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历代制砚名家

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受到历代文人追捧。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更是酷爱藏砚。自古就有“米癫拜石”的千古佳话，曾有一位江南富商央求米芾这位“砚痴”，愿以一座园林豪宅换得他所藏的一方南唐后主李煜的灵璧石砚。砚台自古就有投资收藏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垍頭條萊

　　砚台是一种古老的手工艺品。作为传统书法的辅助工具，砚台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已是很低，但它作为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是一种有着很高观赏价值的文物性工艺品，而且只要是中国的书画艺术存在，砚台的实用价值就依然存在。頭條萊垍

　　可是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硬笔书法的普及，传统的毛笔、砚台等书写工具逐渐被人们淡忘，甚至退出了人们日常生活范围而走进了收藏行列。頭條萊垍

　　历史中有两次砚台收藏热潮，但时至今日砚台收藏还是冷门项目。不过名砚的价值却不容忽视。名砚的可贵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它外在的质量上，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文化内涵——将历史与文化融入不足盈尺的小小砚台之中，成为文人雅士观赏、收藏、馈赠亲友、陶情怡性之砚林佳品。一方砚台，兼具了材质美、雕刻美、书法美以及强大的文化内涵，非常值得玩味。垍頭條萊

　　虽然砚台收藏“冷”，可是近几年却在拍场中表现出了“热”的一面。即便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疲软的几年里，砚台的拍卖成交额也相当亮眼，如2010年北京保利春拍，清乾隆“乾隆御用”御题诗澄泥伏虎砚及紫檀盖盒以1400万元成交，打破了当时砚台拍卖的世界纪录。萊垍頭條

　　古砚价值高 新砚亦可藏萊垍頭條

　　近几年，古砚台的拍卖价格稳步上升，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都不在少数。那么只有古砚才具有收藏价值吗?新砚能否收藏呢?萊垍頭條

　　河北易水砚有限公司总经理邹洪利表示，古砚的收藏价值体现在使用人身份高、流传历史久、传世量少这三方面，但是并不是年代越久价值越高。据悉，宋砚、唐砚甚至汉砚，这些砚台的石质比较粗糙，而明清以后文人对于石质的要求很高，所以明清以来的砚台价格反而会越来越高。相反，唐以前甚至到汉代的砚台，尽管收藏价值很高也很名贵，但是市场价格不见得很好。條萊垍頭

　　古砚因有历史性而被藏家追捧，与此同时，现代砚台也进入拍场成为关注的焦点。2007年北京翰海推出的砚雕汇集了端歙两大名砚中的顶级作品。端砚有国家级大师黎铿及琢砚名家刘演良的宋坑名品;歙砚作品以王耀、蔡永江、周新钰三位制砚新秀为代表，所用砚石都为唐宋名坑名品，刀法、构图继承古法而饶有新意。中国嘉德2008春拍也推出了十多方现代砚台，包括杨留海、伦少国、梁弘健、姜书璞、王耀、刘演良等人的作品，个别砚台估价在50万元以上。條萊垍頭

　　赏玩功用的强化使得砚台的价值不再局限于材质，设计、雕琢和文化内涵对于一方砚台的价值来说更为重要。“砚台发展至今尽管使用价值减少了，但是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却提高了。”邹洪利表示，“古代的砚台大多造型简洁、大方，而现在的砚台大多都以繁复的雕刻手法、丰富的雕刻题材和精细的雕刻工艺而价值倍增。所以新砚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萊垍頭條

　　五大因素决定砚台价值萊垍頭條

　　砚台在拍场中的出色表现让不少人看到了砚台的未来收藏前景。说起砚台的收藏，一般人都把中国的“四大名砚”作为重点的收藏对象。这四大名砚分别是：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山西绛州的澄泥砚。但由于这些名砚石材稀缺，存储量少，所以很多其他石质的砚台也具有收藏价值，比如易水砚、红丝石砚等。萊垍頭條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蔡国声在《浅涉砚的历史和珍藏》中如是评判砚台的价值：“砚的珍藏和鉴赏能够从质(质地)、工(工艺)、铭(铭文)、品(品相)、饰(装饰)五个方面研讨剖析。”萊垍頭條

　　据邹洪利介绍，一方具有收藏价值的砚台对砚石的石材质地有很高的要求，这些砚石要具有发墨、贮墨、润笔、励毫的特性。发墨即墨与砚石相发，好的砚石可以使墨彩焕发。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对砚台就曾有这样的论断：“砚之美,止于滑而发墨,其他皆余事也。”贮墨是指可以储藏墨汁。除了对墨有好的影响外，一方好的砚台还应该对书写用笔具有保护作用，这就是润笔、励毫的意义。萊垍頭條

　　尽管这四个特性看起来简单，却使诸多石材被淘汰，这也是砚台由古至今流传数量少的原因之一。其次，好的雕刻工艺能使砚台价值倍增。而铭文则是指拥有者的身份地位，身份贵重、地位高者所拥有的砚台价值也高。与其他藏品相同，砚台收藏也要看品相。因此，每一块砚石都非常宝贵，而这也是砚台具有收藏性的一大原因。萊垍頭條

2. 当代制砚名家

砚是研磨颜料(主要为墨)的文具。它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具与调色器具演变而来。萊垍頭條

关于远古时期的砚，《文房四谱》记载说：“昔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焉。其上篆文曰："帝鸿氏之砚’。”这里帝鸿氏指的是黄帝，由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尚无“篆文”，由此看来，此条记载没有什么可靠性，此器可能为后世[赝字中厂字换广]鼎。现在发现最早的砚石有两方，一是发现于陕西省宝鸡市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北首岭遗址，石砚长17.8厘米，宽14厘米，椭圆形，有大小两个凹槽，距今约5000余年。另一是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属于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遗址，石砚长8厘米，宽6.4厘米，平面略呈方形，一角略残，砚面及砚底平整光滑，面有直径7.1厘米、深2厘米的圆形臼窝。砚盖亦为石质，呈扁平梯形。两砚出土时臼中都残存有红色颜料，说明它们都是兼有调色功能的研磨器。萊垍頭條

殷商时代，毛笔已较精良，因此与之相配的其他文具，包括砚在内，也较进步了。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妇好墓(妇好为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即曾出土一件调色盘。周代的砚，在河南省洛阳市曾出土有两方，一为长方形，以粗砂石磨光而成；另一为牛形，玉质。两方砚面均残留有朱红色，说明以上这些“石砚”，当时仍兼为调色器。萊垍頭條

