黑冰白。调节水火，中和热凉。不须呵笔，词藻文光。暖砚增延了砚台使用的时间，拓宽了砚台适用的地域，有助于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便利了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确是一种巧妙的设计。萊垍頭條

明清两代，砚台制作在工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实用性文具用品，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工艺美术品。制作风格由古朴趋向奢华，由简洁趋向繁缛。自明代始，砚上铭刻更为增多，颂祷、咏志、题跋、记事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砚铭铭记具有很高的史料用途，有的铭文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有的铭刻则具有书法欣赏意义。萊垍頭條

清代的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砚材以外，更是极尽奢豪之能事，甚至出现了不具或少具研磨性能，仅视其稀少与昂贵才选择的“砚材”，如水晶、翡翠、玉石、漆砂、象牙、料器等。在砚体加饰的题材上，清砚所表现的内容也极为广泛。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云霞日月、山川景物、历史典故、人物神仙、金石碑刻、名家书画等无所不包。在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仿古、仿旧、仿真的工艺砚。在雕饰上也出现了地方特色与不同流派。如有崇尚清秀隽永、高雅脱俗的“浙派”；有追求纹饰丰满、图案繁复的“广作”；有偏宠砚材昂贵、制艺精艳的“宫作”。文人置砚，以雅见长，带书卷气；民间备砚重用为本，具质朴味。清砚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是砚史上的辉煌时代。萊垍頭條

清代砚坛的繁荣发展，也反映在理论研究上，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有整理、研究、论述与总结性的论著出现。《西清砚谱》以图文方式著录了清代皇家藏砚。该谱所录各类砚共计240枚，清高宗自序说：“内府砚颇夥，或传自胜朝，或弃自国初……因命内廷翰臣甄覈〔he核〕品次图而谱之。”《西清砚谱》编者为于敏中、梁国治、董浩等人。绘图为门应兆等人。砚谱所录一部分是作为文物珍藏的自汉唐至宋元的砚，一部分是明与清初的镌品。“凡例”上说：“是谱荟萃古今得砚二百，陶则汉甓〔pi辟〕称首，而唐宋以下，澄泥旧制胥隶焉。石则晋砚开先，而端歙[上艹下(左丹右隻)]〔huo 获〕村诸旧石属焉。”萊垍頭條

《西清砚谱》另一特点，是除对砚加以说明外，都附有砚图。“凡例”上说：“前人谱砚，往往详于说而略于图，……是谱所绘尺度既用线法收分，其不及分者，注明砚图之首，至其形制刻画，若蓬莱道山，兰亭等图，细至夔〔kui 奎〕蜗虫鸟，无不摹写入微，而于石质损驳、眼蛀金星、翡翠之属，尤极意皴染，各开生面，其有一图绘至三四面者。”砚图绘制尺度形模准确，生动逼真，惟妙惟肖。萊垍頭條

“西清”是清代宫内南书房的别称。南书房又称南斋，为清初皇帝读书的地方。清代以宫廷丰富的收藏、雄厚的力量编制的《西清砚谱》，起到了以“文房之资，立言传道”的作用。《西清砚谱》是宝贵的砚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垍頭條萊

清代高凤翰的《砚史》也是很著名的“砚典”。高凤翰是清初画家，好藏砚，蓄砚1000多方，后择其精者，制铭撰记，手绘后自行镌刻，拓出砚图，题句诗文，钤以朱印，编制成《砚史》。高凤翰《砚史》共四册，题识书迹众体皆备，铭记文句意境隽永，实为美集金石、书画、诗文为一体的艺术珍品。萊垍頭條

高凤翰《砚史》后经王相、王应绶以及著名书法家吴熙载等人筹划摹刻，得以流传。摹本存砚图112幅，共收砚165方。卷首有高凤翰自题“墨方开国”，次页有高凤翰造像的《云海孤鹤图》，并有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等人的序跋题识多幅。頭條萊垍

在高凤翰《砚史》中，有许多关于名砚的材质、品名、制作等等的记叙与论述。通过高凤翰《砚史》也可以了解高凤翰有关铭砚、制砚、藏砚的资料。高凤翰的许多砚铭、题识也都是佳作。如“陋铜雀，薄未央，陵云作赋声琅琅，试与掷地成铿锵”；“墨乡磅礴，天空海阔”；“波涌云垂想其气奇，玉润镜平想其质清”。萊垍頭條

