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之中国，无论是传统文人的价值观，还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现状，皆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其间，欧风东渐，古今交汇，诸般思潮应运而生，体现于古代书画鉴定领域，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画学研究，亦有融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之趋势，系现今美术史学科形成与独立之转捩。因此，总结、梳理其间得失利弊，其迫切性与意义之重要，在当下尤显突出。

可以说，主要活动于二十世纪上半叶，集创作、鉴藏与研究三位一体的梅景书屋主人——吴湖帆（1894－1968年，初名燕翼）之成就，不仅于其同辈中属佼佼者，其核心地位与巨大影响，更如王时敏（1592－1677年）于清初画坛之情形。研究吴氏其人及其一生之鉴藏活动，对于连接、夯实二十世纪上半叶古书画流传聚散史实细节，理解、厘清百年间传统与现代研究方法演变脉络，其特殊价值不言而喻。本文以及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从吴湖帆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公私鉴藏、吴氏本人的鉴藏以及其鉴定方法与当今书画鉴定学科的关系等三方面试作梳理与探讨，敬请方家教正。

吴湖帆晚年的肖像

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之际的大规模文物聚散，是当今海内外各大公私收藏机构格局定型前的最后一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以海上吴湖帆为代表的古书画鉴定家，恰逢其时地见证并经历了这个历史性的聚散整合，所达到的卓越鉴赏水平更与这个特殊时代密不可分。

纵观中国古书画鉴藏史，宫廷与民间，自十二世纪以来，始终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唐宋主要围绕宫廷展开，元代（1279－1368年）以降，随着文人画逐渐成为绘画的主流，引导了其后包括明、清两大收藏主体的产生：即皇家与士大夫。其中，明代（1368－1644年）主要围绕私家鉴藏，尤以江搭迅慧南一带士大夫为主，而宦官、宗室与富商的涌入，亦成为明代鉴藏的一个特色。明代中晚期的士大夫以及书画鉴藏家，则构成了整个明代的鉴藏主流与中坚，如吴湖帆旧藏赵雍《青影红心图》轴系文徵明、项元汴递藏珍品。

而明末清初至乾隆（1733年）以前的书画收藏，也延续了明代围绕士大夫、书画家与收藏家而展开的特点，尤于清初最为活跃，而书画商之鉴藏活动几乎亦与文人士大夫平分秋色。鼎革易祚后，江南藏品开始大量流向北方，呈收藏重心自南转北之势。此时崛起的一大批寓居京城的高官文人藏家，在文物北移并最终归入乾隆内廷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吴湖帆题己藏吴伟《铁笛图》卷所言“旧藏真定梁氏（梁清标），旋入乾隆内府”等。相对而言，此期的民间鉴藏活动则有衰微迹象知答，然如北京琉璃厂等文物市场肇兴，并于乾隆时期趋于繁盛，大量古玩商聚集于此，为一些文人鉴藏家提供了收藏机会，如吴湖帆旧藏南宋《晚景图》轴曾为阮元（1764－1849年）于民间所获；宫中所藏，亦有部分为帝王赐予宗室成员、大臣，为之后的外流埋下了伏笔，比如吴湖帆旧藏宋米芾《行书多景楼诗》册，元赵孟頫《行书兰亭序》卷、鲜于枢《行书张文贞行状稿》卷（皆藏台北兰千山馆），葛长庚《草书足轩铭》卷（故宫博物院）、清王原祁《仿梅道人山水图》轴（赐相国英和）及吴氏所题赵孟頫《行书二赞二诗》卷（故宫博物院藏）等，皆属乾隆至光绪间诸帝赐出者。对此，吴氏亦屡有指出，“乾隆时藏成邸（永瑆）诒晋斋，后归荣邸（绵忆），再归定邸（载铨）。定邸为仁宗（嘉庆颙琰）少子，仁宗最爱之，分府时宫中旧藏所得独多”（题己藏赵孟頫《行书兰亭序》卷），“光绪间，与孝钦皇后临本一幅同时赐吾乡潘文勤公（潘祖荫）”（题己藏传汤叔雅《梅花双鹊图》轴）等。