春秋战国时期，仅有一些关于砚的记载，《文房四谱》上说“鲁国孔子庙中有石砚一枚，制甚古朴，盖夫子平生时物也。”《述异记》上记载春秋时越大夫范蠡有石砚。萊垍頭條

秦汉时期，1975年发现的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还出土有石砚。砚由不太规则的菱状鹅卵石加工而成，长6.7—7厘米，宽5.3—6厘米，高2厘米。附有研石，高2.2厘米，亦为鹅卵石经简单加工而成。早期的石砚，大都为此种形制，以自然石料简单加工而成，都是用研石将天然矿物墨或人工墨，碾碎研磨的。垍頭條萊

汉代的砚出土的不少。如1981年在山东省临沂县(今临沂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的长方形漆盒石砚，砚长21.5厘米，宽7.4厘米，高0.9厘米。木胎砚盒，里外髹漆彩绘，内镶石板，石板上方有研石，同时出土的还有毛笔、木牍等。在汉代古墓中，多有长方形石板出土，并配有精致的木盒或漆盒。这种石板或称黛板，黛板可研磨黛粉用以美容，《楚辞》即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之语。石板也可研墨，用于绘画书写，因此也称为石砚。江苏省邗〔han含〕江县西汉墓出土有彩绘嵌银箔漆砚，此砚为木胎，平面呈凤字形，砚池中间有三角形泄水孔，羊首木塞。砚身髹黑漆，侧面饰贴银箔人物、禽兽，砚背朱色漆地，饰黑色云气及腾龙飞凤。我国漆器的发明与使用都较早，此件漆砚工艺精湛，绘饰精美，说明漆器在汉代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说明了我国砚种的丰富与别致。漆砚在以后历代也有制作与使用。頭條萊垍

1955年在河北省沧县(今沧州市)出土东汉石砚，砚分为砚盖、砚身及底部三足。砚盖雕成双龙盘绕，两龙口部衔接，颈下透雕，中腰盘转，四足匍匐。此砚也附有研石，砚盖内正中有一凹槽，砚盖与砚身相合时，适可容下研石。整个石砚，设计巧妙，造型生动，工艺精美。东汉石砚的形制与制作，比之多为简单饼状或素面板状的西汉以前的石砚，又前进了一步。1978年在河南省南乐县出土一方三足圆石砚，砚盖雕刻异常精美，浮雕六条相互攀缠的飞龙，阴刻龙鳞，四周刻饰翻卷水浪。飞龙六首攒聚，共戏宝珠，巧妙组成盖钮。如此巧布，尚属少见，实为汉砚杰作。更引人注目的是此砚有铭文44字，盖钮为“君”字，砚底中为“五铢”二字，砚口沿一周隶字：“延熹三年七月壬辰朔七日丁酉君高迁刺史，三公九卿，二千石，君寿如石，寿考为期，永典启之，研直二千。”砚石铭文对了解社会历史与砚主情况等都有重要的价值，是“文房四宝”重要的文化内容之一。垍頭條萊

除石砚外，汉代还有陶砚，铜砚等。陶砚如汉12峰陶砚，长18.5厘米，宽21.5厘米，通高17. 9厘米，此陶砚为箕形砚面，前低后高，向前倾斜，砚周诸峰蝤崪〔qiúzú酋族〕，三面环抱，中峰下有一龙首，设有一孔可注水，左右两峰下各为一负山人像，余九峰环绕成半圆砚堂，砚身下为三足。陶砚设计新奇别致，整体和谐。汉砚中还有1969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出土的铜盒石砚，通称鎏金兽形铜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高10.5厘米。砚形为一伏地奇兽，双角双翼四爪，张口露齿，鎏金铜质兽体，通身镶嵌近百粒红珊瑚、青金石与绿松石小珠。铜砚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背部为砚盖，下腹部内为砚石，石面光洁润泽。砚盒通体鎏金，光泽灿然，点缀华美，装饰考究，可谓富丽之极。它不仅为汉砚之珍，在砚史上亦属上乘佳作。頭條萊垍

《齐民要术》引述东汉政论家崔寔〔shi 实〕的《四民月令》说，“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砚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说明当时在小学幼童学习中，已普遍使用了砚，这也说明了汉代砚量增多。萊垍頭條

从出土情况看，砚种较多，有石砚、陶砚、漆砚、铜砚等。砚式也富于变化，除长方形、圆形以外，尚有瓢形、峰形、箕形、异兽形等，许多砚还附有精美的砚盒。砚的制作日益精良，已由单纯的文具开始演变为工艺美术品。这些都说明汉砚在质量上，较之前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萊垍頭條

汉砚在质与量上的提高与发展，也反映在对砚的理论认识上。《说文解字》上说：“砚，石滑也。”“砚，[石靡]〔mo莫〕也。”([石靡]为磨之本字)。《释名》说：“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从这些对“砚”的解释说明，可看出从功能等方面，对砚的性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垍頭條萊

魏晋南北朝时期，制砚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砚的品种更多，又出现了瓷砚以及银砚、玉砚、木砚等等。在砚形上，开始趋于定型化。圆形、长方形等成为基本形式。同时在砚体装饰上，也更加艺术化。垍頭條萊

据《文房四谱》记载：“魏武《上杂物疏》云："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纯银参带圆砚大小各四枚。’”这是说魏武帝曹操时，已有银砚。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上说：“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这说明那时也有了玉砚。晋代傅玄在《砚赋》中有“木贵其能软”的话，《文房四谱》上便说：“因知古亦有木砚。”萊垍頭條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我国原始瓷器约在商代出现。现在一般认为，一直到东汉才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成熟瓷器的过渡。有趣的是，近年来就有晋代瓷砚出土。1958年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有青釉三足瓷砚，圆形砚盘，周边起沿，底有三熊形足，直径11.3厘米，高3.6厘米。此砚胎骨灰白，砚身及底施青釉，有细小开片纹，是著名的“越州窑”青瓷制品。由于青瓷产地在江南，主要产地在浙江(如越州窑)，因此在江南一带有较多的瓷砚出土。由于瓷质较坚硬，研磨时弹性小，使用时不甚理想。但在尚未发现专用石质砚材的地方，瓷砚可大量制作，能满足教育、文化、艺术发展的一定需求。因此，瓷砚的出现与发展，在砚史上仍有重要意义。晋代以后，直至清代均有瓷砚的制作。萊垍頭條

除瓷砚外，也有晋代陶砚出土。1958年在南京的四座东晋墓中，出土四方陶砚，其中一为三足圆形灰色陶砚，墓主为颜谦妻刘氏，另外也在其他女性墓中有砚具发现，这说明当时喜爱翰墨的妇女为数不少。使我们联想起“书圣”王羲之的老师、晋代女书法家卫夫人。传说为卫夫人所著的《笔阵图》就谈到“文房四宝”：“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shuo 朔〕也；墨者，兵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将“文房四宝”比喻为兵械战阵，看来，这位巾帼真要“笔伐”了。萊垍頭條

