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绘画

中国隋唐时代的绘画艺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之一核顷。

概况 隋唐两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大唐帝国的前期阶段，版图广阔，国力雄厚，经济繁荣，为文化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唐王朝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各民族团结，并与中亚、印度以及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广泛而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文化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丰富多采的绘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

隋代国祚仅38年，但绘画成就显著。由于国家统一，南北地区的名家巨匠如杨子华、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孙尚子、阎毗等人，云集京洛，得以相互借鉴和交流。隋代统治者复兴佛教，使北周灭法中遭受打击的佛教又得以抬头和传播。隋文帝下诏修建寺院，宗教美术又重新活跃,并有大规模创作活动,长安、洛阳、江都等地寺庙都有名家手笔。敦煌莫高窟现有隋窟70余座，题材和风格都在进行新的探索。自南北朝兴起的描绘贵族人物肖像和生活风俗的绘画也有较大发展，以描写山川风景为主的山水画则开始脱离稚拙而逐渐进入成熟阶段。隋代统治者对古书画的收藏也比较重视，隋灭陈时即将其宫廷收藏尽数收纳，隋炀帝时又于洛阳观文殿后建妙楷台、宝迹台，分别收藏法书名画。隋代绘画的发展为唐代绘画艺术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隋 展子虔 游春图卷（局部)

人物画 人物画在隋唐仍占主要地位。魏晋兴起的佛教画至隋唐达到极盛，它既继承汉魏传统，又融合西域等外来绘画成就，艺术上发展得更为成熟。隋文帝造大云寺七宝塔，杨契丹与郑法士、田僧亮同画壁画，杨契丹还在宝刹寺画佛涅□变、维摩等，其他如董伯仁曾画弥勒变壁画、展子虔在洛阳龙兴寺画八国王分舍利壁画，皆称妙迹。可见隋代佛教画的内容已出现大幅经变画，并更多地表现现实人物及宫廷建筑等形象。唐代道释画兴盛，重要人物画家皆擅宗教壁画。阎立本、吴道子等都受张僧繇影响而各有创造。特别是吴道子一生在京洛画寺观壁画300余堵，变相人物，千变万态，奇踪异状，无有同者；他在技巧上也有重要创造，中年以后善用遒劲奔放、变化丰富的莼菜条线描表现高低深斜卷折飘带之势，并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取得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和自然高出缣素的效果，世称为吴装，突破了魏晋初唐的缜丽风格而开辟一代画风，他在宗教中所创的风格样式被称为吴家样。韩□在长安宝应寺画释梵天女，酷似贵族魏元忠家歌伎的形象，“菩萨如宫娃”显示了宗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的倾向。中唐周□除善画仕女外，宗教画中也有突出创造，他善画天王和菩萨，尤其是将观音描绘在水月清幽的环境中，创造了“水月观音”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宗教画新样式，一直为后代沿袭，周□的宗教画风格被称为周家样。唐代寺庙或为礼拜场所和娱乐场所,吴道子画佛像常有众人聚观,周□画章敬寺时密听众议而虚心改动，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宗教画家与群众的联系。中唐以后，四川地区的宗教壁画颇为发达，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圣寿寺、净众寺、应天寺等有卢□伽、赵公□、赵温奇、范琼、左全、张南本、孙位等名家所画壁画，其题材除流行的佛经变外，还出现了描绘贵族及高僧肖像的真堂，山水树石花卉也作为装饰更多地出现在寺庙壁画之中。

备骑出行图 隋代 纵90厘米 横60厘米 壁画

描绘田家风俗的绘画也开始出现，隋代田败嫌僧亮以画田家著名，阎立本曾画田舍屏风十二扇，韩□画《田家风俗》、《村社》、《丰稔》等，但此类作品皆未见流传，仅在敦煌莫高窟大型经变画中尚可见有不少描绘农业耕作等的画面。

山水画 表现自然山川大地之美的山水画在隋唐时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种，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状态改枯陆而趋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水画中常穿插神仙内容及贵族游乐，多以青绿赋色，纤丽而富有装饰性。隋代展子虔擅长“台阁、人马、山川，咫尺千里”，传为他所画的《游春图》以纤美的笔致和青绿设色，成功地画出了春山春水的深远广阔和贵族士人骑马泛舟游乐的场景，予唐代山水画以深远影响。游春图卷（附局部） 展子虔 隋代 绢本设色

花鸟画 花鸟画在隋唐时代也已成为独立画种并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描绘动植物形象的图像早期多见于工艺品装饰，汉代常表现祥瑞图像，魏晋以后，已有人画蝉雀等禽鸟虫兽。隋唐时代由于贵族美术的发展，花鸟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满足精神欣赏需要，正是唐代花鸟画技巧上的不断探索和提高，才为五代两宋花鸟画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

壁画 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当时宫殿、衙署、厅堂、寺观、石窟、墓室都有壁画装饰。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佛道故事扩大到表现山水、花竹、禽兽等方面，内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过前代。

隋唐在长安、洛阳营造的宫廷殿阁，极为壮丽，为适应政治需要及美化环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画装饰。

隋唐时期宗教壁画创作出现高潮，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观中皆有壁画，长安、洛阳两地寺观壁画大都是名画家的手笔，画迹早已不存.