这种相对较为集中的情形直至晚清宣告结束。道光廿年（1804年）以降，清廷腐败，战争频仍，宫廷藏品最后一次大量流入民间，甚至转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海外公私收藏机构。比如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洗劫宫廷和圆明园，尤其是火烧圆明园，将园中所藏历代古书画如宋人《爵士奕叶图》等二百余件焚毁或持向市场变卖。此间资讯，吴湖帆亦颇为关注，“清季光绪庚子（1900年）一役，定王笃信拳教，故联军入城，王不幸免，其第亦毁。圆明园一劫，所藏录出，此卷亦其昌渗一也。壬申（1932年）之春，（余）得于泗洲杨文清家”。而“顾虎头《女史箴图》卷绢本原迹，已于民初（1903年，应系清末）游荡英伦（大英博物馆），无从再睹，幸存照相，略具梗概”；柳垞亦称，“《宫中图》为周文矩精心之作，数百年来藏之内府，为人盗出国外，现藏伦敦博物院。文物漂流，良可浩叹”。（题杜堇《宫中仕女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清末民初最大的宫廷书画流散有两次。首先是末代皇帝宣统溥仪（1906－1967年，1908－1911年在位）随意将藏品赏赐臣工，又监守自盗，大肆窃取宫中书画达一千二百余件。其中一部分为当时所谓的国兵偷去变卖，有的甚至惨遭损毁，大部分则主要于天津、北京等地兜售，为当时诸多画商、鉴藏家如张伯驹（1898－1982年）、完颜景贤（1876年赏给举人）、庞莱臣（1864－1949年）、张大千（1899－1983年）、惠均（1902－1979年）、钱镜塘（1907－1983年）、谭敬（1911－1991年）、张珩（1915－1963年）、王南屏（1924－1985年）等寻觅获购。这批珍贵的散佚古书画，吴湖帆本人及其友人亦屡有斩获，曾兴奋地记道，“张中《芙蓉鸳鸯》二画，皆清内府旧物，在甲子（1924年）出宫时至天津售出，余以古物及现金易得，约六千金。据金城管理人说仲圭等画之柜为廿七号，廿六号柜即狄平子葆贤所有，有王蒙《青卞隐居图》与钱选《浮玉山居图》（上海博物馆藏），唐寅、仇英合作《云槎小景》卷（上海博物馆）等”，“（吴伟《铁笛图》卷）鼎革后流出，颜韵伯所得，辛未（1931年）夏归吾家”，“近收元吴仲圭《仿荆浩渔父图》卷子（吴莹之题本），曾入清内府，鼎革后始流入人间”（见故宫博物院藏吴湖帆1931年《仿吴镇渔父图》扇自题）等。

需指出的是，自上海通商开埠成为江南商业文化中心后，大批鉴藏家云集沪上，形成了以张珩、庞莱臣、吴湖帆、蒋祖诒等为核心的藏家群体，其规模足与京城对峙，为当时书画聚散重镇，“近日佳书画颇聚沪滨，亦时局使然”（叶恭绰题米芾《多景楼诗》册）。吴湖帆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自苏居沪，凭借其非凡的书画创作成就及出众的鉴赏眼光，俨然成为沪上书画圈中最具影响力的核心人物。而大量流转沪渎之古书画，多经吴氏寓目赏鉴，其中包括上述诸内府旧藏，如友人张珩所藏刘贯道《消夏图》卷、张彦辅《棘竹幽禽图》轴（皆藏纳尔逊美术馆），颜辉《钟馗出猎图》卷（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刘元《司马槱梦苏小小图》卷（辛辛那提博物馆）、鲜于枢《石鼓歌》卷（大都会博物馆）、元人《双钩竹图》轴（美国私人藏）等；张大千购入的董源《潇湘图》卷（故宫博物院）、《溪岸图》轴（大都会博物馆），郭熙《幽谷图》轴、吴伟《武陵春色图》卷（故宫博物院）、杨文聪《四贤山水图》卷（私人藏）、张风《古木高士图》卷（香港虚白斋）等；弟子王季迁所获王蒙（传）《林麓幽居图》轴（私人藏）、王原祁《辋川图》卷（大都会博物馆）、王翚《仿巨然山水图》轴（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等；叶恭绰所购赵佶《祥龙石图》卷、王诜《蝶恋花词》卷（皆藏故宫博物院）；蒋祖诒藏元人楼璹《耕织图》双卷（佛利尔美术馆），倪瓒《江渚风林图》轴（大都会博物馆），李珩《墨竹图》卷（故宫博物院）、唐寅《行书自书诗》卷（上海博物馆）及戴本孝《三绝图》卷等；周湘云的米芾《虹县诗》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米芾《行书向太后诗》页（故宫博物院）等；程听彝所藏夏圭《十二景图》卷（纳尔逊美术馆）；林尔卿、徐邦达、王季迁递藏的张渥《九歌图褚奂书辞》卷，徐邦达的李升《山水图》卷（皆藏克里夫兰博物馆）等；王伯元的尤求《葛雅川隐居图》卷（大英博物馆）、王原祁《严滩春晓图》卷（波士顿美术馆）、刘期侃《指画花卉图》册（佛利尔美术馆藏）、董其昌《仿巨然山水图》卷（比利时尤伦斯夫妇旧藏）等。其中诸多内府散佚瑰宝，后多经香港流向海外，成为现今欧美、日本等公私机构的重要馆藏。这部分书画有的并无吴氏题跋或钤印，然经其寓目之史实，皆确凿可据。