清代朱栋所撰《砚小史》说：“栋固不文，颇有此癖，所得端歙旧坑及古瓦研十三方，不减古人名砚，特名其斋曰"十三砚斋’。”他收集历代论砚著作，整理研究，撰成此书。该书薛序中说：“取古今论砚之书，仿史家例共成四〔juan卷〕 (同卷字)，曰《砚小史》。”该书黄序中说：“《砚小史》原原本本，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蕴藉，无一图不精彩。”该书主要论述端州、歙州、青州、潭州等地石砚及石末澄泥砚，古砖古瓦砚、玉晶玛瑙砚，铁铜银砚。关于砚的史论有12则，还有赋、文、诗、词与铭等，书后附有“十三古砚图”及“诸公之砚”。《砚小史》最后还附有“墨考”。《砚小史》取材广博，论述精当，是一本简明扼要的砚史读本。萊垍頭條

清代吴兰修撰有《端溪砚史》一书，共三卷，上卷专论砚坑。中卷介绍砚材、砚式、砚值以及用砚、藏砚之法。下卷记叙了贡砚、开坑诸事。《端溪砚史》是介绍与论述砚石，尤其是端砚的名著，是了解端砚的必读之书。萊垍頭條

清代的砚书超过了以往历代的总和，为我们了解与研究我国古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除以上所介绍的之外，著名的还有纪昀《阅微草堂砚谱》、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等。頭條萊垍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于皇家豪族的奢欲，文人雅士的嗜爱，砚品在开采、制作、雕饰、装潢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砚业，可谓砚论要著迭现，煌煌巨帙，壁立千仞。砚艺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耸壑昂霄。在砚史上，确已“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了。萊垍頭條

2. 民国制砚名家

青州不产名贵玉石，但是也有好东西。垍頭條萊

青州石，又称青州怪石，主要产于山东省潍坊市的青州市益都至临朐县之间的山峦坡土中。该石的石质为石灰岩，质地细腻；石形玲珑剔透、千奇百怪；呈紫、灰、棕、黑等颜色，纹理纵横交错；大多都是细碎块状，小者仅几厘米，偶有高达数米的独体大块。造型既有具象又有抽象，或以瘦、透、漏、皱见长，或以纹理奇特著称。條萊垍頭

青州红丝石砚产于山东省青州市黑山，其工艺历史悠久，从春秋至清代、民国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最近新坑的开采制砚，在传承了两千多年后依然保留完整。垍頭條萊

在唐朝，红丝石砚台居四大名砚之首。其质嫩理润，色泽华缛而不浮艳，手试如膏，似有游液渗透，与墨相亲，发墨如发油，墨色相凝如漆，谓稀世珍宝。且细润如玉，温嫩而不滑，扣之有声，聍水不耗，发墨不损豪，久用笔锋不退。至宋末石源枯竭，历朝虽有产出，但数量相当稀少。后黑山周围虽又陆续发现呈窝状分布的红丝石脉，尤其七十年代和最近发现的红丝石洞，因与老洞为同一石脉，又被称为 “新老坑”，但储藏量也非常有限，当地政府严禁乱采。萊垍頭條

3. 宋代制砚名家

　　制作砚台的材料丰富多样，除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石、徐公砚、易水砚、松花石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外，还有玉砚、玉杂石砚、瓦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共几十种。萊垍頭條

　　除石砚以外，我国还生产过一些用其他原料制作的墨砚。汉代有瓦砚，陶砚，玉砚，铁砚和漆砚，晋代有木砚，瓷砚，和铜砚，唐代有泥砚，宋代有水晶砚，石泥砚，砖砚和天然砚，明代有化石砚，清代有纸砚，而今有橡皮砚。條萊垍頭

　　砚台是伴随着笔和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早出现的砚台是石砚。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于是砚台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铜砚、陶砚、银砚、徐公砚、木胎漆砂砚等等，六朝至隋朝最突出的就是瓷砚的出现。唐代是砚台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端石和歙石两大砚材，明清时期制砚的材质更加丰富，出现了瓦砚、铁砚、锡砚、玉砚、象牙砚、竹砚等等。木砚研究始于何时，没有定论，但以清代居多。木材因其本性所限定，实际并不适宜做砚台，但文人的浪漫将这种大胆的尝试，与工匠的巧思融合在一起，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颇为精美的文房陈设品。萊垍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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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代制砚名家