隋唐寺庙壁画早已颓废不存，但石窟壁画却有很大部分遗存下来，其数量和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往代。由于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库木吐□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更加精美，并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敦煌莫高窟壁画至唐代达到繁盛的顶点，现存唐窟200多个,几乎占现存全部石窟的半数，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画出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壁画中创造了佛、菩萨、弟子、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飞天凌空飞舞，尤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供养人中的豪门权贵的形象也占据重要壁面，盛装艳服，携带亲属奴婢，如130窟乐庭□及王氏夫人供养像， 156窟《张议潮出行图》等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大量画迹的保留为研究唐代绘画及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与各国的绘画交流 隋唐对边疆及域外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而活跃，长安等地即有边疆民族及国外的画师从事艺术活动。丰富的中国绘画吸引着周围各国，不少外国使臣、商人、学者、僧侣搜求中国绘画作品携带回国。隋唐时日本屡次派遣使团，随行人员中即包括有画师。天宝(742～756)年间，鉴真和尚及其随行弟子东渡日本，在弘扬佛教的同时，对日本宗教雕塑和绘画也作出一定贡献。唐代高宗时日本旅华僧人空海回国带回名画家李真《真言五祖像》，日本正仓院至今有唐代绘画及书法作品，钦慕唐文化的日本，其绘画也明显地受到唐代绘画影响。朝鲜对唐代绘画也很感兴趣，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新罗商人在江淮一带以高价购求周□的绘画作品数十卷携带回国。唐代与中亚文化联系密切，杜环《经行记》中曾记载他流落中亚，在大食王国见到汉人画匠樊淑、刘□等人。天竺(印度)、狮子国（斯里兰卡）等与唐代文化交流尤为频繁，对唐代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太宗时王玄策出使天竺，即有画工塑匠法智等随行，狮子国来唐僧人金刚三藏善画西域佛像，曾在洛阳广福寺木塔下素像起样，风格独特。唐代绘画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西域画风。于阗画家尉迟乙僧长期居留长安，他善画外国人物及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绢素”，勾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而有气概”。他在长安光宅寺普贤堂画的《降魔变》，被认为“颇有奇处，身若出壁”。康国人康萨陀在唐为振威校尉，画异兽奇禽，初花晚叶，生动而富有变化。他们的艺术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

隋唐美术概况：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同其他国家的交流频繁，文化艺术获得高度发展，名家辈出，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韩干、张萱、周昉、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都是令后人仰慕的巨匠。隋唐的人物画继承汉魏传统，重视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山水画分流出青绿山水和水墨山水两大体系，并产生出不同的地域风格；花鸟画创立了工笔设色和水墨淡彩等多种表现方法；书法艺术以唐朝的楷书、草书成就最为突出。此外，雄伟的唐代雕塑，绚丽的宗教绘画也体现出伟岸的大国风度。

开青绿山水之源的展子虔

展子虔（约550—604），渤海（今山东阳信）人，擅画山水、人物，被称为“唐画之祖”。

传为隋代展子虔画的《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山水画卷，该画用鸟瞰方式把湖光山色统一在有限的画面里。从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山峦起伏、新绿成荫、春波荡漾的大自然中，游人或放马、或伫立、或泛舟、或漫步，尽情地享受春天的快乐。

隋代以前，山水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的。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时代，老庄回归自然的思想比较流行，许多文人学士都归隐山林，从而产生了一批田园诗人和山水画家。南北朝时期的宗炳曾写过一篇专门论山水画的文章《画山水序》，但在早期的山水画中，由于没有解决透视问题，比例不协调一直是个问题。这幅画描绘的对象在比例处理上较为合理，有“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之评，与以前“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景观大为不同，标志着中国橘手链山水画己从作为人物配景的稚拙阶段进入到成熟时期。

展子虔的山水画为唐代李思训父子所承，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极为巨大。

以表现政治题材为主的阎立本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重视以绘画作为工具来维护政权。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在唐太宗的旨令下，画过《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职责图》、《历代帝王图》、《步辇图》等主要反映唐太宗政治生涯的作品。

深得唐太宗欣赏的阎立本官至右相，他与当时战功赫赫的左相姜恪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称。他的画主要继承和发展了魏隋以来张僧繇、郑法士的优秀传统，重视人物精神的表现。据说他起初看到张僧繇的画时，认为张僧繇是虚得其名，再去看，称赞张僧繇是近代好手，第三次去看，竟坐卧观赏，十多天都不舍得离去。阎立本用笔一变顾恺之“春蚕吐丝”的描法，是一种比较浑厚坚实的“铁线描”，用色吸收了六朝盛行的晕染法，能成功地表现对象的质感和厚度。

