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队在华中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理二中校长唐浩天与党政办公室主任何红康的陪同下先后参观走访了大理二中、华师西迁纪念馆、大慈寺、苍逸图书馆、严家大院这些和华中大学西迁历史相关的地方。

一座“华中大学西迁纪念碑”正坐落于大理二中校内。何红康介绍到，大理二中前身私立五台中学，1938年由董澄农、严燮成、杨显成等12人发起，社会各界集资建校。1939年五台中学即将开班招生之际，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大学正在昆明寻找迁校地址，在当地乡绅严子珍等人的支持下，华中大学师生迁往喜洲。华中大学西迁喜洲正为五台中学创办提供了一个契机，华中大学的师生则为新生的五台中学贡献了丰厚的师资力量，担任了五台中学半数以上的课程。

“历年来，有非常多的华大校友在此碑前相拥抹泪，都是对母校的深深思念。”何红康近年来致力于研究华中大学西迁历史及大理二中校史，提及华师与大理二中的情谊，他感怀十分。

2017年11月由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喜洲镇政府筹建的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真实还原和生动展示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大学迁入大理喜洲办学这段珍贵而难忘的历史。华中大学曾以大慈寺、奇观堂、张公祠等寺庙、宗祠作校舍，纪念馆内丰富的史料和图片再现了华中大学在大慈寺办学生活的点点滴滴。展厅内保存着华大迁走后为五台中学留下的大量生物标本、华大在喜洲办学期间学生创办的校刊杂志等影印件，更有部分展厅生动还原了华中大学当时的教室、宿舍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教室内播放的模仿教学过程的录音是由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学生所录，“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朗朗书声回荡，在战乱中坚守教育一线的华大精神仿佛至今犹在。

站在华大旧址的“文明”牌匾下，何红康感慨道，华大的到来不仅解决当时五台中学的师资问题，更把先进的科学文化带来了喜洲，从当年的五台中学走出了许多优秀人才。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光是喜洲籍在外获得正高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就有四百多人，“要知道当年的喜洲人口不过一万多，所以说喜洲被誉为‘四百教授一故乡’，名不虚传。”

“一人富足，资助公益”——喜洲儒商风骨经久不衰

实践队沿喜洲古镇街一路来到镇中心四方街，严家大院的旧宅门森严，被周遭的烟火气一熏、来往游客的笑闹一染，便又在今天渐渐复苏。

严家大院是喜洲当地乡绅严子珍所建豪宅，现存四院，多为白族传统“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筑形式，还另有一栋西式洋房。今天的严家大院博物馆保存了大院本身的规制和房间布局，还原了大院本身的风貌，木质结构的门窗、游廊、吊顶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精美的雕花和彩绘清晰可见。然而，据严家第二十代后人严学侯称，至今大院已被农户民居占去部分，文革时期则被用于生产队等办公场所，确有不少损毁，如今仅能从有限的遗存中一窥往日的风光无限。

大院中议事堂和书房格外惹眼，后者可见严家对于后代教育的高度重视，虽为商人，亦以诗书传家，严家后代虽未能延续永昌号辉煌，放弃了经商之路，但在学识和职业上各有成就。前者是严子珍当年经营永昌号时期集会议事的场所，在这里许多重要的决策诞生，尤其是严子珍身为“儒商”，颇“富于公共之观念”，热心地方公共事业，曾捐款作抗日军饷、修筑堤坝、资助当地实业、建医院、办学校，喜洲小学、私立五台中学、苍逸图书馆均为他资助创办。

抗日战争时期华师西迁昆明，也是在严子珍的大力扶持之下在喜洲扎根，得以度过八年艰难而充实的战争岁月。严子珍儒商风骨，可用白族民间赞语“公德心”概之，正所谓“尽力于社会事业未已也。如兴学校、治道路、施医药，及其他义举，皆慨然倡捐，而独任其难”。“华中大学来了以后，喜洲的风气就不一样了，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镇子，居然走来了一所大学，来了这么多的人才”，严学侯说，华中大学的到来，更开启了喜洲高等教育的先河，从此之后，喜洲乡绅捐资助学蔚然成风，前述“四百教授一故乡”，离不开以严子珍为代表的喜洲儒商们打下的物质基础。

