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 1748年8月30日 - 1825年12月9日) 是法国著名画家，古典主义画派的奠基人。雅克·路易·大卫出生于巴黎的一个五金商家庭，10岁时父亲过世，由皇家砖瓦匠的叔父抚养，酷爱绘画的大卫在亲友帮助下被送到布歇那里学画，布歇发现大卫的气质与自己的罗可可风格不一致，就将他转到皇家美术院教授维恩门下。

大卫并不是天才，他个性沉默寡言，喜欢思考，不太合群，缺少典雅，使人感到少年老成，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刻苦精神，认真地学习过普桑、布歇、格勒兹和卡拉瓦乔。

23岁的大卫第一次参加罗马奖考试，考题是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战神马尔斯的战斗，艺术风格基本上是模仿罗可可风格，但是人物形象情绪激烈、步伐沉重，因此画面很不协调而落选，直到27岁大卫历经3次失败后才获得罗马奖赴罗马留学。他在罗马学习期间为古代希腊罗马艺术遗迹所感动，产生了研究和学习的浓厚兴趣，他下决心暂时不搞艺术创作，专心钻研希腊罗马雕刻，认真画了4年的素描，32岁时曾带着一幅素描稿《帕脱克卢斯的葬仪》回巴黎沙龙展出。在接受古代艺术影响的同时，大卫在思想政治上也受到古罗马共和政体的潜移默化，滋生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热情。后来他竭力想借用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样式，传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感情。

《劫夺萨宾的妇女》1794-1799年，385X522厘米，油画，巴黎 卢浮宫藏 这幅画是大卫被捕入狱时开始绘制的，也是他出狱后的第一幅作品。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的大卫，谨慎选择和睦、宽容的主题，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据说大卫将此献给为他到处奔走陈情的妻子。古代罗马由于缺少女性，创设者罗慕斯便命令将士们到附近的萨宾抓女人回来。三年后萨宾为了抢回这些女人而发动大军攻击，这时那些女人已成为母亲，且过着幸福满足的日子，因此带着小孩到战场上阻止战争。

《搬运布鲁特斯之子的警吏》1789年，323X422厘米，油画，巴黎 卢浮宫藏 这幅作品的主题和《荷拉斯兄弟的宣誓》非常类似，都是描写公共义务与个人情感的纠缠及其恐怖的结局。布鲁特斯是罗马共和制的创立者，同时也是第一任执政官之一。虽然他放逐了罗马王国最后的王室塔尔盔涅斯一族，儿子们却与王党派沆瀣一气。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布鲁特斯，最后下令处死自己的儿子，因此大卫这件作品自然便被视为拥护共和政府的宣传。姑且不论大卫究竟有无这样的意图，政府当局认为此具有煽动群众的性质，因此禁止在沙龙公开展示，虽然最后还是得以展出，却要大卫的弟子们充当警卫，以防万一。从艺术性来看，此作缺乏《荷拉斯兄弟的宣誓》的整体感，看起来不够统一。戏剧性的照明与死者弯曲的脚，写实得极具冲击性，推断应是受意大利早期巴洛克绘画大师卡拉瓦乔的影响。

《雷卡米埃夫人像》这是大卫最有名的一幅肖像画，描绘当时社交界首屈一指的美女茱丽叶?雷卡米埃（1777-1848年）。茱丽叶十五岁时与中年银行家结婚，但据说始终保持处女之身，虽然不乏追求之士，但都被她拒绝了。大卫因此将她描绘成现代的“威司塔女祭司”（献身古罗马女神威司塔的处女），其眼神虽然充满挑战，但身体却好象不让任何人接近似地朝向内侧。模特儿和画家的关系一直都处于紧张状态：大卫因为茱丽叶不守时而烦恼，茱丽叶则因大卫不按照自己的计划将她的黑发画成咖啡色而生气。为了表示抗议，茱丽叶请大卫的弟子杰阿赫为她重新画了一幅更传统、更像她的肖像画，大卫一气之下便拒绝完成这件作品，并对茱丽叶说：“夫人，淑女们喜怒无常，画家也一样。请理解我，这幅画我就打算这样了。”也许没有完成这幅画反而获得了永恒的魅力。据说画面左边的大烛台是由安格尔所画。他最有名的一幅油画《大宫女》（Grande Odalisque）(1814年)中即借用同样的姿势，可说是这幅肖像画带给他的激情。