年代要是到清初, 尺寸不是特别大那么市场价应该在3至5万之间.萊垍頭條

文房四宝不用太极于出手,升值空间相对还是较快的萊垍頭條

5. 明清名砚鉴赏

端砚能够成为四大名砚之首是因为端砚历史悠久，材质特别，石质润泽细腻，不损毛笔，冬天不结冰，夏天不变质，能提升墨汁的稳定性等等优点，使它能够一跃脱颖而出成为四大名砚之首。萊垍頭條

第一个方面，具有文化背景，历史悠久。端砚最先是从唐朝开始出现的，当时还是以实用为主，主要是研墨用。而宋朝的端砚开始出现一些雕刻设计，更为精巧一些。而明朝的端砚样式设计上趋于多样化，明清时代的端砚更为精致，具有观赏性一些。垍頭條萊

6. 近代制砚台名人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滂闻之，日：“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与之诀。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给他食物金钱。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诗的考试，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词相当的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词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一样。

7. 中国端砚制砚大师名单

毛笔中的精品是湖笔，为浙江湖州（今吴兴）出产的毛笔。湖笔用杭嘉湖平原出产的羊毛（每只羊只用2—3两）经过72道工序加工制成。湖笔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而享有盛誉，其毫峰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为世人所珍爱。

墨，作为书写、绘画所用的黑色颜料，是用松烟等原料所制成。中国最早的墨约产于西汉。当时的墨只做成小圆块，只能用研石在砚台上压着研磨。东汉时，墨的形状向墨锭发展，人们可直接用手把墨研磨。在众多的中国墨锭中，徽墨独压群芳。徽墨产于安徽徽州府歙州（今歙县），制墨始于五代。宋代以后，歙、黟、休宁、绩溪等地制墨良工层出不穷，讲究质量和工艺装饰，独冠天下。

纸，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唐初时，安徽宣州（今泾县）生产出一种高级的毛笔书画用纸，同时又在宣城集散，所以称为宣纸。宣纸以檀树皮及稻草为原料，经石灰处理、日光漂白及打浆后，用手工抄造而成，其种类发展为10余种。宣纸的特点是纸质洁白、纹理细密、柔软轻飘、墨韵清晰、不易蛀蚀、经久不变。唐宋以后，宣纸就成为书写名品字画的上等书画用纸了。

砚，为研墨的用具。砚，在中国已有5000年的历史。汉代，砚台逐渐跻身于传统书画艺术的行列。汉以后，除砚台的主要种类石砚以外，还出现了瓷砚、漆砚、陶砚和金属砚等。唐代制砚工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时，制砚工艺又达到新的高峰，端砚、歙砚、澄砚、洮砚被视为中国四大名砚，而尤以端砚为最佳。

8. 清朝制砚名家

古八景之龙壁回澜。萊垍頭條

柳州古八景为世人所熟知，而位于莲花山片区、成名千年、让柳宗元念念不忘的龙壁回澜到底有什么故事？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笔者与柳州文人墨客、莲花山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一同去探究这一文化盛景。萊垍頭條

说起龙壁回澜，不得不谈柳宗元。汽车一路向前，大家开始讨论这一典故：龙壁山石身突兀有致，它的纹路像龙的鳞甲，所以名龙壁山。整座山直插江底，柳江与绝壁相撞发出的声音像雷鸣，碧水复折而东流，掀起波澜，故为“龙壁回澜”。当年，柳宗元也曾在此拾石而砚，龙壁回澜和柳砚也因此著名。垍頭條萊

柳砚如今可寻？与当年柳侯和随从乘舟沿柳江考察风土人情一样，笔者一行人行至今鹧鸪江龙壁山下寻找柳侯的踪迹。條萊垍頭

沿着龙壁山对岸的观景台漫步，清风徐徐吹来。突然，一阵悠扬的音乐传来，走近一看，一位民间艺人正在吹奏乐器，同行的文史专家罗安鹄即兴跳起舞来。“画面对比之美、风格之美、旋律之美，美美与共，我忍不住要跳舞。”罗安鹄沉醉道。萊垍頭條