时至今日，严家宗祠仍香火不断。8月26日，恰逢一年一度严家后代家族集会，祭祀宗祖。实践队有幸采访到了集会发起人严学侯老先生。严学侯表示，每年的集会少则三百余人，多则二百余人，严家子孙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回到喜洲古镇，严学侯无不骄傲的说到，到场的许多严家子孙对于社会各有贡献，在各行各业里大放异彩。严家对于宗族观念的坚守，不仅沟通血缘亲情，更传承着严家祖先的风骨美德。

所谓传承，绝非一纸空谈，严学侯所住严家民居楼上所挂牌匾分外惹眼——“热心公益”。严学侯解释道，当年史城聚真经会在资金困难之时，曾为他们安排排练地点，服装道具则是由他自费捐赠的，故而喜洲村民委员会和史城聚真经会同赠此匾。除此之外，他还曾捐助喜洲小学课桌椅、捐资维修严家宗祠等，多年来累积捐资30余万元，曾被中共喜洲镇委员会、喜洲镇人民政府授予热心公益事业奖牌、大理市人民政府授予捐资助学奖牌。

“捐资助教、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积极探索大理旅游新出路、尽其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身为严家后人，严学侯用实际行动传承着严氏先人乐善好施的美德，富裕不忘社会，正所谓“一人富足，资助公益”，此德行百年相承，在喜洲古镇上久久传扬。

“涉世温和”——古镇传统文化温故知新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他的《滇行短记》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

清晨的喜洲街道，一匹匹马被牵出家门，在路边稍事歇息，便被套上马鞍，纷纷赶往古镇各处。马车披盖垂幔，铃声叮咚响彻古镇大街小巷，众多马蹄踏在石板路上的脆响不绝于耳。

这是马车夫王师傅驾着他的“老伙计”穿梭在古镇的第二年，但王师傅表示，“马”之于喜洲的意义不仅只是一个运载游客的交通工具。百年前的喜洲商业繁荣成燎原之势，商路绵延直至缅印地区，如此高批量的货运全靠当地的“马帮”，直到八年前的喜洲，“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时的马路是真正的‘马路’”，王师傅笑道。

现如今，喜洲尚有八十余名马车夫。王师傅还记得自己买回的这匹马生性很野，全靠训练。他说，只有经过训练的马才会礼让行人、等待红绿灯并学会“倒车”这些指令。

尽管街上马匹往来翕忽，却也不见马粪，因为车夫们都会细心地统一收集处理好；偶尔遇到堵车，车夫轻拍马背，马儿则会停下马蹄，也是候车队伍中的一员；车夫们间或到路边采几把野草，犒劳奔忙的马儿，“这种草马吃了身体好，就和咱们人吃中药里面的鱼腥草似的”……

喜洲的马运文化一路奔波至今，趸趸马蹄已是这个小镇的一种语言。

和其它以旅游业带动生产发展的古镇一样，在商业化的生活方式沿革上，喜洲亦不例外。但它和它沿袭至今的传统文化也从未轻易让步。

大街小巷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游客，是近几年来喜洲的新生。而在实践队的镜头中，记录最多的则是这座古镇徘徊于传统与新生文化间的人物风俗。穿白族服饰的老人背着背篓路过，消失在深巷转角；本主庙中敬香的老人，虔诚地礼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三盏茶“头苦二甜三回味”的香气，伴着“绕三灵”的节奏氤氲在空气中；华大西迁后，化学系改进的蓝靛提取技术发扬光大，随处可见精美的扎染艺术布料和服饰……

喜洲人、白族人的淳朴执着，不因旅游经济的发展而轻易变质。入世而不一味世故，发展而不忘传统，正如严家大院中一块匾额所写——“涉世温和”，这座古镇，却是老舍先生笔下的那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