除上述流向海外的古书画外，吴氏更是关注江南一带尤其是沪上大藏家所藏。比如庞莱臣珍藏的董源《夏山图》卷、黄公望《快雪时晴图》卷（故宫博物院）、黄公望《富春大岭图》轴（南京博物院），唐寅《梦仙草堂图》卷、吴镇《渔父图》卷（以上二件皆藏佛利尔美术馆），龚开《神骏图》卷（大阪市立美术馆）、钱选《浮玉山居图》卷、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赵孟頫《楷书张总管墓志铭》卷、倪瓒《梧竹秀石图》轴（皆藏故宫博物院），石涛《黄砚旅诗意图》册（香港至乐楼）、王鉴《虞山十景图》册（苏州博物馆藏）等皆曾过目，对庞氏所藏，吴氏日记虽未一一详列，且庞氏所藏大都亦无吴氏本人题鉴，然据其日记仍可悉知，“余于庞氏画所见十之七八”。他如褚德彝、钱镜塘、冯超然、狄平子、孙伯渊、彭恭甫、姚虞琴、林尔卿、徐焕、潘承厚、刘海粟、魏停云、陈子彝、吴璧城等友人藏品，吴氏不仅如数家珍，且多有题鉴，比如：耿平子旧藏的王蒙《青卞隐居图》轴，怀民的元人《百尺梧桐图》卷，孙邦瑞的张远《潇湘八景图》卷、赵孟頫《急就章》册、唐寅《款鹤图》卷，林尔卿旧藏仇英《右军书扇图》轴，王伯元的龚贤《山水十二开图》册，钱镜塘的文鼎《红藕花庄图》轴，潘承厚的弘仁《平冈秋林图》卷，钱镜塘的祝允明《草书李白五言古诗》卷等。

另一次最大的文物离开紫禁城，则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民国政府（1912－1949年）为避兵火，将宫中所有重要文物自1933年分批南迁寄存上海，1936年又举迁南京故宫新建库房，至1948年，由民国政府总统蒋介石（1887－1975年）下令将其中近六十万件文物运抵台湾，其中书画八千余件。需指出的是，对于这批当时国内最为重要的书画珍品，吴湖帆亦十分幸运地于1933年至1937年间得以数次观摩研究：1935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邀请赴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吴氏受当时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马衡之邀受聘为专门审查委员会委员，主要任务便是在沪审阅故宫所藏唐、五代、宋元明清书画，前后持续半载，最终选出一百七十五件参展品（可参见《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书画目录》）；1937年，又两赴金陵故宫库房，为全美展审查展品。因此，可以说，现今分藏北京、台北的两岸故宫旧藏书画巨迹，大多有经吴氏饱览研究，诸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传燕文贵《溪山楼观图》轴、卢鸿乙《嵩山草堂十志》卷、李公麟《免胄图》卷、李唐《江山小景图》卷、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卷、吴镇《渔父图》轴、王蒙《谷口春耕图》轴、沈周《庐山高图》轴、唐寅《山路松声图》轴等，故宫博物院的赵伯骕《万松金阙图》卷、马麟《层叠冰绡图》轴、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仇英《蕉阴结夏图》轴等。其间，对于藏品真伪，吴氏皆作笔记，撰有《目击编》等，其中对所见两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真伪，当时已甚为明确，记道：“乾隆有数十题之多，实非真迹也”、“乃明人摹本，而御题反以为真，黑白颠倒，不胜可惜。”1937年再次审查之际，吴氏出于工作需要，秉持“公正”原则，力排众议，“量才使用”，果断舍“弟子”王季迁而荐“年少气勇，虽乏经验，当能实做”之“小友”——徐邦达为助理，检选期间所撰“审查稿”，徐氏曾借去“细阅”。可见吴湖帆于当时获观古书画之丰富以及其于鉴定界的核心地位。

您的问，题这俩副画值钱的，一定要好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