阎立本的《步辇图》画的是唐太宗接见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画面上，唐太宗气宇轩昂，威严地坐在宫女抬的辇乘上，高兴地对礼官陪同的禄东赞讲着什么，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禄东赞则谦恭地听着，整个画面气氛融洽，彼此的身份、态度和情绪都描绘得很真实。这幅反映汉藏通婚事件的作品是一幅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重要历史画卷。

大圆孙小李与“青绿山水”

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唐代宗室大小将军李思训父子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他们师承展子虔“有钩无皴，重视色彩”的青绿山水技法，并把山水画推向一个新境界，创造了“青绿为质，金碧为纹”的大青绿山水，其色彩富丽、薯猜灿烂，表现了祖国山河之美。中晚唐着色山水画及历代山水画都深受其影响。明代董其昌把山水画分为南北宗，他推李思训父子为北宗山水的奠基人。

《江帆楼阁图》描绘了春意盎然的江天胜景，近景秀岭长松、桃竹掩映、山径曲廊、游人悠哉；远景江天浩渺、风帆在目。以这幅作品与展子虔《游春图》比较，可以大致看出李思训与展子虔在艺术上的继承、发展关系。

“画圣”吴道子

盛唐时代的吴道子，河南阳翟（禹县）人，他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无所不能，是我国古代最享盛名的画家之一，被誉为“画圣”。

吴道子的绘画一反南北朝以来重视色彩的传统，以略施淡彩、重线不重色的方式，形成了与顾恺之以来谨细的“密体”截然不同的“疏体”。他的画主要靠笔下千变万化的线表现对象的体积、质感和精神，线条轻重顿挫，富有韵律美，人称“莼菜条”。由于吴道子重线不重色，促成了水墨画的产生。据说他画嘉陵江三百里风光竟在一日之内完成，这也从侧面说明他的画不可能是重彩，而只可能是水墨或水墨淡设色。

吴道子在宗教绘画上表现出非凡的创作热情，曾画过佛教、道教题材的壁画300余幅。他的佛教画人物，衣纹流畅飘洒，突破北齐曹仲达薄衣贴身的“曹衣出水”风格，形成“吴带当风”的独特民族风格。

《送子天王图》便展示了这一绘画特色，这幅画基本上采用白描的手法，着色轻淡，描绘了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后，其父抱着他去拜见天王的情景，画面生动地刻画出对象的心理状态，如净饭王抱着释迦牟尼时小心翼翼，诸神张皇跪拜……这一切都烘托出释迦牟尼具有无上的尊严。

融诗于画的王维

从唐代中期开始，在青绿山水继续发展的同时，山水画出现了新的艺术样式，那就是吴道子的淡设色山水画和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的兴起。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祁县人。他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又是影响深远的画家。他的诗画讲求意境的创造，苏东坡评价他的作品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首先采用水墨渲染的技法，丰富了山水画的表现语言和审美意境，对山水画的变革作出重大贡献。他追求自然清淡、含蓄悠远的境界，得到后来文人画家的推崇，明代的董其昌更将其视为南宗山水画的创始人。

《雪溪图》相传为王维所作，绢本水墨，无款，上有宋徽宗题字：“王维雪溪图”。该画描绘了茫茫雪色中山溪边的环境，近景是木桥、行人、房舍；中景是一条未结冰的河，平静的水中有一人驶舟；远景是远处的雪坡、屋舍。画面上看似平淡却能唤起人亲切感的景色，如山水田园诗，意境优美，耐人寻味。

“绮罗人物”画家张萱、周昉

仕女画在唐以前，基本主题是宣传教化、女德。盛唐时期，出现了以表现贵族妇女生活和美丽为题材的“绮罗人物”画，那体态肥胖、曲眉丰颊的人物造型特点，既是贵族妇女养尊处优的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贵族审美理想的反映。

“绮罗人物”画的杰出代表是张萱、周昉，他们描绘宫廷妇女冷落寂寞的宫怨题材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张萱，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的是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三姐虢国夫人春天出游时的情景，画面略去春天的景色，只是通过轻质的春衫，轻举的马蹄，闲适的人物，创造出一种春意融融的气氛，显得内涵丰富、意味无穷。

张萱的画在当时影响很大，作品广为时人仿效。继承和发展张萱仕女画的是周昉。周昉画的仕女“冠绝古今”，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挥扇仕女图》长卷是他的代表作。该画描绘了13个宫中女子的生活，分独坐、抚琴、对镜、刺绣、倚桐等几组。在秋日凄清的气氛中的人物，一派愁苦哀伤的表情，与其浓丽的服装、丰腴的体态形成强烈的冲突，令人感伤。

周昉亦擅宗教人物画，他的佛画风格被称为“周家样”，他还创造了“水月观音”的样式。

“画马圣手”韩干

花鸟走兽画到了唐代开始成为独立画科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出现了一批专画花鸟或专画牛、马的杰出画家。一些画家如薛稷善画仙鹤，姜皎擅长画鹰，边鸾善画折枝花鸟，刁光胤善画羊，萧悦善画竹，曹霸、韩干善画马，戴嵩、韩干善画牛，可谓画家辈出，风貌各异，为花鸟走兽画的全面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花鸟走兽画往往是人们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载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如牛是勤劳的象征，马是人才的象征，牡丹是富贵的象征，兰是脱俗的象征等等。其中马作为人们生产和战争的好帮手，成了人们热衷表现的题材，秦汉以来的雕塑、绘画、诗文中出现了不少以马为题材的作品。

