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喜的神色去看水中所见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件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自己活动的结果。”黑格尔用这段描述，浅显易懂地把什么是艺术创造和审美告诉给人们。打水漂，欣赏水漂形成的波纹，惬意地数着石子在水面跳跃的次数，成就感写在脸上，美的享受溢满心胸，艺术创造和审美就在这不经意间完成。　　这种最普通不过的艺术创作和审美经历，相信许许多多都曾有过。　　大山里的牧童，折一节青竹，便有了“竹笛”的婉转，含一片绿叶，便有了“口琴”的悠扬；农夫荷锄暮归，看袅袅炊烟与夕阳相辉映，兴致所至，亮起嗓门“喊山”，听着大山的声声回应，快乐和满足油然而生；年轻的母亲哼着轻柔舒缓的摇篮曲，将宝宝送入梦乡；满脸沧桑的老奶奶给依偎在怀里的小孙子唱着古老的童谣，浓浓的亲情带着醉人的笑容。俯拾皆是，枚不胜举。艺术和审美其实就是如此真实、如此无处不在的滋润着我们的生活，尽管绝大多数的艺术创作和审美不被人们所察觉，是人们的下意识所为，但这种与生俱来的艺术创作和审美，的确如阳光和水一样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用着他所给予我们的美丽和快乐。　　这便是我们要给予极大关注的大众艺术与审美的内涵与主旨。大众艺术与审美有着广义和狭义、自娱和娱人的区别，广义的范畴大到无边无际，定义却是非专业性的自娱自乐为主；狭义的概念属专业的、纯艺术的的天赋有关，而且，拜师学艺、购置器具、营造氛围等刻意的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投资大、周期长，是选择艺术道路的专业人士必须接受的事实，而这个事实足可以让与之相比超大比例的普通人望而却步，使从事艺术专业成为他们遥不可及的梦。　　然而，作为自然界高级生灵的人，其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彼此并无差异，即使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也同样拥有寻求愉悦、快慰心灵的权利和本能。于是，广植入芸芸众生心田中的最淳朴、最天然的艺术创造与审美，便深深地扎根在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这种元师自通、浑然天成的自娱自乐，没有丝毫的功利，根本不用作秀，不需要别人喝彩，不追求高超和完美。它就像漫山遍野的山花兀自开着，以自己的方式装点着生活，播洒着芳香，生产着快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发达，高度文明的社会让艺术和审美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近艺术和审美：城市雕塑、园林小品、手机彩铃、电脑游戏、歌厅舞厅、广告彩绘、网络天地……普通人自觉不自觉地在别人所创造的艺术中得到美的享受和内心的快乐，潜移默化中完成了审美和艺术魅力的感知。正如英国教育家斯宾塞所论述的那样：“对于艺术和自然的审美观念必将进而填充人们心灵的广大空隙。”　　普通人之所以欣然接受并本能体现社会及自身所创造的艺术和审美，其主要原因便是：“非功利而生愉快。”（康德语）　　人的一生，功利充斥始终，惟有寻求心灵愉悦才具有真正的“非功利性”。　　现实生活中最具大众化色彩、最能体现其非功利性的艺术和审美，当属近20年来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卡拉OK”。这种在社会进步中应运而生的艺术审美形式，使纯艺术走下殿堂飞来到寻常百姓中间。从歌厅、舞厅、练歌房、音乐茶座到广大家庭，从录音带、录像带到CD、VCD、DVD到网络，音乐、影像如影随形般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三两好友、几多亲朋、昔日同窗、业界同行，相聚时总要“卡拉OK”一番，哪怕五音不全，哪怕南腔北调，哪怕声嘶力竭，哪怕了无韵味，只为自我陶醉，只求心灵愉悦。在这些场合，从不会有人取笑其“技艺差、水平低”，人们寻求的只是一种氛围，一种审美的过程和体验。在这种过程中，许多人的艺术潜质被唤醒，可以说，“卡拉OK”如模拟舞台，给了无数人以“歌星”的体验与感觉。　　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活动“正月十五闹元宵”，可以说是“非功利性”大众艺术和审美最原始状态的表现形式。每逢农历正月十五，人们便盛装而出，观灯猜谜、耍狮子、舞龙灯、打排鼓、扭秧歌、踩高跷……沿袭数千年的民俗文化在社火中绽放异彩，由大众释放出的艺术和审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林林总总，印证了一个事实：平凡生活中的人们，不仅对艺术和审美有着本能的要求,而且在他们身上蕴藏着不可低估的艺术潜质，这些潜质如一粒粒种子，一旦遇到合适的气候和适宜的土壤，这些种子便会发芽、开花、结果，缔造生活的美丽。　　当今时代是文化发展的多元时代，是大众文化盛行一时的时代。大众文化是休闲化、娱乐化、时尚刺激广为传播的文化，其主要特征具有内容浅显、直白通俗、表现生活、倾诉人生的功能。极易被大众所接受，并引起大众的思想共鸣。当今时代又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化的各种传媒手段及娱乐方式已经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影响着人们的娱乐方式和对世界以及现实生活的感知方式。