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1日上午10时，京城塔洞公园聚集了约3000名学生和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等待宗教界“民族代表”发表《己未独立宣言》。因为此时正值为高宗举行国葬的时期，京城府涌入了数十万“奉悼民”，人流拥挤，因此日本殖民当局没有注意集会的异常，这在“武断统治”时期也是绝好的一次集会机会。

然而等到下午2时，约定的举行宣言发表仪式的时间已到，“民族代表”迟迟不来。学生代表康基德、韩伟健等3人得到消息后前往泰和馆质问这些“民族代表”，并邀请他们前往塔洞公园，但孙秉熙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孙秉熙说道：“青年人即使以暴力引起骚扰也不会成功。我们不能和你们共事，请你们注意。”

在“民族代表”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青年学生便义无反顾地单独进行独立宣言发表仪式。下午2时30分，儆新学校的毕业生郑在镕登上塔洞公园的六角亭，庄严地向群众宣读《己未独立宣言》。这个由宗教界人士委托崔南善撰写的独立宣言书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上层的利益，充满了妥协主义、和平主义的色彩。

《宣言书》虽然在劈头明确宣布：“吾等兹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并谴责“食丙子修好条规（江华条约）以来时时种种之金石盟约，日本之无信固可罪也”，“贪征服者之快，无视我久远之社会基础与卓荦之民族心理，日本之少义固可责也”。

但是它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斗争口号，而侈谈抽象的“人道”、“人类通性”，并表明无“怨尤他人”、“惩办宿昔”之暇，仅声明出于“严肃的良心之命令”，要求“改善匡正错误状态，归还自然又合理之正经大原”。

李基白评价这个宣言书：“并没有煽动反对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复仇行动”“正如附在宣言后的‘公约三章’所保证的坚决要求自决的韩国人民不采取任何排外的手段、人人始终恪遵共同协议，为了民族的尊严和荣誉而秉持光明正大”。

当郑在镕读完独立宣言书正文，开始读“公约三章”时，台下一个人高举手臂，群众就振臂高呼道：“大韩独立万岁！”群众的情绪顿时就被调动起来，斗争气势空前高昂。读完以后，学生和群众走出公园，分3队举行游行示威，沿途的市民纷纷参与，最后示威人数竟达到30万之众。

游行学生和群众一队走向外国领事馆集中地街道；一队走向德寿宫；一队走向日本驻朝军队司令部。游行队伍挥舞着匿迹9年的国旗——太极旗，边走边高呼

“大韩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等口号，并一路散发独立宣言书等宣传品。他们在德寿宫的高宗灵柩前行礼，山呼万岁；在日本驻朝军队司令部和美国领事馆前，一名高举太极旗的青年当场用自己的鲜血书写了“大韩独立”4个字。

此外，有些青年发表街头演说，号召更多人参与独立运动，而许多妇女端茶送水，慰问示威群众。这天京城电气公司的电车售票员和司机举行罢工，许多公司、工厂的工人也罢工支持学生和群众的示威运动，整个京城交通中断，市政陷入瘫痪状态。

金允植对当日情形记录道：“午后三时，忽有呼噪之声，喊叫动地。使人探之，各学校生徒会于钟路，呼大韩独立万岁，或聚于塔洞公园，或演说于大道上。

相率至大汉门（德寿宫正门），闯入呼嵩；一派至昌德宫外呼嵩，历美、法领事馆，出至南门驿，延亘十里，巡査、兵丁示威而已，无以禁止。

将独立宣言书数万张，家家投传。其一张，天道教主孙秉熙为头，佛教、耶稣教人亦多参入，大要以独立为趣旨；其一张，语极惨凛，终以报雠雪耻为辞，此则但书国民会，不书姓名，终日叫呼，爻象危险。道傍观者如麻，乡中妇孺，亦皆踊跃，拍手喝彩”。

然而，就在京城逐渐被“独立万岁”的洪流淹没时，以孙秉熙为首的29名“民族代表” （吉善宙、金秉祚、刘如大和郑春洙4名“民族代表”在外地或在赶赴京城的途中）在泰和馆单独举行独立宣言发表仪式。

他们诵读了《己未独立宣言》，韩龙云站起来，作为独立的祝辞讲了几句，然后三唱万岁。仪式结束后29名民族代表就餐，其间崔麟让泰和馆老板安淳焕给朝鲜总督府打电话通报了民族代表开会的时间、地点，以表明和平请愿的“诚意”。不久后日本警察就前来将正在用餐的29名民族代表全部逮捕。这些“民族代表”在三一运动中的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在3月1日这一天，京城市民游行示威始终是和平的，秩序井然，未发生暴力活动。但日本总督府得知消息后马上出动军警采取镇压行动，除了全部警察宪兵以外，还出动驻龙山的3个步兵中队、1个骑兵中队进入市区驱散示威行动，逮捕了130多名示威群众。黄昏时分，京城的游行示威由市中心向郊外扩散，一直持续到深夜11时。

同日中午，朝鲜平壤市民在崇德学校操场集会，宣布朝鲜独立，并展开大规模游行示威，义州、元山、南浦等地也爆发了示威活动。三一运动就这样在京城和平壤点燃了火焰，逐渐扩大为全民族的反日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