传说曾有八条神龙现身于此，如今远观这座海拔200多米、东西长1.5公里的完美的龙壁山，水波潋滟，天高云淡，耸立的巨石上覆盖碧绿挺拔的油松，宛如一位身披绿衫的古代文人在江上孤芳自赏。古来圣贤皆寂寞，当年柳侯也一定与这位“文人”对视良久。萊垍頭條

在附近的树林里笔者看到一些散落的石子，便拾起一颗观察，小小的石身却层叠有致、肌理细腻。一旁的莲花山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杨再玺说：“当年，柳宗元在这一片发现了叠石，他做成砚自用，又送给被贬在广东连州的好友刘禹锡。”当年，刘禹锡收到砚后大喜，据其《谢柳子厚寄叠石砚》记载：“清越敲寒玉，参差叠碧云，烟岚餘斐亹，水墨两氛氲。”柳砚也因此得名，两人的情谊至今仍是柳州文化令人怀想的话题。萊垍頭條

柳州博物馆编制的书籍《砚遇》上写道：柳侯之后，柳州奇石虽秀甲天下，但以其为砚者，因砚石难采而渐少，至清代已失传，但至今任有不少文人，前往此寻找柳侯当年中意的叠石制砚。萊垍頭條

山川静默，柳侯有灵。当年百越之地如今百姓已经安居乐业，且时不时来到此处，共话柳侯与友人这段龙壁柳砚之佳话。垍頭條萊

9. 历代制砚名家

文房用具如下：

1、笔

毛笔作为书写工具，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就留有描绘的痕迹。春秋、战国时对笔的叫法各地不一，有“笔”、“聿”、“拂”等多种名称，秦实行“书同文，车同轨”，才统一称作“笔”。相传是秦将蒙恬创造了第一批笔。到了汉代，笔已比较考究，路卮是当时的制笔高手。三国韦诞有《笔经》一书问世，总结了当时的制笔方法。

邮票上的文房四宝

晋时，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尖挺而拥著称于世。到了唐代，宣笔声誉日隆，“陈氏”、“诸葛氏”跨唐宋两朝，制笔技艺世代相传，所创无心散卓笔具有性能柔润、根基牢靠，久用不散，书写流畅的特点，称“海内第一”。宋代除了宣州诸葛氏之外，歙县的吕道人，黟县的吕大渊，新安的汪伯立等都名冠一时。元代以后，以湖州为中心的制笔业日益兴隆。尤以羊毫笔最享盛名，为士林所爱，并得朝廷赞赏，此时的“湖笔”与“宣笔”已同享盛名，乃至超过了宣笔，而成为全国毛笔的代表，誉满海内外。

由于毛笔是由动物纤维制成，难以长久保存，故完整的古笔传世极少，除少数发掘品外，能见到的明清毛笔，也可算得上是稀世珍宝了。

2、墨

早在商周以前，墨作为一种黑色颜料，已开始用于书写。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出土的墨块，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墨。到了汉代，制墨已成一定的规模，东汉发明了墨模，墨的形式才趋于规整。三国时西安人韦诞（字仲将），工书法，善制墨，所制“仲将墨”、或“韦诞墨”已被史书记载。唐代制墨业空前兴盛，制作益精，名匠辈出。唐后期，易水制墨高手奚超等人因避战乱迁居歙州，与其子奚廷圭以黄山松烟为原料，改进调胶、捣松等工艺，所制之墨“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声名大作，因此得到南唐李后主赏识，赐姓李，并封李廷圭为墨务官，李廷圭墨由此扬名天下，时有“天下第一品”、“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美谈。宋徽宗宣和三年，歙州更名徽州，辖歙、休、夥、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制墨业形成了“家传户习”的盛况，自此，墨便统称“徽墨”。张遇、潘谷、戴彦衡等都是当时的制墨大家。

明清两代迄今，全国制墨中心也一直在徽州。明代歙县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研制徽墨，隽雅大方，香料考究，多出贡墨与名流托造之墨。程、方不仅所制之墨被誉为“前无古人之佳作”，还分别著有《墨苑》、《墨谱》传世。清代徽州制墨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被称作“四大墨王”。胡开文所制“地球墨”还获得190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3、纸