在当今商品化、市场化的大潮冲击下，文学艺术商业化左右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艺术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及经营方式不可避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社会的多元化、信息化，文化的商业化、市场化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同时,也为大众艺术、大众文化的生存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新的发展空间。　　论毛泽东的大众艺术模式　　高名潞　　毛式大众艺术中的未来世界与乌托邦精神　　毛泽东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　　20世纪艺术的趋势是从个性化（individual）艺术转向大众流行（popular）艺术。但是，有两种大众艺术。一是西方世界的波普艺术，50年代以后，美国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波普艺术（Pop Art）在观念上打破了高级艺术与低级艺术之分，影响笼罩了欧美。而80年代以来，由欧美掀起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艺术理论更为这种波普现象推波助澜。现代主义大师式的艺术已成昨日神话。但是不论当代西方艺术如何波普化，它的基础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并与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　　第二种大众艺术则是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集体主义或阶级化的大众艺术。这就是出现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国家社会主义艺术，以及在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毛式大众艺术即隶属于此类。　　这种类型的艺术在功能方面体现为：　　（1）国家宣称艺术（与文化为一整体）应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武器以及与不同力量进行斗争的工具。　　（2）国家需要垄断所有的艺术生活领域和现象。　　（3）国家建成所有专门机构去严密控制艺术的发展和方问。　　（4）国家从多样艺术中选出一种最为保守的艺术流派以使其接近官方的主张。　　（5）主张消灭除官方艺术以外的其他所有艺术，认为它们是敌对的和反动的。　　在题材方面，最力流行的是偶像、革命历史，以及歌颂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题材。这种艺术的似乎真实的叙事性实际上是在编织着一个个神秘的乌托邦世界。革命历史被描绘为神秘的事件，领袖尽管总是与人民在一起，但失去了个人特点，完全变为超自然的神。到处都是阳光普照、莺歌燕舞的无任何痛苦的乐园，社会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笼罩下的现实永远是完美的（perfect）乌托邦世界①。　　在风格方面，则无一例外地独尊现实主义，提倡通俗易懂，为大众喜爱。因此，写实与民间风格往往相结合。民族化因此是它所极力推尚的。　　自毛泽东1942年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毛式大众艺术就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中国艺术的标准。尽管文革美术是毛泽东艺术的最典型和显充分的表现，但我们可以从其任何不同的发展阶段发现上述的特点。不可否认，在发展这种艺术和文化的过程中，群众被最大程度地发动起来，无论从参加者的数量方面还是艺术作品中被表现的对象方面。大众似乎成了艺术的主人，但是，这种艺术更多地是一种向大众宣传的工具，是为维护国家和政党的统一和对抗敌对力量而服务的，正像毛泽东所说，它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②　　毛泽东明显地吸收了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基本上没有公开谈论和发表对美术的看法。他对艺术的看法基本上是全面地讲的，可以说更为偏重文学，这与列宁和斯大林很相象。在建国前，他对艺术的谈话全部集中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尽管此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 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曾部分地涉及文化和文艺问题。建国后，他的一些文艺思想陆续发表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些重要谈话，如<要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等之中。他还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过一些有关文艺的社论。　　