唐代韩干画马成就最为突出，被人誉为“画马圣手”。韩干画马重视观察写生，据传，唐玄宗曾命他向宫廷名家陈闳学画马法，他却说皇上马圈里的马就是他的老师，不用再跟别人学。他画的马膘肥肌健，肥而有骨，体现了盛唐时代的精神，被人誉为“唐马”。从韩干所画唐玄宗坐骑“照夜白”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干抓住“照夜白”四蹄腾跃、昂首嘶鸣的瞬间进行定格，表现了“照夜白”渴望驰骋沙场的心愿。同时，“照夜白”狂暴不羁的烈马形象，也让人很自然地想象出驾驭这匹马的主人，应是一个文治武功的英雄。

颜筋柳骨

唐代是我国政治文化很发达的时期，当时印刷术尚未盛行，大量文件、书籍全靠抄写，所以楷书极为繁荣，是中国书法史上楷书艺术的高峰期。唐楷的杰出代表，初唐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后期有颜真卿、柳公权。

初唐四大家的书风，以“秀”、“雅”见长，颜真卿以“雄”代“秀”，以“俗”代“雅”，化纤细为刚健，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封鲁郡开国公，故世称颜鲁公。他为人刚正耿直，安史之乱中奋力抵抗叛军，后在唐德宗时因谏议不屈而死。颜真卿是“颜体”的开创者，他的书法结字参照篆书，字形端正，并略带弧形向两侧拱出，用笔挺拔有力，刚劲外露，捺脚形成“蚕头燕尾”的明显特点。《百书告身》集中显示了他的艺术特色。

晚唐书法以柳公权为代表。据传，唐穆宗曾向柳公权问笔法，柳公权“笔谏”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的书法兼容欧、颜，骨力劲挺，结字紧凑，呈瘦劲之态，与颜体的丰腴形成鲜明的对比，故有“颜筋柳骨”之称。

两宋美术概况：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绘画彩墨争辉，情景交融的新时期，她上下延续了300多年，其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民间绘画、宫廷绘画、文人士大夫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相互影响、吸收、渗透，构成了宋代绘画丰富多彩的面貌。

首先，北宋王朝的相对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隔阂，在一段时期内，社会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城市布局打破了坊和市的严格界限，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其次，南宋虽然偏安江南，由于物产丰盛的江、浙、湖、广地区都在其境内，大量南迁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共同开发江南，使得南宋的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继续和发展，并超过了北方。再者，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思想文化状况，都对绘画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分别是：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了绘画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皇室贵族对美术需求量的日益增长和统治阶级对美术的重视和爱好，使得宫廷绘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还有文人士大夫群中对书画文玩的欣赏和收藏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不少卓有成就的书画家，对宋代以后的绘画发展也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另外，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也使绘画和社会群众建立了较前代更为广泛的密切联系，例如：在与宋王朝先后并存的辽、金、西夏的统治区域内，汉族画师和其他各族的画师共同创作，在吸收和保存汉族绘画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

在两宋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宫廷绘画的富丽堂皇，士大夫绘画的高逸典雅，市民绘画的活泼、通俗，它们各自都展示着不同艺术特色，并且互有促进和影响，绘画十分突出地呈现出繁荣局面，山水画，花鸟画和文人画同步，并得到很大发展，技巧上也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雕塑与其它工艺美术和社会紧密联系，创造出了许多新的艺术形式，绘画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题材和风格更为多样，使得两宋时期的绘画在现实当中具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二

1、两宋绘画的发展促进了绘画重心的转移：

唐代末年由于连年的战乱使的长安，洛阳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五代时期的中原又由于朝代的频繁更替而战火不断，只有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等地的局面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再之南唐和西蜀政权统治者的重视，使得一些画家纷纷流向江浙和四川，导致了绘画的中心也随之发生了转移。宋朝的建立，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中原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首都开封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因此，绘画创作空前活跃。北宋初期，西蜀和南唐的画家相继来到了开封，与中原画家一起形成了巨大的绘画团队，当时的宫廷内外已经云集了一批画坛高手，绘画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市场，每逢过节还有节令画出现在市面上。江南、四川的绘画仍然十分活跃，有的画家到开封献艺，一举成名。公元1127年开封沦陷，宋高宗在临安建立南宋，随后又成立了宫廷画院，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杭州继开封之后又成为了绘画发展的中心，在此北方的一些画家又纷纷南渡，和江南的画家一道共同促进了南宋绘画艺术的繁荣 。