晋砚，除出土的与文献中记述的以外，也有反映在古代绘画中的。宋代米芾的《砚史》上就记载有：“晋砚见于晋顾恺之画者，……有十蹄圆铜砚中如[钅敖]〔ao傲〕者。”这说明米芾在顾恺之的画中，见到过有十足的、形如烙饼器具的铜砚。條萊垍頭

南北朝时期的石砚近些年也有发现。如1975年在浙江省绍兴市一座南朝砖墓中，出土有兽蹄五足瓷砚，圆形，下有五蹄足，直径20.3厘米，高5.6厘米。南北朝时的北魏也有石砚出土，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市一座北魏墓中，出土石雕方砚，长21.2厘米，宽21厘米，高8.5厘米。砚面中间有方形砚池，其余部分均浮雕乐舞、骑兽、蟠龙、禽鸟，砚体四侧满雕纹饰，浮雕力士、禽兽等。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都城为平城(今大同)。该地为北魏与西域诸国交往贸易的枢纽，在人文地物上，都受西亚的的影响。此件方砚的雕刻风格就集中反映这一特点。砚侧的莲瓣纹饰及肥硕力士，都具有西亚的风格；砚体上雕刻的鸟、兽、鱼、龙均为汉画像中常用图案，具有我国汉代艺术特色。这种完美巧妙的结合，既反映了当时发北魏平城地区的特定历史地理环境，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條萊垍頭

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绘画、书法艺术的提高，都促进了文房用具的发展。在砚型上更趋于圆形、箕形(长方形)，砚堂与砚池连为一体。在砚材上，石砚与陶砚居于主导地位。特别在石砚的选材与制作上，出现了号称“四大名砚”的端砚、歙砚、鲁砚与澄泥砚，揭开了我国制砚史上的新篇章。條萊垍頭

隋唐时期的砚，出土与流传下来的都不少，特别是唐砚较多。1952年安徽省无为县出土一件隋砚，为赭〔zhe 者〕釉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9厘米，高6.8厘米。下为21蹄足，砚身与水池施赭釉，底及圈足内均裸露深灰色胎质，砚面微凸，周环以水池，此即为通常所说的“辟雍砚”。“辟雍”本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礼记》说：“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蔡邕在《明堂月令论》中说：辟雍之名，是“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为何设计成此种形状？汉代班固《白虎通义》解释说：“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尺，于雍水侧，象教化流行也。”三国时代就已有辟雍砚，曹魏时繁钦的《砚赞》说：“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辟雍砚是利用文具巧妙进行教化宣传的杰作。萊垍頭條

唐代的许多陶砚、瓷砚大都为辟雍砚。如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代22柱足圆陶砚，直径34厘米，高15厘米。圆形陶质，上层砚侧为乳丁纹及花蕾纹，再下排列着相间的凸雕兽面与乳丁纹。最下有22柱，柱首皆为兽头，柱底为兽足。萊垍頭條

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一唐多足白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9厘米，下有26个蹄足。我国历史上，瓷器开始出现时是青瓷与黑瓷，大约在北朝末期出现白瓷。白瓷的烧制成功是我国瓷器史上一项重要的成就。在唐代，形成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这两大瓷窑系统，一般以“南青北白”概称之。唐代的白瓷是很著名的，以白瓷制作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砚，也是对此的很好说明。條萊垍頭

1979年在江西省丰城县(今丰城市)还出土有一唐双盂多足瓷砚，圆形，直径16厘米，高5.5厘米。砚心微下凹，多蹄足，一侧有两个橄榄形笔插，通体施黄褐釉，色泽晶莹光亮，造型美观。这是一件带有笔插的辟雍砚。另外也发现有既带笔插又有水盂的辟雍砚。说明辟雍砚的形式在发展变化，功能也日趋完善。萊垍頭條

在流传下来的唐砚中，有一方三堂梅花石砚甚为别致。此砚为双面砚，长方形，长27.5厘米，宽20.7厘米，高5.5厘米。一面为十字界开成双堂双池，砚池为两朵梅花；另一面为单堂，砚池为一朵梅花。石色深紫，砚体敦厚稳重。砚石双面利用，设计构思巧妙。條萊垍頭

宋砚仍承隋唐砚风，以注重实用为主，较少装饰加工，长方形抄手砚为砚型主流。抄手砚是砚面略具坡度，自然形成砚堂与砚池，砚底掏空成两墙足的一种砚型。所谓抄手，是执握砚时，便于手抄砚底。因砚底掏空，砚重减轻，也便于持携。这种砚型，属凤字形系统，与唐代箕形砚一脉相承。也可说，抄手砚更早是从汉代长方形石板砚发展演变而来。抄手砚在宋代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其砚型可使砚面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既制作简易，又经济实用，是砚史上的常规砚型。萊垍頭條

宋代也盛行瓦砚。从一些记述中看来，唐末与五代就已有瓦砚了。如《文房四谱》上说：唐末吴融有《古瓦砚赋》“勿谓乎柔而无刚，土埏〔shan 山〕而为瓦。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斫而为砚。”斫瓦为砚，就是制作瓦砚。《文房四谱》上又有五代时“僧贯休咏砚诗："……应念研磨久，无为瓦砾看。倘然人不弃，还可比琅玕〔lang gan郎干〕’”，也似在说瓦砚，并把瓦砚比为美石。萊垍頭條

宋代瓦砚，《文房四谱》上说：“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渗。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绤〔chixi痴细〕滤过，碎胡桃油方埏埴〔zhi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这是说宋初有人以著名的曹魏时铜雀台的古瓦制作瓦砚，性能很好，可“贮水数日不渗”。历史记载，铜雀台瓦在制作时，是将所选陶土，经葛布过滤，并和以胡桃油，成型烧制而成，与普通瓦有区别。除用铜雀台古瓦制砚外，当时还有以汉代未央宫瓦制作的瓦砚。关于铜雀台瓦砚以及未央宫瓦砚，在清代《西清砚谱》中有图录与记述。虽混有“鱼目”，但仍可见些遗意。萊垍頭條

唐宋以来，制砚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有许多砚著剞劂〔ji jue基决〕行世，如米芾的《砚史》，高似孙的《砚笺》，李之彦的《砚谱》，以及苏易简《文房四谱》中的《砚谱》等，这些都是研究砚史的重要文献。萊垍頭條