但是，毫无疑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集中而全面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的阶级艺术和艺术是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的论述，显然是来源于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关于齿轮与螺丝钉的说法。关于借鉴古人与外国人的说法也与列宁谈对传统和资产阶级艺术的态度类似。毛泽东的关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来源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即生活。特别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指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1934年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被正式确立为苏联文艺创作方法的。　　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的<讲话>的核心也是强调大众艺术，强调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毛泽东的<讲话>中的大众艺术（或者群众艺术）与苏联的大众艺术相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是更激烈地打击了艺术的本体观念，使其更彻底地大众化和社会政治化，艺术不是化大众．而是大众化。而艺术大众化的根本是艺术家的立场、思想乃至身分的大众化。这是个脱胎换骨的化，是思想感情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而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尽管在苏联也强调艺术为大众，但主要还是强调艺术家以艺术去化大众。其基本目的仍然是强调艺术家如何用作品去提高群众欣赏美术的水平。实际上，苏联的艺术家协会成员的地位和荣誉都是很高的。他们并没有被要求成为工人、农民中的一员。因此毛泽东的大众化最为彻底，不但艺术得为群众喜闻乐见，而且艺术家也得承认群众在艺术方面也比自己高明。比如，被徐悲鸿称为共产党的伟大艺术家的占元，在延安画一幅放羊的版画时曾去征求放羊娃的意见，放丰娃说放羊不带狗不行。于是，占元立即顿悟，并自愧在'小鲁艺'的课堂里是听不到这宝贵的意见的。③　　这种降低艺术家等级的做法当然出自于毛泽东的阶级观念。但是同时，也打掉了艺术家本位观念，艺术最大程度地走向了媚俗。因为它既歌颂了领袖政党领导下没有任何丑陋与黑暗的现实的光明社会，也在这种歌颂中为大众勾画出一个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的完美的未来世界，同时又迎合了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主要是农民）的欣赏口味。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描绘的乐观主义的故事和美好的生活，使那些精力耗散在劳动和战斗中的工农兵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一方面满足了他们的自我投射欲望--一种从作品中 能看到自己的光荣感，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高贵感。另一方面，使他们忘掉现实的痛苦和艰难，从而勇敢而坚定地走向未来。毛式艺术的最大感染力是它能创造出天真、乐观的广大观众群，然而，文革时期当工农兵得到了最大的光荣之后，却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在这一点上，毛式大众艺术又像好莱坞电影，后者以逼真的道具和具有真情实感的表演叙述一个假想的故事，给你一个幻想，一个能使人身临其境并受其感染的幻想境地，去满足和迎合主要是市民阶层的惰性幻想和自我欲望投射的心理。但好莱坞电影毕竟还有悲欢离合，而毛式大众艺术却从来没有过这种痛苦的场面。它的悲剧也是崇高的，是忘却痛苦的殉难。　　尽管在人文价值和流行途径方面，毛式大众艺术与西方波普艺术不同，但就艺术最终要传播于大多数人口之中这一流行标准而言，二者是一样的。但在这一点上，毛式大众艺术无疑拥有最大的优势。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一画居然一次发行9亿张，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全民请宝画的热潮，这种现象可堪称世界流行艺术之最。　　上述的50年代上半期的创作甚至包括学习苏联的现象，实际上都反映了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倾向。这表现为在苏化的同时又坚持中国自身的特点与方向。其实，50年代对中国艺术家影响最大的并不是苏联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19世纪的以列宾、苏里柯夫为代表的巡回画派。当然，中国艺术家是通过苏联的介绍而了解巡回画派的。从30年代初，苏联开始提倡和重视巡回画派。