2、职业画家的活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

宋代绘画进入手工业、商业行列，与更多的群众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开封、临安的一些茶坊、酒楼、商店等地方经常用绘画装点门面以招揽顾客。画家们除了为贵族阶层搞些装饰和绘制一些壁画外，还要满足广大市民的需要，一些职业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供应不同层次买主的需要，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点，在寺庙后廊还有专门为人画像的生意。街市上的纸画行业和岁终年画市场则主要供应给市民，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雕版印书业的发展，有很多的图画被刻印出售，促进了版画的发展。北宋时吴兴籍画家杨威善画村田乐，遇到有来自开封的商贩买画就告诉他们，若拿到画院去卖，可以得高价。开封有画家因画婴孩出名而被叫做“杜孩儿”；有的擅长画宫室界画而被叫做“赵楼台”；画家刘宗道善画“照盆孩儿”，每创新稿必画出几百幅在市场上一次出售，以防别人仿制。南宋初年画家李唐流落临安，曾依靠在市场上卖画谋生；临安市场上出售有细画指扇，异色影花扇，梅竹扇面，张山人画山水等。由此，社会对绘画的需求和民间职业画家创作的活跃，是推动宋代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

3、宫廷绘画的繁荣涌现出了很多的艺术人才，创作出了大量成功的作品：

两宋继承了南唐和西蜀的做法，在宫廷中设置了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绘画人才，北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代多数帝王如：仁宗、神宗、徽宗、高宗、光宗、宁宗等人都对绘画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出于装点宫廷、图绘寺观等需要，都很重视画院建设，特别是徽宗赵佶，他在绘画上具有较高的修养和技巧，注意网罗画家，扩充和完善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导致了宫廷绘画的兴盛。画院画家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又受到皇帝的制约，宫廷绘画带有明显的贵族美术特色，既精密不苟，又在某些作品中有萎靡柔媚的趣味。画院集中了当时社会上的大批优秀画家。如： 张择端原为士人，游学京师，后习绘画，入画院为翰林待诏。他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以写实的手法高超的技巧，集中的概括了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令人百看不厌，不但是一幅杰出的绘画作品，而且还具有历史的文献价值。又如：王希孟，徽宗时期画院的学生，曾得到徽宗赵佶的亲自指授，他所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在艺术技巧上主要继承了传统的“青绿法”，适当的吸收了董源、巨然的笔法，灵活的将郭熙“三远”取景构图溶为一体，因此，代表了北宋宫廷山水画的最高成就。此外，还有郭熙的《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李唐的《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的《踏歌图》、《水图》等等创作了一大批成功的作品。

4、文人绘画潮流的涌起，对两宋以后绘画的影响：

中国绘画史从远古开始，占主流地位的一直是对写实物象的描绘和技巧形式上的探索，但发展到了宋代，写实形式的完美在宫廷绘画中几乎达到了历史的颠峰，正直此时另一些画家慢慢开始觉悟，他们逐渐的放弃了对逼真物象的摹拟，决然退出了传统的写实道路，竟而推动了文人绘画的发展。

唐代出现的文人画，从北宋中期以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潮流，当时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和延纳画家作画已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在题材选择、形象处理及审美情趣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要求。他们在画幅上题字咏诗逐渐增多，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并能自觉的将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引入绘画中，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了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段。两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中涌现出了仲仁、杨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坚的水仙等，成为后世文人画家学习的典范。此外较为著名的还有燕肃，晁补之、宋道、宋迪、蔡肇、张舜民等人。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建树，欧阳修提出了表现萧条淡泊的情怀，陈与义主张“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等一系列见解都具有代表性，可见宋代的文人绘画直接影响到了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绘画发展的前导。

5、在绘画题材和画风方面：

两宋绘画各科的发展，内容十分广泛。宋徽宗时期办有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宣和画谱》著录藏画，则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孝宗乾道三年，邓椿所著《画继》则分为仙佛鬼神、人物传写，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兽虫鱼、屋木舟车、蔬果药草、小景杂画等八类。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绘画表现范围的扩大和题材分工的细致深入。绘画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工笔画有着突出的地位，青绿重彩仍然被不少画家运用，但水墨淡设色在山水画中更为流行，典雅的白描写意画也开始抬头，下面按照不同题材主要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物画在反映现实生活中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从唐代以画重大历史事件和贵族生活为主，扩展到描绘城乡市井平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苏汉臣的《秋庭戏婴图》，李嵩的《货郎图》等等，都显示了画家视野的扩大和对现实生活的兴趣和热情。宋代城市中描绘民俗题材的节令画如《岁朝图》、《五瑞图》、《大傩图》、《观灯图》也纷纷出现。描绘贵族文人生活的绘画仍然流行，带有情节的肖像性绘画，如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赵佶的《听琴图》也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历史故事画中常糅进民间传说，曲折地表现了对当时政治的态度。如描绘操守气节坚贞不屈的人物的《采薇图》，诤言直谏以及与权势斗争的《朱云折槛图》、《袁盎却坐图》、《陈元达锁谏图》，反映以正确策略解决民族问题的《免胄图》、《便桥会盟图》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描绘因战乱和复杂的民族关系而造成的不幸悲戚遭遇的绘画非常流行，如《文姬归汉图》、《明妃出塞图》，像当时民间的讲史一样，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忧患意识。