元代砚的形式，大体上为宋砚形式的延续，对各种砚材均有制作，风格略显粗犷朴拙。元代还出现一种暖砚。前面提到汉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说：“正月砚冻开”，说明冬季有砚冻现象。清代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上说：“天气严寒，点水即冻，……砚上堆冰。”为了防冻，人们也想了许多方法，如“石灰泡汤，可以免冻，或预磨墨计，以管装悬怀中。”等。为了防冻，还发明一种暖砚，该书说：“冬月严寒砚冻，市肆俱用锡造笔筒形，下置油盏点火，上面研墨……制造三层砚，上层四面钩镶。中央用薄端石，以便磨墨。砚之高处，作锡池贮水，下层无底虚中，可置小炉一个，贮炭常暖。其中间一层，多积热水，令水气上蒸常湿。砚墨不即干燥，真是佳制。”这是设计非常巧妙的一种暖砚，分为三层，上层嵌以砚石，中层蓄水，下层为加热炭炉。较为普遍的暖砚只有二层，上层为砚石，下部设置洞堂，以燃炭火。有的暖砚，下部制成抽屉式炭槽，使用更为方便。萊垍頭條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元代镂空刻花暖砚，为两长方形，制作相同之铜砚套叠组合而成。长17.1厘米，宽9.5厘米，高6.8厘米。长圆形砚堂，砚池呈半月状。砚侧四周均透雕蟠环，成有规律的缠枝纹饰。下层为抽屉式炭槽，屉面设有拉环。此外，北京首都博物馆也藏有元代石质暖砚。垍頭條萊

清代诗人徐以升有《炙砚》诗：“文思忽飞扬，冰凝砚一方。炙余资石炭，化处受玄霜。调燮交离坎，中和适燠〔yu郁〕凉。不须呵彩笔，抒藻有辉光。”这是说诗人文思涌动，砚却冰凝，燃炭暖砚，炭黑冰白。调节水火，中和热凉。不须呵笔，词藻文光。暖砚增延了砚台使用的时间，拓宽了砚台适用的地域，有助于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便利了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确是一种巧妙的设计。萊垍頭條

明清两代，砚台制作在工艺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注重实用性文具用品，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的工艺美术品。制作风格由古朴趋向奢华，由简洁趋向繁缛。自明代始，砚上铭刻更为增多，颂祷、咏志、题跋、记事等等不一而足。有的砚铭铭记具有很高的史料用途，有的铭文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有的铭刻则具有书法欣赏意义。萊垍頭條

清代的砚材，除了前代已有的砚材以外，更是极尽奢豪之能事，甚至出现了不具或少具研磨性能，仅视其稀少与昂贵才选择的“砚材”，如水晶、翡翠、玉石、漆砂、象牙、料器等。在砚体加饰的题材上，清砚所表现的内容也极为广泛。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云霞日月、山川景物、历史典故、人物神仙、金石碑刻、名家书画等无所不包。在制作工艺上，出现了仿古、仿旧、仿真的工艺砚。在雕饰上也出现了地方特色与不同流派。如有崇尚清秀隽永、高雅脱俗的“浙派”；有追求纹饰丰满、图案繁复的“广作”；有偏宠砚材昂贵、制艺精艳的“宫作”。文人置砚，以雅见长，带书卷气；民间备砚重用为本，具质朴味。清砚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是砚史上的辉煌时代。萊垍頭條

清代砚坛的繁荣发展，也反映在理论研究上，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有整理、研究、论述与总结性的论著出现。《西清砚谱》以图文方式著录了清代皇家藏砚。该谱所录各类砚共计240枚，清高宗自序说：“内府砚颇夥，或传自胜朝，或弃自国初……因命内廷翰臣甄覈〔he核〕品次图而谱之。”《西清砚谱》编者为于敏中、梁国治、董浩等人。绘图为门应兆等人。砚谱所录一部分是作为文物珍藏的自汉唐至宋元的砚，一部分是明与清初的镌品。“凡例”上说：“是谱荟萃古今得砚二百，陶则汉甓〔pi辟〕称首，而唐宋以下，澄泥旧制胥隶焉。石则晋砚开先，而端歙[上艹下(左丹右隻)]〔huo 获〕村诸旧石属焉。”垍頭條萊

《西清砚谱》另一特点，是除对砚加以说明外，都附有砚图。“凡例”上说：“前人谱砚，往往详于说而略于图，……是谱所绘尺度既用线法收分，其不及分者，注明砚图之首，至其形制刻画，若蓬莱道山，兰亭等图，细至夔〔kui 奎〕蜗虫鸟，无不摹写入微，而于石质损驳、眼蛀金星、翡翠之属，尤极意皴染，各开生面，其有一图绘至三四面者。”砚图绘制尺度形模准确，生动逼真，惟妙惟肖。條萊垍頭

“西清”是清代宫内南书房的别称。南书房又称南斋，为清初皇帝读书的地方。清代以宫廷丰富的收藏、雄厚的力量编制的《西清砚谱》，起到了以“文房之资，立言传道”的作用。《西清砚谱》是宝贵的砚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萊垍頭條

清代高凤翰的《砚史》也是很著名的“砚典”。高凤翰是清初画家，好藏砚，蓄砚1000多方，后择其精者，制铭撰记，手绘后自行镌刻，拓出砚图，题句诗文，钤以朱印，编制成《砚史》。高凤翰《砚史》共四册，题识书迹众体皆备，铭记文句意境隽永，实为美集金石、书画、诗文为一体的艺术珍品。萊垍頭條

高凤翰《砚史》后经王相、王应绶以及著名书法家吴熙载等人筹划摹刻，得以流传。摹本存砚图112幅，共收砚165方。卷首有高凤翰自题“墨方开国”，次页有高凤翰造像的《云海孤鹤图》，并有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等人的序跋题识多幅。萊垍頭條

在高凤翰《砚史》中，有许多关于名砚的材质、品名、制作等等的记叙与论述。通过高凤翰《砚史》也可以了解高凤翰有关铭砚、制砚、藏砚的资料。高凤翰的许多砚铭、题识也都是佳作。如“陋铜雀，薄未央，陵云作赋声琅琅，试与掷地成铿锵”；“墨乡磅礴，天空海阔”；“波涌云垂想其气奇，玉润镜平想其质清”。萊垍頭條

清代朱栋所撰《砚小史》说：“栋固不文，颇有此癖，所得端歙旧坑及古瓦研十三方，不减古人名砚，特名其斋曰"十三砚斋’。”他收集历代论砚著作，整理研究，撰成此书。该书薛序中说：“取古今论砚之书，仿史家例共成四〔juan卷〕 (同卷字)，曰《砚小史》。”该书黄序中说：“《砚小史》原原本本，无一字无来历，无一语不蕴藉，无一图不精彩。”该书主要论述端州、歙州、青州、潭州等地石砚及石末澄泥砚，古砖古瓦砚、玉晶玛瑙砚，铁铜银砚。关于砚的史论有12则，还有赋、文、诗、词与铭等，书后附有“十三古砚图”及“诸公之砚”。《砚小史》最后还附有“墨考”。《砚小史》取材广博，论述精当，是一本简明扼要的砚史读本。萊垍頭條