说起纸，素有蔡伦造纸一说，《后汉书·蔡伦传》有“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称“蔡侯纸”的记载。隋唐时期是造纸业的全盛时期，纸中之王的“宣纸”，就是这一时期产生和兴盛起来的。宣纸产地在安徽宣州的泾县一带，故名宣纸。千万年来，宣纸以其质地绵软、百搓不折、纹理紧密、光洁如玉、不腐不蛀等特点，享有“寿纸千年”的美誉，成为中国书画的必需品。

中国历代名家的书画、古籍经典得以流传至今，宣纸是其依赖的载体。

4、砚

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的，又称研。东汉以后，才抛开研石，自成一体。六朝至隋最突出的是瓷砚的出现，由三足而多足。唐代常见箕形砚样式，形同簸箕，砚底一端落地，一端以足支持。宋代以长方形抄手砚为特色，砚底挖空，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托起。明清两代制砚工艺逐渐由适用转向观赏，风格由古朴渐趋华丽，砚盖制作也极考究，已成为集书、画、雕刻、髹漆等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精美工艺品。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访砚、藏砚、赏砚、刻砚，已成为文人相会的一种风气。

唐以来，砚材出现了很多品种，但其中洮砚、端砚、歙砚、澄泥砚最为突出，号称“四大名砚”。而四大名砚中品质最好的当属老坑石。然端、歙老坑石存世数量寥寥无几，只有洮砚现存少量老坑石，升值潜力巨大。

10. 清代制砚大师

米芾（1051年—1107年），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湖北襄阳人，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襄阳”、“米南宫”。萊垍頭條

米芾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米芾谓‘草书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此乃割地为牢，自欺欺人。元章草书之所以未见新意，正在不能突破古人藩篱也”。主要作品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拜中岳命帖》等。萊垍頭條

人物生平萊垍頭條

宋仁宗皇祐辛卯三米芾拜石图（明代 陈洪绶）

1051年，米芾出生。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萊垍頭條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米芾年十岁，写碑刻，临周越、苏轼字帖，人谓有李邕笔法。萊垍頭條

宋治平四年（1067年），米芾随从母亲阎氏离乡来到京都汴梁侍奉英宗高皇后。萊垍頭條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继位，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当时校对，订正讹误。頭條萊垍

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由秘书省校书郎改临桂尉。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年）十月，上半年任临桂县、含光县尉，十月后任职长沙，至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萊垍頭條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三月，米芾来黄州访苏轼。“米芾、董钺、绵竹道士杨世昌等来访雪堂。” 这年，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有这样记载。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

米芾苏州石刻像(2张)頭條萊垍

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萊垍頭條

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官任杭州从事。條萊垍頭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六月任登州知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城，十二月二十日到京。條萊垍頭

元祐二年（1087年），迁居镇江丹徒。米芾诗《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六月或七月，苏轼等十六人于王晋卿西园晏集。李伯时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萊垍頭條

元祐四年（1089年），米芾在扬州。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东坡全集》卷75有《米黻石钟山砚铭》一首。 頭條萊垍

元祐七年壬申（1092年），任雍丘知县。 萊垍頭條

元祐九年甲戌（通常称为绍圣元年，1094年），由雍丘县令改监中岳祠（嵩山）。 頭條萊垍

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年），任职涟水军使。條萊垍頭

宋元符二年乙卯（1099年），由涟水军使改任蔡河拨发运。米芾彩像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江淮间，任发运司属官。同年，苏轼生病，米芾多次拜访并送“麦门冬饮子”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八月中秋，苏轼去世，米芾作《苏东坡挽诗》五首。頭條萊垍

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由发运司属官改任太常博士、书学博士。頭條萊垍

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仲春，任书学博士，后任无为军知州。條萊垍頭

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條萊垍頭

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三月，任淮阳军知州。后卒于任上，葬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丹徒西南长山脚下。萊垍頭條

艺术成就编辑頭條萊垍

书法萊垍頭條

风格特点萊垍頭條

米芾平生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條萊垍頭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清和帖

元丰五年（1082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入为主的大令帖（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萊垍頭條

尽管如此，此时的米芾书法并没有定型，他在元祐三年（1088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虽然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元祐六年（1091年）后，米芾卜居海岳庵时，又学过羊欣书法。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萊垍頭條