巡回画派之所以影响中国艺术家的原因在于：一、巡回画派画家大都出身低层阶级，故他们提出艺术应服从人民需要，并在感情上一致。这与毛的大众化一致。二、巡回画派注重民族传统。三、巡回画派本质上是个浪漫主义画派（长期以来，我们将巡回画派误解为批判现实主义），不似其上一代的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专门暴露社会黑暗与不平等。他们却是通过带有感情的表现以肯定大众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四、他们的娴熟的学院派的技巧为中国艺术家所崇拜和需要⑥。尽管此前在中国已有徐悲鸿、吴作人等留法的欧洲古典学院派学人的存在，但这不及形势所需，而且也并没有对此时期的创作产生很大的作用。而艺术家无缘直观欧洲学院主义，却可从巡回画派看到欧洲学院主义的模样。这种学院主义的技巧的积淀为毛式大众艺术的高级化和精致化做了准备。　　1958年，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时代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⑦，以此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意义有二：一、反映了毛的有意区别于苏联的民族主义意识。实际上，此前这种倾向已有所透露，如宣传部长陆定一在1956年曾强调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全盘西化，同时告诫艺术家不要生硬、教条地学习苏联经验。二、反映了毛的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意识形态艺术的更为浪漫和更为乌托邦式的艺术思想。在双革命的定语之下，毛泽东抽掉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反映真实的现实的基础上表现社会主义精神的真实部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同时经过数年的苏化，50年代末、60年代初终于出现了一批精致化的毛式大众艺术。这些作品以学院式的写实技巧描绘一些浪漫化和象征性的主题。如表现英雄主义的有詹建俊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全山石的油画英勇不屈、歌颂领袖的有高虹的油画决战前夕、石鲁的国画转战陕北、侯一民的刘少奇去安源。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如李焕民的版画初踏黄金路、王文彬的夯歌、孙滋溪的大安门前等。与延安时期木刻和50年代初作品的简单叙事不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似乎是在为我们（观众）作造型表演。象征性和纪念碑意义逐渐在代替故事化情节。此时期出现的大型泥塑收租院也突出了戏剧冲突性和表演化，但却是以此前从未曾达到的学院写实技巧塑造的。　　但这一时期最近于毛泽东浪漫情怀的则是傅抱石、关山月所作的大型纪念碑式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据陈毅点拨，画之魂在娇，以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周恩来指示突出红日，以喻毛之东升⑧。而画面视域广阔，试图集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东海之滨、北方雪原之众美为一体。　　从1963年开始的文艺整风，似乎使这种高级的专家式的两结合创作高峰中断。这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毛式大众艺术观念与30年代左翼文艺派的最后冲突。仅在十余年中毛泽东曾发动过几次政治运动和文艺整风，批判和清除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30年代左翼文艺人士。因为，虽然这些左派努力紧跟毛，但他们不免常常想到艺术的自身规律和高级的专家艺术的建设。这与毛泽东的艺术工具论和大众艺术思想是相背的。毛泽东终于在三十余年以后抛弃了当年的前卫艺术家们，并且发动了更为广泛的大众文化革命。历史又回到了<讲话>的大众化的起点。所不同的是, 大众已不是被服务的对象而直接成了文化的主人。工人、农民同样可以是画家，其样板即是旅大、阳泉的工人美术和户县农民画。当然，这种主人的光荣实质上只是一种作为共产主义神话大厦的一块块砖石的光荣。江青试图创造一个崭新的、真正的毛泽东大众艺术，因此，她否定了所有传统。建立在彻底的虚无主义之上的极端实用主义是文革艺术的特点之一。比如，尽管江青反对崇洋媚外，事实上，某种程度，文革中的展览型绘画在形式上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西化，其典型是文革中的中国人物画。　　文革美术最大程度地消除了艺术本体观念和专家、大师的特权；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社会、政治功能（以大众文化革命的形式促成了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确实是毛泽东史无前例的创举）；最大范围地尽最大可能性地运用了传播媒介，广播、电影、音乐、舞蹈、战报、漫画，甚至纪念章、旗帜、宣传画、大字报等文革美术已不是单一的、以画种分类的传统意义的美术，而是一种综合性革命大众的视觉艺术（VisuaI Art）。