清代吴兰修撰有《端溪砚史》一书，共三卷，上卷专论砚坑。中卷介绍砚材、砚式、砚值以及用砚、藏砚之法。下卷记叙了贡砚、开坑诸事。《端溪砚史》是介绍与论述砚石，尤其是端砚的名著，是了解端砚的必读之书。條萊垍頭

清代的砚书超过了以往历代的总和，为我们了解与研究我国古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除以上所介绍的之外，著名的还有纪昀《阅微草堂砚谱》、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等。萊垍頭條

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由于皇家豪族的奢欲，文人雅士的嗜爱，砚品在开采、制作、雕饰、装潢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明清砚业，可谓砚论要著迭现，煌煌巨帙，壁立千仞。砚艺名家辈出，群星璀璨，耸壑昂霄。在砚史上，确已“崧高维岳，峻极于天”了。垍頭條萊

3. 明清制砚名家

　　制作砚台的材料丰富多样，除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石、徐公砚、易水砚、松花石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外，还有玉砚、玉杂石砚、瓦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共几十种。

　　除石砚以外，我国还生产过一些用其他原料制作的墨砚。汉代有瓦砚，陶砚，玉砚，铁砚和漆砚，晋代有木砚，瓷砚，和铜砚，唐代有泥砚，宋代有水晶砚，石泥砚，砖砚和天然砚，明代有化石砚，清代有纸砚，而今有橡皮砚。

　　砚台是伴随着笔和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早出现的砚台是石砚。汉代由于发明了人工制墨，墨可以直接在砚上研磨，于是砚台开始发展起来，出现了铜砚、陶砚、银砚、徐公砚、木胎漆砂砚等等，六朝至隋朝最突出的就是瓷砚的出现。唐代是砚台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端石和歙石两大砚材，明清时期制砚的材质更加丰富，出现了瓦砚、铁砚、锡砚、玉砚、象牙砚、竹砚等等。木砚研究始于何时，没有定论，但以清代居多。木材因其本性所限定，实际并不适宜做砚台，但文人的浪漫将这种大胆的尝试，与工匠的巧思融合在一起，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颇为精美的文房陈设品。

4. 民国制砚名家

尽管“南京博物院”的名字叫“南京博物院”，但它可并不是南京市的市级博物馆哦，而是江苏省的省级博物馆。从博物馆级别上来说，“南京博物院”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级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前身是1933年蔡元培等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是大型综合性的国家级博物馆、全国综合性历史艺术博物馆。

2007年，经过专家甄选和市民投票，共评出18件南京博物院“镇馆之宝”：

镇护之宝－－金兽

这只西汉时期的金兽是1982年正月初七，盱眙县马湖店村农民万以全挖水渠时发现，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重达9100克，含金量达99%，空腹、厚壁，浇铸成形，是迄今我国出土文物中最大最重的金器，金属铸造和捶击工艺完美结合的真罕实物，被誉为”国之瑰宝”。

御窑之宝－－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纹梅瓶是明代陶瓷器，1957年3月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善桥响龙山明代墓葬，

为国宝级文物，是现存惟一一件带盖子而且保存完整的洪武釉里红梅瓶。此梅瓶造型优美，器型完整无缺，岁寒三友指松树、绿竹、梅花三种常绿植物，象征着高洁的志向。

通天之宝－－透雕人鸟兽玉饰件

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出土于1991年，昆山市赵陵山遗址77号墓中。赵陵山位于昆山市张浦镇西南，属长江三角洲太湖水乡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

该饰件出土时放置在墓主右脚下的一个石钺圆孔处。据钺上部的朱色、缚痕和现场遗留的朱彩图案痕迹等判断，石钺原为带柄器。钺作为一种由武器演变而来的礼仪之器，显示着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军事权威。透雕人鸟兽玉饰件应是钺上附加饰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工艺价值，是我国出土时代最早的人鸟兽图案透雕精品，良渚先民通天神、显权威的神秘象征物。

贵媛之宝－－金蝉玉叶

1954年，在苏州五峰山博士坞的明代弘治年间进士张安晚家族墓地14号墓发掘中，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了这件金蝉玉叶，出土位置在墓主人的头部，同时出土的还有银笄二件、金银嵌宝玉插花四件，证明这件物品是贵族女子头上的发簪。

一只神形毕肖、金光闪耀的蝉立于玉叶上。它侧身翘足，双翼略张，嘴巴微开，蝉翼左右各两。玉叶系用新疆和田羊脂白玉精工琢磨而成，叶片打磨细薄呈凹弧状，分为八瓣，是一件构思巧妙、制作精美的稀世工艺珍品，妙趣横生、令人惊艳的罕见闺房至宝。

神异之宝－－青瓷神兽尊

西晋青瓷神兽尊在1976年出土于宜兴周处家族墓周墓墩中。神兽尊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上大下小，作品字形排列，平底微内凹。此青瓷神兽尊体量大，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是我国最早有铭款的瓷器之一。

护佑之宝－－银缕玉衣

银缕玉衣在我国仅发现一件，1970年出土于徐州市东汉彭城王刘恭后裔的墓中。玉衣全长1.70米，玉片2600余块，银丝约800克，形状与金缕玉衣相似。这是我国第一件经考古发掘、科学复原且品相完好的汉代银缕玉衣。

祭礼之宝－－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

人面兽面组合纹玉琮为新石器时代玉器，系透闪石软玉制成，呈乳白色隐现翠绿、赭红斑纹。造型为矮方柱体筒形，外方内圆。孔为两面对钻而成，琢磨光滑。

这也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琢玉工艺精妙绝伦的代表作，良渚人最富有特色的原始宗教信仰标志物。

弘觉之宝－－鎏金喇嘛塔

上世纪50年代，在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出土了一件鎏金藏式佛塔。这是明代佛教工艺绝品，国内出土唯一一件“迷你型”鎏金喇嘛塔。

这个鎏金喇嘛塔非常精美，在喇嘛塔的四周还有兽角佛像、瓷罐、玉瓶等。塔身有四个壶门，内有释迦、韦陀佛像，上施有相轮、十三天、宝盖、宝珠等。塔内须弥座上布置有一组佛像，须弥座内藏有珍珠、宝石、水晶、玛瑙、玉石、骨灰等物。整个鎏金塔安放在一个红色砂岩雕成的须弥山形基座上，四面雕刻胡人献宝、双狮戏球、双鹿嬉戏、蛟龙穿浪图案。塔座下枋刻：“金陵牛首山弘觉禅寺永充供养”，背面是“佛弟子御用监太监李福善奉施” 。