在定型的书法作品，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是如此。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黄庭坚之评价褒贬分明，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宋人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如今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的李志敏评价：“米芾谓‘草书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此乃割地为牢，自欺欺人。元章草书之所以未见新意，正在不能突破古人藩篱也”。德忱帖

米芾以书法，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1087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萊垍頭條

书写技法萊垍頭條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萊垍頭條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萊垍頭條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临沂使君帖》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頭條萊垍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强调要在气质、意趣等方面严格分辨二者的区别”（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他所谓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等，都是以传统的造诣、功力、格法标准来要求绘画的。简单地说，就是旧的传统，新的趣味。同是文入画之祖的米芾却不屑于这样的调和，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條萊垍頭

米芾自称“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存世界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垍頭條萊

绘画萊垍頭條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萊垍頭條

米芾的绘画源出董源。董氏的绘画多写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评述都是从整体气氛着眼的，但米芾并没有从中寻找适合表达的东西。米芾讲究“不取工细，意似便已”，他虽有临摹“至乱真不可辨”的本领，却更热衷于“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通过一番选择，米芾找到董源所用的“点”。本来，董源的“点”是披麻皴的辅助因素，服从于表现自然质地的需要，点与其他造型手段一起构成了某种写意的整体气氛；在巨然的笔下，尤其是山头的焦墨点苔使笔墨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意味的写意效果。董、巨的点都有受制于造型目的的性质。在二米的笔下，点已几乎成为造型的全部，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写意性。所谓“落茄皴”，事实上就是一种以点代皴的写意画法，“用圆深凝重的横点错落排布，连点成线，以点代皴，积点成片，泼、破、积、渍、干、湿并用，辅以渲染表现山林、树木的形象和云烟的神态”。完全放弃钩皴点擦的传统方法。卧笔中锋变化的随意偶然效果，不拘常规，不事绳墨，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眼界，难怪当时并没有积极的反应，甚至遭到“众嘲”、“人往往谓之狂生”。（《画继·轩冕才贤》）萊垍頭條

米芾绘画作品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頭條萊垍

收藏條萊垍頭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砚史》（米芾）

题选择达到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垍頭條萊

米芾对中华古典赏石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通过长期的赏石实践，以一个艺术家独到的审美体验，先后成就了一部《砚史》和言简意赅的“相石四法”。萊垍頭條

砚石古又称“研山”，属文房石类。米芾不仅收藏、赏玩各种天然奇石，还是个痴迷如命的收藏和研究砚石的先驱者之一。他所著《砚史》，《四库全书提要》曾给予很高评价，对后世研究砚石的影响很大，而他收藏名砚的故事也十分传奇。南唐后主李煜藏砚甚多，其中“三十六峰砚”和“七十二峰砚”都曾被米芾收藏并研究过。 [29] 李后主死后，此砚石流落民间，流转数十人家，米芾爱极，曾以五百两黄金购得。后不慎又将此物丢失。米芾痛惜万分，曾赋诗云：“砚山不可见，我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频泪滴。”萊垍頭條

米芾所作《砚史》虽逾千年，但对后人研究、认识文房古砚的材质、形制、纹饰乃至制砚工艺等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相石四法”在中华赏石文化史上的理论地位也极其重要，这一理论不但引领了当时的赏石潮流，至今仍然是赏石界“回归古典，感恩本真”的经典。 [28] 條萊垍頭

理论萊垍頭條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在书法理论上，尤其是对草书理论上极力反对唐朝书法尚法循规的法度，过分注重魏晋平淡天真，崇尚二王的法度。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條萊垍頭

集古出新，追求个性创造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言语之间无不充溢着豪迈之情。米芾的“集古字”，其实就是他学习书法的经历。米芾学习唐人书法后进行反思，发现唐人书法的缺陷与不足继而转学晋人“尚韵”的用笔精髓，以期望达到潇洒俊逸、平淡天真的意境。米芾集众家之长，这在本质上讲是他立意创新对“趣”追求的心理表现。萊垍頭條

贬唐崇晋，源于审美选择萊垍頭條

米芾初学书法是由唐入手，只不过是米芾在深入地临学唐人书法之后，对唐代的书法进行反思，发现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唐人书法受楷书法度的过分约束，书法的“趣”的审美趣味无法体现出来，才开始产生批唐意识。米芾书论《海岳名言》中对唐人书法评论中看出：“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由此可见，米芾是在发现唐人书法过度重视法度，致使唐楷“趣味”逐渐缺失，呈现出过度的程式化和理性的弊端，这和米芾所追求的潇洒自然的“真趣”是相悖的。然而，晋朝的书法讲求的是自然率真的审美境界和米芾所追求的“真趣”审美不谋而合。萊垍頭條