考察研究文革美术决不能只关注那些专业化了的架上绘画；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其宣传效能，文革中的各种纪念章、徽标、宣传画的宣传效能可以同美国可口可乐的广告宣传效能相比。文革中大众对革命宣传媒介和领袖偶像的崇拜，远远超出于当今西方世界对商业传播媒介与明星的崇拜。然而，毛式宣传与商业媒介又都是大众的批量产品，是现代社会中真正的现实存在。因为，在现代社会，所谓个人眼中的、头脑中所认定的真的现实已不复存在，真正的现实是传播媒介，它改变和创造着现实，所以它是真正的现实。　　文革美术远远超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围，它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红色波普运动。甚至其超常形式使我们无法以美术的概念去确定它。红色波普的上述外观特点又与西方当今的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有相似之处，但其本质的差异需要我们深入的研究。　　但是，红色波普现象最为集中地体现在文革前期，即60年代末的几年中。从70年代初，特别是1972年庆祝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美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文革美术又开始走向专业化、展览化的高级阶段。因此，它又回到了以往国家意识形态艺术的俗套--偶像、光荣历史、幸福生活的三步曲。这是它的最终归宿。因为，它需要模式和样板，它需要形象化的圣经或者净土变，于是在三突出、高大全、红光亮的表现律的强化之下，60年代初的两结合样式又大大地向彻底浪漫化和象征化的方向迈进。从而，最终完成了毛式大众艺术的全部历程。　　总之，毛式大众艺术的模式，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是从20世纪国家意识形态艺术模式发展而来。但是，它比以往任何这类艺术都更成功地创造了更为浪漫化的乌托邦世界。它也不像其他这类艺术在延续尊崇某种传统的形式上发展，而是在彻底的虚无主义基础上（除了极少数的民间传统）实用主义地发展其模式。　　毛式大众艺术话语（discourse）模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艺术的发展，甚至至今仍潜在地控制着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模式。只不过它逐渐褪去了以往的革命内容，而衍变为商业化的流行艺术。尽管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伤痕、星星等绘画流派和群体，试图从相反的社会和政治功能的角度反抗它，但仍沿用其话语模式。80年代下半期'85美术运动，以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文价值之上的西方现代及后现代模式去冲击它，但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艺术新体系，至终不能彻底摈除和取代它，而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不仅美术）又出现了大量模仿毛话语的作品。固然，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讲，借用传统出处也是对传统话语本身的一种解构。但是，我们总感到，由于模仿者对创造新话语缺少明确的方向和自信力，从而使其模仿本身带有相当程度的对毛泽东话语模式的崇拜倾向。　　① 参观lgor Colomstock:Totalitarian Art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Third Reich,Fascist Italy and peopli's Republic of China(London ,1990).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毛泽东论文艺》（北京，1958），页52。　　③古元《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回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香港三联，1972），页187 ④Clement Greenberg:AvantGarde and Kitsch,Art and Culture.　　⑤⑧Julia Andrews,Painting and politics in the P.R.C(安雅兰：《中国的绘画与政治》，即将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此画引用大量材料，描述了1949-1979年间中国的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⑥参见Marian Mazzone:China's Nationalization of Oil Painting in the 1950s:Searching Beyond the Soviet Paradigm(Seminar Paper,1992).　　⑦这一口号不是由毛直接提出的，而是由周扬在1958年6月首先进行说明和阐述的，并以毛泽东诗词和民间歌曲为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