水墨之宝－－徐渭《杂花图卷》

《杂花图卷》是明代杰出的画家、书法家和文学戏剧家徐渭创作的一幅书画作品，是我国古代写意花鸟画集大成者的精绝之作，不愧“天下第一徐青藤”之美誉。

画卷长十余米，徐渭以酣畅淋漓之笔法，疾飞狂扫之气势，用焦墨、泼墨、积墨等多种笔法和技法，把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紫藤、芭蕉、梅花、兰花、竹子等13种花卉蔬果表现的淋漓尽致。

光明之宝－－错银铜牛灯

错银铜牛灯为东汉青铜器，1980年出土于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汉代青铜灯具中实用、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顶尖之作，其环保意识和设计领先西方国家一千多年。

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盘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用。

福寿之宝－－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

明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瓷炉是一件南迁文物，是明代宣德御窑瓷器的巅峰之作，同类瓷器中唯一品相完好之大器。

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上虽然没有书官窑款，但它不仅是明代宣德朝官窑瓷，而且是官窑瓷中的重要器物。炉高58厘米，造型仿青铜鼎。它与一般白地蓝花的青花器不同，是蓝地白花，即以青花为地，白釉表现海浪。浓重的青花发色、青料略有蕴散的缺陷美、仿青铜鼎的造型与满器似要外溢的海浪相融于一体，使青花炉具有憾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令观者为之动容。完整的宣德青花寿山福海纹炉仅存一、二件，足以见其珍贵。

慈航之宝－－金观音菩萨立像

这尊佛像由纯度很高的黄金制成，通高88厘米，且佛身与莲座皆装饰华丽，嵌珍珠宝石，雍容华贵，尽显皇家气派，应是清王朝全盛时期由宫廷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代表了清代宫廷造像工艺最高水平。

舆图之宝－－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

《坤舆万国全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第一幅出现美洲的世界地图，作者为太仆寺少卿李之藻。该图对于中国地理的描绘是极其详尽的，李之藻增补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地理信息，超出对于其他国家的描绘，对于中国省份、重要城市的都有详细标注，地图还描绘了中国主要的山川、河流，例如黄河、长江，详细表现了其发源地、流经的省份。另外，世界著名河流也有提及，例如幼发拉底、尼罗河、伏尔加河、印度河都出现在图中。

文房之宝－－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

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1970年出土于徐州土山汉墓，墓主为东汉某代彭城王，珍罕的文房实用砚，构思奇特，工艺精湛，代表了汉代制砚工艺的最高成就。

铜盒砚长25厘米、宽14.8厘米、通高10.2厘米，铜盒砚的整体形状貌似蟾蜍，头生双角，身添羽翼，张牙瞪眸，四足蹲伏，是当时的吉祥神兽。该砚通体鎏金并镶嵌红珊瑚、青金石、绿松石。

权信之宝－－广陵王玺金印

1981年，江苏邗江甘泉山二号东汉广陵王墓出土了唯一一枚汉朝刘姓王金印，与滇王之印和倭奴王印为姊妹印，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金光灿灿，重122.87克。印面长2.375厘米、宽2.372厘米。龟钮，钮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精致，纹饰优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流畅和谐，坚挺饱满。全印设计精妙，制作工整，为汉印中精品。

织绣之宝－－沈寿绣品《耶稣像》

《耶稣像》是一幅民国绣品，为刺绣国手沈寿的作品。此作品以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画家琪特的油画耶稣画像为原本，创造性地运用了虚实针、旋针等新针法，并根据人物肌肤丝理的需要和油画明暗层次的变化，精心选用自己染就的100余种不同色泽的丝线，将这幅《耶稣像》绣织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天工之宝－－错金银重络铜壶

1982年2月10日出土于盱眙南窑庄窖藏，是挟战国群雄争霸之风云，集中国古代范铸公益之大成的青铜重器，弥足宝贵。

铜壶有三处铭文，分别位于口内、圈足内侧和圈足外缘。重金络青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是唯一一件能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于一身，并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体现泥范铸造工艺最高水平的现存青铜器。

画像之宝－－竹林七贤砖画

整幅砖画长约4.8米，高约0.8米，出土于南京西善桥某南朝大墓中，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且品相最为完好的大型人物画像砖实物，南朝帝王陵墓装饰壁画，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砖画由200 多块古墓砖组成，分为两幅，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人占一幅，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人占一幅。人物之间以银杏、松槐、垂柳相隔。8人均席地而坐，但各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个性的姿态，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这块画像砖上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5. 历代端砚制砚大师

毛笔中的精品是湖笔，为浙江湖州（今吴兴）出产的毛笔。湖笔用杭嘉湖平原出产的羊毛（每只羊只用2—3两）经过72道工序加工制成。湖笔以选料严格、制作精良而享有盛誉，其毫峰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为世人所珍爱。萊垍頭條

墨，作为书写、绘画所用的黑色颜料，是用松烟等原料所制成。中国最早的墨约产于西汉。当时的墨只做成小圆块，只能用研石在砚台上压着研磨。东汉时，墨的形状向墨锭发展，人们可直接用手把墨研磨。在众多的中国墨锭中，徽墨独压群芳。徽墨产于安徽徽州府歙州（今歙县），制墨始于五代。宋代以后，歙、黟、休宁、绩溪等地制墨良工层出不穷，讲究质量和工艺装饰，独冠天下。萊垍頭條

纸，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唐初时，安徽宣州（今泾县）生产出一种高级的毛笔书画用纸，同时又在宣城集散，所以称为宣纸。宣纸以檀树皮及稻草为原料，经石灰处理、日光漂白及打浆后，用手工抄造而成，其种类发展为10余种。宣纸的特点是纸质洁白、纹理细密、柔软轻飘、墨韵清晰、不易蛀蚀、经久不变。唐宋以后，宣纸就成为书写名品字画的上等书画用纸了。條萊垍頭

砚，为研墨的用具。砚，在中国已有5000年的历史。汉代，砚台逐渐跻身于传统书画艺术的行列。汉以后，除砚台的主要种类石砚以外，还出现了瓷砚、漆砚、陶砚和金属砚等。唐代制砚工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宋代时，制砚工艺又达到新的高峰，端砚、歙砚、澄砚、洮砚被视为中国四大名砚，而尤以端砚为最佳。頭條萊垍

6. 宋代制砚名家

砣矶石以产于长山列岛的砣矶岛西海岸而得名，其地今属长岛县砣矶乡所辖。用它制成的砚台称“砣矶石石砚”或“砣矶砚”。砣矶石及其砚台黑泽如漆，群昨闪闪，宛如无月星空；又似地上雪浪滚滚，惊涛拍岸；纹彩深似龙潭秋水，碧波粼粼，映日泛光，故又称“雪浪金星砚”。

7. 历代制砚名家大全简介

米芾（1051年—1107年），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湖北襄阳人，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其个性怪异，举止颠狂，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又称“米襄阳”、“米南宫”。萊垍頭條