诗歌垍頭條萊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如今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萊垍頭條

主要作品编辑萊垍頭條

研山铭萊垍頭條

《研山铭》手卷，水墨纸本，高36厘米，长138厘米，分三段。第一段为米芾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三十九个行书大字：“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在运笔上刚劲强健，具奔腾之势，筋雄骨毅，变化无穷。结字上，自由放达，倾侧之中含稳重，因而端庄之中婀娜多姿，较之《多景楼诗》《虹县诗》少些飞白灵动，更具刚劲、奔腾、沉顿雄快，乃米书成熟之作，为米芾书法中之精品。启功先生赋诗赞曰：“羡煞襄阳一枝笔，玲珑八面写秋深。”萊垍頭條

此手卷流传有序，曾经入北宋、南宋宫廷。南宋理宗时被右承相贾似道收藏。递传到元代，被元代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柯九思收藏。清代雍正年间，被书画鉴赏家，四川成都知府于腾收藏。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卷不幸流落到东瀛，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

研山铭垍頭條萊

蜀素帖萊垍頭條

《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萊垍頭條

《蜀素帖》书于乌丝栏内，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蜀素帖萊垍頭條

虹县诗卷條萊垍頭

《虹县诗卷》系米芾撰、书的两首七言诗的大字行书法帖。纸本墨迹卷，共37行，每行2、3字不等。米芾传世作品中，大字书法很少，大字也非米芾所长，米芾尝自称其书为“刷字”，这一点在他的大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该帖轻重缓急，节奏感极强，用墨则干湿浓淡，浑然一体，得天成之趣。如起首“虹县旧题云快霁一天清淑”11字，一气呵成，笔虽干而不散。帖后有金大定13年刘仲游跋。今有影印本行世。萊垍頭條

此卷为米芾途经风光明媚的虹县（今安徽泗县）时，挥毫写就的自作诗。米芾的大字行书传世极少，而这件又是其最晚年的大字代表作，因而十分珍贵。萊垍頭條

多景楼诗册條萊垍頭

米芾《多景楼诗册》局部

《多景楼诗册》是米芾晚期作品，用笔老辣、厚重，间架欹侧中见稳健，极为豪放，笔力雄伟。“刷字”的运笔方式在此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许多笔画的起笔呈现散开的锋毫。一些竖笔、撇笔因运行急速而留出飞白。整幅作品气势豪迈，跌宕的笔画间蕴涵着巨大的张力。萊垍頭條

《多景楼诗册》由11开册页组成，每页纸本纵31.2厘米、横53.1厘米，共写有41行字，每行有的为二三字，有的则只有一字，充分显示了米芾大字行书的磅礴气魄。《多景楼诗册》原为长卷，在宋时已被人装裱成册，明清时期为不少收藏家递藏，是流传有序的书法巨迹。 頭條萊垍

苕溪诗卷萊垍頭條

全称《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诗卷》，米芾书，纸本，行书，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全卷35行，共394字，末署年款“元戊辰八月八日作”，知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时米芾38岁。开首有句“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襄阳漫仕黻”。知所书为自撰诗，共6首。萊垍頭條

此卷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尤其运锋，正、侧、藏、露变化丰富，点画波折过渡连贯，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无雕琢之痕。其结体舒畅，中宫微敛，保持了重心的平衡。同时长画纵横，舒展自如，富抑扬起伏变化。通篇字体微向左倾，多攲侧之势，于险劲中求平夷。全卷书风真率自然，痛快淋漓，变化有致，逸趣盎然，反映了米芾中年书的典型面貌。吴其贞《书画记》评此帖曰：“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教颜鲁公化公者。”道出了此书宗法颜真卿又自出新意的艺术特色。萊垍頭條

此卷末有其子米友仁跋：“右呈诸友等诗，先臣芾真足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后纸另有明李东阳跋。据鉴藏印记，知此帖曾藏入南宋绍兴内府，明杨士奇、陆水村、项元汴诸家，后入清乾隆内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萊垍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