《哀求圣母悲怜黑死病患者的圣洛斯》创作年代：1780大卫很少画宗教题材,现存的宗教画大多为早期作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留学意大利期间所绘的祭坛画《哀求圣母悲怜黑死病患者的圣洛斯》这件作品是经由维恩的推荐而受托绘制，完成于1780年，1781年在沙龙展出时大获好评。虽然构图、用色都远不及普桑，但他不循传统，反而强调黑死病患者为后人所仿效，之后的浪漫主义甚至发展成描写此病的细节特征。这种倾向因格罗的《拿破伦探视雅法的黑死病患者》而升温，并由席里柯（TheobreGericault)与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的作品而达到顶点。从大卫的早期作品可以看出，他的风格一直都融合了传统与原创的特性。

雅克·路易·大卫

大卫最初的创作都是从古希腊罗马的传说和艺术中寻求美的源泉和理想，把古代英雄的品德和艺术样式视为审美的最高标准。他曾说过，古代是当代画家的学校，它是当代画家艺术创造取之不尽的源泉。后来由于接触到一些反封建的革命党人，如雅各宾党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等，他在政治思想和艺术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从这时起大卫就勇敢地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艺术为反封建斗争服务，逐渐走进现实主义潮流。他说过：“艺术必须帮助全体民众的幸福与教化，艺术必须向广大民众揭示市民的美德和勇气”。从此，大卫把艺术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使用，作为战士登上了画坛和政坛。他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贺拉斯兄弟宣誓》。

如果说罗可可艺术是路易十五时代为适应快要上断头台的没落贵族阶级的空虚心灵的需要，那大卫的艺术是直接为资产阶级大革命服务的。大卫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探索艺术创作，突破了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比启蒙思潮下的写实主义更进一步地描绘了时代的革命斗争现实，他借历史题材揭示如何建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社会风尚的革命思想。当大革命的风暴到来时，大卫不仅仅是画家，他还作为社会活动家、革命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他被选为国民议会的议员，成为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并以国民教育委员的身份从事大量的革命艺术活动。他公开倡导艺术必须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说：“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为了帮助某一个政治概念的胜利而存在”。

在大革命中，大卫根据国民议会的建议创作了一些具有鲜明革命时代特征的肖像画，其中最杰出的是《马拉之死》。

1794年是大卫艺术生涯中最光辉的年月，他的艺术充满了时代革命气息，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性，并将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和现实的时代生活相结合，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但是随着“热月党”政变，雅各宾党政权被推翻，大卫被捕入狱，出狱后看到国家发生的变化令他触目惊心。革命的理想破灭了，整个社会陷于黑暗恐怖的深渊，这使大卫心灰意冷，又无能为力。从此在创作上他放弃了现实的题材，又沉浸在对古代社会的向往之中，再也没有画过富有革命激情的作品。他在那黑暗的岁月里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情绪非常消沉，艺术生命也面临枯竭。这时的画家期望和平，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了《萨宾妇女》。

我们从大卫的经历和艺术生涯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艺术家只有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才能创造出震撼人心的优秀作品，一旦脱离时代和人民大众，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大卫给后辈的艺术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曾说过一些激励人心的话，至今对我们艺术创造仍有教育意义，他说：“绘画不是技巧，技巧不能构成画家。”他还说：“拿调色板的不一定是画家，拿调色板的手必须服从头脑”。这些都成为画家的箴言。

当拿破仑夺取政权建立帝制以后，大卫又为拿破仑服务，成为帝国的首席画家，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反映拿破仑的英雄业绩和形象的作品。1816年拿破仑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将曾对处死路易十六投赞成票的大卫驱逐，他被迫迁居比利时布鲁塞尔，最终客死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