米芾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米芾谓‘草书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此乃割地为牢，自欺欺人。元章草书之所以未见新意，正在不能突破古人藩篱也”。主要作品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拜中岳命帖》等。萊垍頭條

人物生平垍頭條萊

宋仁宗皇祐辛卯三米芾拜石图（明代 陈洪绶）

1051年，米芾出生。米芾是七、八岁时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是襄阳书家罗让。條萊垍頭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米芾年十岁，写碑刻，临周越、苏轼字帖，人谓有李邕笔法。頭條萊垍

宋治平四年（1067年），米芾随从母亲阎氏离乡来到京都汴梁侍奉英宗高皇后。萊垍頭條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继位，因不忘米芾母亲阎氏的乳褓旧情，恩赐米芾为秘书省校字郎，负责当时校对，订正讹误。垍頭條萊

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由秘书省校书郎改临桂尉。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年）十月，上半年任临桂县、含光县尉，十月后任职长沙，至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萊垍頭條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三月，米芾来黄州访苏轼。“米芾、董钺、绵竹道士杨世昌等来访雪堂。” 这年，米芾潜心魏晋，以晋人书风为指归，寻访了不少晋人法帖，连其书斋也取名为“宝晋斋”。今传王献之墨迹《中秋帖》，据说就是他的临本，形神精妙至极。米芾一生转益多师，在晚年所书《自叙》中也有这样记载。米芾以书法名世，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米芾每天临池不辍，史料记载：“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

米芾苏州石刻像(2张)萊垍頭條

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米芾作书十分认真，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萊垍頭條

元丰八年乙丑（1085年），官任杭州从事。頭條萊垍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六月任登州知州，十月以礼部郎中召回京城，十二月二十日到京。頭條萊垍

元祐二年（1087年），迁居镇江丹徒。米芾诗《题子敬范新妇唐摹帖三首》，六月或七月，苏轼等十六人于王晋卿西园晏集。李伯时绘《西园雅集图》，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萊垍頭條

元祐四年（1089年），米芾在扬州。时年五十四岁的苏轼，四月出京，六月往扬州访米芾，七月初三日到杭州，《东坡全集》卷75有《米黻石钟山砚铭》一首。 頭條萊垍

元祐七年壬申（1092年），任雍丘知县。 萊垍頭條

元祐九年甲戌（通常称为绍圣元年，1094年），由雍丘县令改监中岳祠（嵩山）。 萊垍頭條

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年），任职涟水军使。萊垍頭條

宋元符二年乙卯（1099年），由涟水军使改任蔡河拨发运。米芾彩像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江淮间，任发运司属官。同年，苏轼生病，米芾多次拜访并送“麦门冬饮子”于北沙东园。东坡有诗《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八月中秋，苏轼去世，米芾作《苏东坡挽诗》五首。萊垍頭條

崇宁二年癸未（1103年），由发运司属官改任太常博士、书学博士。萊垍頭條

崇宁三年甲申（1104年）仲春，任书学博士，后任无为军知州。萊垍頭條

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萊垍頭條

大观元年丁亥（1107年）三月，任淮阳军知州。后卒于任上，葬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丹徒西南长山脚下。萊垍頭條

艺术成就编辑萊垍頭條

书法條萊垍頭

风格特点萊垍頭條

米芾平生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萊垍頭條

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清和帖

元丰五年（1082年）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入为主的大令帖（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王献之的字，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萊垍頭條

尽管如此，此时的米芾书法并没有定型，他在元祐三年（1088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虽然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元祐六年（1091年）后，米芾卜居海岳庵时，又学过羊欣书法。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垍頭條萊

在定型的书法作品，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是如此。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黄庭坚之评价褒贬分明，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宋人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如今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的李志敏评价：“米芾谓‘草书不入晋人格，徒成下品’，此乃割地为牢，自欺欺人。元章草书之所以未见新意，正在不能突破古人藩篱也”。德忱帖

米芾以书法，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感天资实逊学力。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祐二年（1087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頭條萊垍

书写技法垍頭條萊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萊垍頭條

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頭條萊垍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临沂使君帖》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垍頭條萊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强调要在气质、意趣等方面严格分辨二者的区别”（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他所谓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等，都是以传统的造诣、功力、格法标准来要求绘画的。简单地说，就是旧的传统，新的趣味。同是文入画之祖的米芾却不屑于这样的调和，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萊垍頭條

米芾自称“刷字”，明里自谦而实点到精要之处，“刷字”，体现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心尽势尽力。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从存世界的近六十幅米芾的手迹来看，“刷”这一个字正将米字的神采活脱脱地表现出来。垍頭條萊

绘画萊垍頭條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萊垍頭條

米芾的绘画源出董源。董氏的绘画多写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评述都是从整体气氛着眼的，但米芾并没有从中寻找适合表达的东西。米芾讲究“不取工细，意似便已”，他虽有临摹“至乱真不可辨”的本领，却更热衷于“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通过一番选择，米芾找到董源所用的“点”。本来，董源的“点”是披麻皴的辅助因素，服从于表现自然质地的需要，点与其他造型手段一起构成了某种写意的整体气氛；在巨然的笔下，尤其是山头的焦墨点苔使笔墨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意味的写意效果。董、巨的点都有受制于造型目的的性质。在二米的笔下，点已几乎成为造型的全部，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写意性。所谓“落茄皴”，事实上就是一种以点代皴的写意画法，“用圆深凝重的横点错落排布，连点成线，以点代皴，积点成片，泼、破、积、渍、干、湿并用，辅以渲染表现山林、树木的形象和云烟的神态”。完全放弃钩皴点擦的传统方法。卧笔中锋变化的随意偶然效果，不拘常规，不事绳墨，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眼界，难怪当时并没有积极的反应，甚至遭到“众嘲”、“人往往谓之狂生”。（《画继·轩冕才贤》）垍頭條萊

米芾绘画作品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萊垍頭條

收藏萊垍頭條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砚史》（米芾）

题选择达到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條萊垍頭

米芾对中华古典赏石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通过长期的赏石实践，以一个艺术家独到的审美体验，先后成就了一部《砚史》和言简意赅的“相石四法”。萊垍頭條

砚石古又称“研山”，属文房石类。米芾不仅收藏、赏玩各种天然奇石，还是个痴迷如命的收藏和研究砚石的先驱者之一。他所著《砚史》，《四库全书提要》曾给予很高评价，对后世研究砚石的影响很大，而他收藏名砚的故事也十分传奇。南唐后主李煜藏砚甚多，其中“三十六峰砚”和“七十二峰砚”都曾被米芾收藏并研究过。 [29] 李后主死后，此砚石流落民间，流转数十人家，米芾爱极，曾以五百两黄金购得。后不慎又将此物丢失。米芾痛惜万分，曾赋诗云：“砚山不可见，我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频泪滴。”萊垍頭條