第二、花鸟画的发展在艺术上大大超过了唐代，特别是十二世纪的徽宗赵佶时期，花鸟画极为兴盛。再者徽宗本人也是个出色的花鸟画能手，他的画院拥有一批技艺高超的花鸟画专家，画风基本上以黄筌为宗，强调写生，讲求形似以及精细的观察，在此使花鸟画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地。

第三、由于社会的重视，山水画逐渐跃居绘画的主体地位，并朝着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发展，更加注重写生和技法的探索，呈现出巨匠辈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著名画家有李成、范宽，他们继承了荆浩的水墨传统，以北方雄深的自然景观为描绘对象。当然还有很多的山水画家，他们深入山川，朝夕观察和反复体会，因而精确地画出了不同地域、季节、气候的特征；他们追求优美的动人的意境，从全景式大山大水的松石到用笔简括，章法高度剪裁的边角之景，显示了不同时期的卓越创造。山水景物不仅是仙山楼阁，贵族园圃游赏，士大夫幽楼隐居的景色，更多的是南北方山川郊野的自然景色，这期间穿插有盘车、水磨、渡船、航运、捕鱼等平凡生活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通过真实的景物描写，体现了优美的想象，塑造了诗一般的意境。

6、在画史和绘画著录方面的成就：

由于两宋时期创作的高度活跃和收藏鉴赏风气的盛行，直接促使了绘画理论的发展，同时，在总结实践经验理论的基础上又推动了绘画创作的进步。

首先，在画史方面，相继出现了以北宋郭若虚所著的《图画见闻志》以及南宋邓椿所著的《画继》等著作，这两部书主要是对北宋到南宋这一段时间的绘画发展作了一个延续性的记载。而在断代史的画史著述里，则较早出现的有北宋刘道醇所著的《五代名画补遗》和他的另一部著作《圣朝名画评》。此外还有北宋黄休复所著的《益州名画录》等等以品评当代画家才艺为主的画论典籍。这些著作都对我们今天了解宋代绘画史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仅第一手的历史资料由此提供，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可以从中窥测到当时人们对绘画艺术的一些美学见解。

其次，在绘画著录方面，为了适应各类绘画收藏和鉴赏风气的需要，有关绘画的著录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著名的有宋太宗时期将画家分门别类予以著录的《宣和画谱》，当然，这是历史上最为丰富也是最为完备的一部宫廷藏画著录了。此外还有宋高宗时期的《思陵名画记》，宋宁宗时期的《秘阁画目》等等都记录了当时宫廷书画的收藏情况，这些著述对研究我国古代绘画史，书画流传以及书画鉴定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

综上所述，两宋绘画是我国古代绘画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及为突出的，运用多彩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数可在宋代绘画中得到了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和高度的繁荣。

在艺术技巧上，它有许多新的重要的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以努力进行形象提炼，说的直接一点宋代绘画的主要成就还是在写实方面，那时候的画家心态观其作品都显得沉稳，无丝毫娇柔造作之态。当然，这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工业时代，画中的沉稳和宁静以及悠悠古意也正是繁忙的都市中人们内心所渴望的，所以近年来复古和造古的两宋绘画风特别流行。另外，文人士大夫绘画对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繁荣的基础上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总的来看，两宋绘画已突破了宗教的羁绊，画家的视野获得了扩展，题材范围的扩大，表现手法，比之唐、五代向前迈了一大步，反映现实生活的风俗画、肖像画，描写古代事迹的历史画，描绘祖国壮丽河山而结构宏伟的山水画和工整艳丽的花鸟画，以及充分运用水墨，有很高概括性和抒情性的水墨写意画，都百花竞放，欣欣向荣形成我国古代时期绘画的高峰。

绘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宋时期的政治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使我们通过前人绘画的表现就能够间接的了解到当时社会的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为后人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资料。因此，两宋绘画在我们现实当中仍然具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隋唐绘画概况】

隋代的绘画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较好地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

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独立画科引起人们注意，可谓异彩纷呈。初唐时的人物画发展最大，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从已发现的乾陵陪葬墓壁画的山水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比较简单的斧劈皴。以薛稷、殷仲容为代表的花鸟画，则设色和水墨的形式都已出现。此外，这时最著名的画家还有阎立德与康萨陀等。他们的作品和升扮信作风丰富了初唐时期的画坛，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但是我们从乾陵各陪葬墓的壁画、新疆出土的绢画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不同的风格。

盛唐时期缺歼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以丰肥为时尚的现实妇女进入画面。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从初唐的政治事件描绘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划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画家。而山水画则在此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代表的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和张璪，分工细和粗放两种。破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花鸟画的发展虽不象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干、陈闳、韩滉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此外，著名的画家王维、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名重于时，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们的传世作品或者后世的摹本。

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边鸾、滕昌佑、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此外，李真与孙位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无从得见，但从日渐发现的出土作品与壁画中，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的盛况。

隋代的著名的画家有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和展子虔，孙尚子与尉迟跋质那亦名重于时。他们各有所长，如杨擅朝廷簪组，董擅台阁，展擅车马，孙擅美人魑魅。他们大多继承了前代的传统，更多地受到顾恺之的影响，作风近于密体。孙尚子则善为战笔，甚有气力，尉迟跋质那来自新疆的于阗，善画外国佛像。唐朝的人物画的内容由取材历史故事转而把目光对准当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和功臣勋将。中原吵轮风格和边区风格并行不悖，亦相互影响。以阎立本为代表的中原作风的人物肖像画，继承了北朝杨子华与南朝张僧繇的传统，在把握人物造型和气质上有所前进，用笔洗炼圆劲，赋色沉着典雅，富于概括性。以尉迟乙僧为代表的边陲作风的人物佛像画，造型则富于变化，有一定的凹凸感，用笔紧劲屈曲，设色浓厚鲜明。

■ 隋人物画家

◆ 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入隋，在隋朝时曾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善画人物、车马、楼阁、山水，尤以画山水闻名。他的山水画被称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被认为是其传世之作，这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卷轴画。该画用青绿重着色法画贵族春游的情景，用笔细劲有力，设色浓丽鲜明。图中的山水空勾无皴，但远山上以花青作苔点，已开点苔的先声。人马体小若豆，但刻划一丝不苟。此画已脱离了为山水为人物画背景的地位，独立成幅，反映了早期独立山水画的面貌。虽然与发现的隋代壁画中的山水相比显得成熟一些，但与记载并不相悖。历来史家皆根据隔水上的宋徽宗题签认定此画为展氏手笔，今人则根据建筑等细节对此画的年代和作者提出质疑，认为此画的底本在中晚唐以后，为五代摹本，但并未获得公认。

◆ 董伯仁，生于西魏，历经北周、陈，隋朝初年尚在，汝南（今属河南）人。多才艺，官至光禄寺大夫殿内将军。工画佛像、人物、楼台、车马，与展子虔同时入隋，并称董展。曾在汝州白雀寺等地作壁画，备受唐代张彦远等人的看重。《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6件，今画迹已无存于世。

◆郑法士，吴（苏州）人。北周时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县子，入隋后授中散大夫。善画人物、楼台，师法张僧繇，曾于上都海觉寺等多处作壁画。《贞观公私画史》、《宣和画谱》等著录其作品20件，今已不传。

■ 隋唐绘画>山水画

◆ 李思训（651－716），字建，一作建景，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唐宗室。历任扬州江都令等多职，因玄宗时官至右武卫大将军，所以被称为大李将军。擅画青绿山水，受展子虔的影响，笔力遒劲。题材上多表现幽居之所。传为他的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江帆楼阁图》轴，画游人在江边活动，以细笔勾勒山石轮廓，赋重青绿色，富于装饰性。此画虽今被认定为宋人手笔，但可以反映他的画风。他的儿子李昭道，官至太子中舍人，也是著名的画家，人称小李将军，秉承家学，亦擅青绿山水，风格工巧繁缛。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皇幸蜀图》画唐玄宗及随从逃难四川的情形，宋以来相传为他的作品，现被断为宋人摹本。此派的山水风格，在初唐的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壁画中亦可看到。

◆王维（699－759），字摩诘，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官至尚书右丞，原籍祁（今山西祁县），迁至蒲州（今山西永济），崇信佛教，晚年居于蓝田辋川别墅。擅画人物、丛竹、山水。唐人记载其山水面貌有二：其一类似李氏父子，另一类则以破墨法画成，其名作《辋川图》即为后者。可惜至今已无真迹传世。传为他的《雪溪图》及《济南伏生像》都非真迹。

◆张璪，字文通，吴郡（苏州）人，曾任检校祠部员外郎、盐铁判官等，活动于盛唐。擅画山水树石，长于破墨，尤工画松，传说可以双管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已无作品传世。但他的名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对后世的绘画理论有极大的影响。

■ 花鸟禽兽画

◆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名臣魏徵外孙。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人称薛少保。以书法名世，为书法初唐四大家之一。也擅画人物、佛像、鸟兽、树石，画鹤尤其生动，时称一绝，李白、杜甫等都曾吟诗颂其画鹤。绘画作品已无存。

◆ 曹霸，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后裔，官至左武卫将军。画承家学，擅画马，亦工肖像。成名于玄宗开元年间，天宝末年曾修补《凌烟阁功臣像》及画御马，技艺精辟，杜甫曾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推许之。今画迹已不传。

◆ 韩干，京兆（今西安）人，活动于玄宗时代。少年时曾作酒肆佣工，得王维资助，改学绘画，十年而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尤精于画马。画马师承曹霸，但更重写生，所画之马，壮健神骏，被誉古今独步。现存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牧马图》册页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照夜白图》卷。《牧马图》画一虞官驾白马缓行，右侧为一黑马，用笔纤细遒劲，色墨渲染得宜。此画曾经南唐内府及宣和内府收藏，并有宋徽宗题韩干真迹。《照夜白图》画玄宗坐骑照夜白，也是流传有绪的作品。另有旧题《韩干神骏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今定为五代人仿作。