米芾所作《砚史》虽逾千年，但对后人研究、认识文房古砚的材质、形制、纹饰乃至制砚工艺等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相石四法”在中华赏石文化史上的理论地位也极其重要，这一理论不但引领了当时的赏石潮流，至今仍然是赏石界“回归古典，感恩本真”的经典。 [28] 萊垍頭條

理论萊垍頭條

米芾除书法达到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在书法理论上，尤其是对草书理论上极力反对唐朝书法尚法循规的法度，过分注重魏晋平淡天真，崇尚二王的法度。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显示了他卓越的胆识和精到的鉴赏力，对前人多有讥贬，然决不因袭古人语，为历代书家所重，但过头话也不少，诮颜柳、贬旭素，苛刻求疵。頭條萊垍

集古出新，追求个性创造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言语之间无不充溢着豪迈之情。米芾的“集古字”，其实就是他学习书法的经历。米芾学习唐人书法后进行反思，发现唐人书法的缺陷与不足继而转学晋人“尚韵”的用笔精髓，以期望达到潇洒俊逸、平淡天真的意境。米芾集众家之长，这在本质上讲是他立意创新对“趣”追求的心理表现。萊垍頭條

贬唐崇晋，源于审美选择垍頭條萊

米芾初学书法是由唐入手，只不过是米芾在深入地临学唐人书法之后，对唐代的书法进行反思，发现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等唐人书法受楷书法度的过分约束，书法的“趣”的审美趣味无法体现出来，才开始产生批唐意识。米芾书论《海岳名言》中对唐人书法评论中看出：“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由此可见，米芾是在发现唐人书法过度重视法度，致使唐楷“趣味”逐渐缺失，呈现出过度的程式化和理性的弊端，这和米芾所追求的潇洒自然的“真趣”是相悖的。然而，晋朝的书法讲求的是自然率真的审美境界和米芾所追求的“真趣”审美不谋而合。萊垍頭條

诗歌萊垍頭條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如今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頭條萊垍

主要作品编辑萊垍頭條

研山铭萊垍頭條

《研山铭》手卷，水墨纸本，高36厘米，长138厘米，分三段。第一段为米芾用南唐澄心堂纸书写三十九个行书大字：“研山铭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宝晋山前轩书。”在运笔上刚劲强健，具奔腾之势，筋雄骨毅，变化无穷。结字上，自由放达，倾侧之中含稳重，因而端庄之中婀娜多姿，较之《多景楼诗》《虹县诗》少些飞白灵动，更具刚劲、奔腾、沉顿雄快，乃米书成熟之作，为米芾书法中之精品。启功先生赋诗赞曰：“羡煞襄阳一枝笔，玲珑八面写秋深。”條萊垍頭

此手卷流传有序，曾经入北宋、南宋宫廷。南宋理宗时被右承相贾似道收藏。递传到元代，被元代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柯九思收藏。清代雍正年间，被书画鉴赏家，四川成都知府于腾收藏。由于历史的原因，此卷不幸流落到东瀛，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

研山铭頭條萊垍

蜀素帖萊垍頭條

《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墨迹绢本，行书。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书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蜀素帖》明代归项元汴、董其昌、吴廷等著名收藏家珍藏，清代落入高士奇、王鸿绪、傅恒之手，后入清内府，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萊垍頭條

《蜀素帖》书于乌丝栏内，但气势丝毫不受局限，率意放纵，用笔俊迈，笔势飞动，提按转折挑，曲尽变化。《拟古》二首尚出以行惜，愈到后面愈飞动洒脱，神采超逸。米芾用笔喜"八面出锋"，变化莫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因蜀素粗糙，书时全力以赴，故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

蜀素帖萊垍頭條

虹县诗卷萊垍頭條

《虹县诗卷》系米芾撰、书的两首七言诗的大字行书法帖。纸本墨迹卷，共37行，每行2、3字不等。米芾传世作品中，大字书法很少，大字也非米芾所长，米芾尝自称其书为“刷字”，这一点在他的大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该帖轻重缓急，节奏感极强，用墨则干湿浓淡，浑然一体，得天成之趣。如起首“虹县旧题云快霁一天清淑”11字，一气呵成，笔虽干而不散。帖后有金大定13年刘仲游跋。今有影印本行世。萊垍頭條

此卷为米芾途经风光明媚的虹县（今安徽泗县）时，挥毫写就的自作诗。米芾的大字行书传世极少，而这件又是其最晚年的大字代表作，因而十分珍贵。萊垍頭條

多景楼诗册萊垍頭條

米芾《多景楼诗册》局部

《多景楼诗册》是米芾晚期作品，用笔老辣、厚重，间架欹侧中见稳健，极为豪放，笔力雄伟。“刷字”的运笔方式在此册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许多笔画的起笔呈现散开的锋毫。一些竖笔、撇笔因运行急速而留出飞白。整幅作品气势豪迈，跌宕的笔画间蕴涵着巨大的张力。條萊垍頭

《多景楼诗册》由11开册页组成，每页纸本纵31.2厘米、横53.1厘米，共写有41行字，每行有的为二三字，有的则只有一字，充分显示了米芾大字行书的磅礴气魄。《多景楼诗册》原为长卷，在宋时已被人装裱成册，明清时期为不少收藏家递藏，是流传有序的书法巨迹。 萊垍頭條

苕溪诗卷萊垍頭條

全称《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诗卷》，米芾书，纸本，行书，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全卷35行，共394字，末署年款“元戊辰八月八日作”，知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公元1088年），时米芾38岁。开首有句“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襄阳漫仕黻”。知所书为自撰诗，共6首。萊垍頭條

此卷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落笔迅疾，纵横恣肆。尤其运锋，正、侧、藏、露变化丰富，点画波折过渡连贯，提按起伏自然超逸，毫无雕琢之痕。其结体舒畅，中宫微敛，保持了重心的平衡。同时长画纵横，舒展自如，富抑扬起伏变化。通篇字体微向左倾，多攲侧之势，于险劲中求平夷。全卷书风真率自然，痛快淋漓，变化有致，逸趣盎然，反映了米芾中年书的典型面貌。吴其贞《书画记》评此帖曰：“运笔潇洒，结构舒畅，盖教颜鲁公化公者。”道出了此书宗法颜真卿又自出新意的艺术特色。萊垍頭條

此卷末有其子米友仁跋：“右呈诸友等诗，先臣芾真足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后纸另有明李东阳跋。据鉴藏印记，知此帖曾藏入南宋绍兴内府，明杨士奇、陆水村、项元汴诸家，后入清乾隆内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萊垍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