◆ 韦偃，长安（今西安）人，寓居于蜀，擅画人物、鞍马及山水。虽承家学传统，但青出于蓝。据记载，他画白川原牧马，马的姿态变化万千，穷极生动。今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代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卷一画来了解其风范，该图绘骏马一千二百余匹、圉人等一百四十余名，众马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他所画山水，也对唐代山水松石的变革有过重要作用。

◆ 边鸾，京兆（今西安）人。官至右卫长史。擅画禽鸟和折枝花木，亦精蜂蝶，在花鸟画独立成科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传世作品有《梅花山茶雪雀图》，图录于《唐宋元明名画大观》。

◆ 刁光胤（约852－935），名刁光，一作光引，长安（今西安）人。唐天复年间避乱入蜀，留居30余年，卒于蜀。擅画龙水、竹石、花鸟等，一生作画勤奋，多为花鸟，为五代著名画家黄筌老师，亲授其艺。传世作品《写生花卉册》已被定为伪托之作。

■ 石窟墓室绘画

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题材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场面宏大，色彩瑰丽。无论是人物造型、风格技巧，以及设色敷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壁画的创作中大量出现净土经变画，如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维摩诘经变、法华经变等。如初唐220窟的各种经变壁画所呈现出的盛大歌舞场面，众多的人物、绘制精巧的建筑物等，使整个洞窟形成一个净土世界。除了经变画以外，还有说法图、佛教史迹图画、供养人像等。盛唐以后的经变内容逐渐增多，直接取材现实的供养人像身高日渐增加，占据了洞内、甬道的醒目地位。盛唐103窟的维摩变、中唐158窟的涅盘变、晚唐196窟的劳度叉斗圣变等是其中的精彩作品。晚唐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更是以特有的长幅形式表现了场面宏大的人马队列，堪称巨制。

近年来发现的年代可考、真实可靠的墓葬壁画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唐代绘画最重要的实物资料，为鉴别和确定传世作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这些发现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为了解唐代绘画的发展以及在某些特定阶段所表现出的复杂性提供了大量实例。在西安地区发现的27处唐代高官及皇室成员的墓葬使我们可以看到了唐代绘画题材的变化。长乐公主和执失奉节的墓葬壁画证明了七世纪时各种绘画流派共存的局面；而懿德太子、章怀太子和永泰公主三处皇家墓葬中的壁画则为研究八世纪初期宫廷绘画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章怀太子墓中绘有狩猎出行图和马球图，其绘画线条自由奔放，犹如书法中的行草。

五代十国历时53年，虽然纷争并峙，但在绘画创作方面并没有停止，仍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五代十国的书画，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没有使得寺庙壁画的创作陷入停顿，但是风格都依托于吴道子的风范之下。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则将唐人的水墨法大大发展了，出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南唐的相对安定和其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偏好，使得南唐绘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画院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和去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的绘画观念和风尚。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和仕女画都有名手出现，皆从前代的吴道子和周昉等处脱胎。在山水画上，则出现了与北方相异的江南山水画派，它的开创者时著名的画家董源。花鸟画也由于宫廷贵族的喜好而逐渐发展起来。南唐的著名画家有曹仲玄、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高太冲、董源、徐熙、赵干和卫贤等。地处内陆的西蜀则因为晚唐以后不断有画家避乱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在宗教壁画的创作方面极为兴盛，宗教人物画方面则出现了贯休、石恪等有变形风格的作品和写意画法。同时代的花鸟画则显得极其精致，黄筌父子是其完善者和光大者。 960年到1127年间的北宋和南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并多次经过战争破坏，但社会的发展却没有止步，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走向的新的繁荣，绘画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北宋画坛上，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深入自然，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使得名家辈出，风格多姿多彩。李成和范宽为其代表。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风格是黄筌的富贵之风，直到崔白等画家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北宋人物画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绘画和人物肖像画及人物故事画、风俗画的创作上。武宗元、张择端都是人物画家中的卓越人物。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之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他们虽然不以此为业，但是在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并且已经自成系统，这就是当时被称士人画，后来被叫做文人画的一类。以官僚贵族和文人身份参与绘画的创作活动，古已有之，但是那些人的作品和职业画家的作品没有分别，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从北宋中期以后，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在画坛上活跃起来，文人画声势渐起。苏轼明确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并且认为士人画高出画工的创作。他们还为士人画寻找到了一条发展脉络，唐朝的王维甚至东晋的顾恺之都变成了这一体系的创始人，强调绘画要追求萧散简淡的诗境，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主张即兴创作，不拘泥于物象的外形刻画，要求达到得意忘形的境界。采用的手法主要是水墨，内容从山水扩展为花鸟，这一时期文人贵戚出身的山水花鸟画家增多与此有关。这股潮流的兴起，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但对后代的中国绘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个时期内，左右了中国画坛。

南宋的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各自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南宋的著名人物画家有李唐、萧照、苏汉臣等。他们的人物画创作，很多都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多选择历史故事及现实题材，擅长减笔人物画的梁楷的出现，则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