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几千年文化与教育的历史，浩浩中华大地本来就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而书院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颗璀璨明珠。
(一)源远流长

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独特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当然，这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儒家起源于西周专门从事教化的司徒之官。儒家学派产生后，就以重视教育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从先秦的私学，到汉代的太学、精舍，均是儒家学者从事教育活动的专门教育机构。书院则是唐宋以后影响甚大的一种教育机构。

“书院”之名渊源于唐代。唐开元六年时曾一度将皇家藏书、校书之所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到了开元十三年，又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这虽然是“书院”之名的开始，但它毕竟只是朝廷收藏、校勘经籍的地方，还不是后来的那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的文化教育组织。

在此之后，民间开始出现了许多称为书院的地方。《全唐诗》中，可以偶尔看到一些以书院为题的作品，如《题玉真观李泌书院》《南溪书院》《宿沈彬进士书院》等。此外，地方志中也记载了一些创办于唐代的书院，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福建建阳的鳌峰书院、湖南衡山的邺侯书院等。上述这些书院均是为儒家士大夫所创办，其中一些还具备了治学、讲学、会文、藏书等功能，这些书院的出现才真正标志着书院的出现。

书院的全面兴起是在北宋。宋初官学不兴，这时，唐五代时期萌芽的书院则受到热心文化教育的士大夫们的青睐，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已非往日可比。其中一些创办得十分成功的书院还受到了皇帝赐额、赐书、赐田产的特殊待遇。这时涌现出一些著名书院，包括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徂徕书院、泰山书院等，后来还出现了说法不一的“天下四大书院”之说。南宋时期，书院进入到它的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就是它和理学思潮的紧密结合。当时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均创办和主持书院，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不同学派，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活动。这时，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组织制度、基本规制则进一步完善，充分显示了它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和特色。书院制度成熟与繁荣，逐步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术文化、人文教育的基地。

宋元明清以来，那些抱着“人能弘道”志向的儒家士大夫，为了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自由讲学、纷纷创办书院。如元初的宋代遗民，明中叶的王湛心学、明末的东林学派、清代的乾嘉学子等等。书院不仅是他们探讨学术、自由讲学的地方，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同样，那些要标榜崇儒重道、以教为本的君主们，也总是十分重视和支持书院。如宋代皇帝的赐书赐额、元代朝廷的修复书院、清代官方的拨款，均成为他们崇儒重道一项重要举措。

即使到了近现代，书院仍然被看作是儒家学术文化、人文教育的象征。一些有志于复兴儒学或中国文化的学者，仍将创办书院作为其重要举措。30年代梁漱溟、熊十力创勉仁书院，50年代钱穆创新亚书院，80年代许多教授在北京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均说明书院仍具有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

(二) 继往开来

书院作为一种十分成熟、完善的教育组织，是中国古代教育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书院产生以后，就表现出蓬勃的生命活力，一直绵延一千多年之久，遍布中华的南北大地，并且还传播到韩国、越南、新加坡、日本等海外地区。书院的生命力，来之于这种文化—教育组织在办学形式上能够继往开来。

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组织，首先在于它继承、发扬了中国古代优良的私学教育传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那些执著于以道为志的儒家士人常常表现出一种独立学术、自由讲学的要求。从孔子创立的私学到诸子百家的争鸣、从汉儒讲学的精舍到魏晋名士的清淡，无不表现出一种独立的发展学术、教育的愿望。书院的出现，充分满足了儒家士人的这种愿望。书院山长往往是山林隐居或地方饱学之士，而非朝廷任命的官员，学生们则往往是择师而从、来去自由，课堂讲学更主张师生讨论、问难论辩，充分表现出书院继承了中国传统私学的那种独立学术、自由讲学的精神。

但是，中国书院又和以前的私学有很大的区别，表现出一种制度创新的精神。书院在教学设施方面而更加完备，不仅已经有了专门的讲堂和斋舍，而且总是具备藏书丰富的书楼，这样就可以保证教学、治学等正常学习生活的需要；在制度管理方面更加严格，制订了作为生活与学习准则的学规，同时还颁布了有关考试、图书借阅、经费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更加正规，设置了山长、讲书、堂长、斋长、管干等专门负责教学与行政管理的职事。这一系列专门化、正规化、制度化的教学设施、管理制度，保证了书院的组织化和规范性，对书院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创造了有益的条件。

由此可见，书院体现了儒家士大夫继往开来的创造性精神。一方面它继承了中国古代私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发展出许多新的办学特点。由于书院已经将中国传统教育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文化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三)人文特质

如果说寺庙是佛教文化的载体，宫观是道教文化的体现，那么，书院则成为儒家文化的标志，是儒家人文精神的象征。无论是书院的外在环境、建筑形式，还是其内在宗旨、教育目标，均鲜明地体现了儒家士人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与生活情趣，表现出儒家的人文精神。

我们知道，儒家士大夫的人文精神是靠“道”来支撑的，孔子就曾提出“士志于道”。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儒家士人来说，“道”往往体现出儒家人文精神的二重性，它既可以表现出儒家士人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又可以表达出他们对超越境界的向往。中国书院作为儒家之道的象征、儒家士人的精神家园，就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人文精神的二重性。

一方面，儒家士人总是把书院看成是独立研究学问的安身立命之所。书院从萌芽之日起，就和士人“独善其身”的生活道路联系在一起。创建书院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超世脱俗的精神追求，体现了儒家人文精神的超越性。因此，书院创建者总是把书院建在僻静优美的名胜之地，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嵩阳书院在河南嵩山脚下，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士人不仅注重对书院的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还十分注重书院内部环境的建设。他们总是在书院建筑群周围植竹、桂、松、梅、兰等植物，并参差配置亭、台和小桥流水，构成“虽有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他们把置身宁静闲适的大自然、寄情山水作为自己的生活理想。自然恬淡的心境和宁静幽美的山水悠然合一，这体现了儒家之道的超越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士人们又把书院看成是晋身官场、踏入仕途的阶梯，通过创办书院讲学，他们标榜“求道”“传道”，完全是与“兼善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士大夫创建书院又有世俗的人文精神。儒家的“道”本来就是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秩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切又会反映在书院建筑之中。一般而言，每一所书院都是包括讲堂、斋舍、书楼、祠堂在内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的总体格局都遵循纲常礼教的严谨秩序，那贯穿于全院的中轴线，每个殿堂厅房所居的位置，每一建筑体积的装饰，等等，都必须服从于纲常礼教秩序，使书院师生置身于一种浓重的政治伦常的观念和秩序之中。这一切，正是儒家之道的世俗性的一面。

可见，作为儒家人文精神体现的书院，其建筑及环境正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之道的双重意义和特质。在清幽秀丽的山林修建起一座座礼教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筑群落，这正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儒家之道的象征。

(四)文化功能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承担着两项重要的文化功能：传播文化与创造文化。前者主要指教育人才，后者主要指发展学术。书院的藏书，祭祀等其它功能，则均是围绕这两项功能服务的。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中心，它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弘扬了儒家优秀的教育传统，逐渐形成了教学方面的显著特色。历朝许许多多名儒大师主持书院，在书院发展出自由讲学的风气，并且实施了诸如启发教学、课堂讨论、会讲论辩、身心体悟、自学读书等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故而能培养出大量的人才。朱熹创办或主持了白鹿洞书院、武夷书院等。从事书院教育50多年，培养出弟子达数百人之多，他们活跃于南宋的政治、思想主教育各个领域。岳麓书院大门挂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就因为它在近千年的办学历程中，培养出了数不尽的著名历史人物。仅在清朝，就有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等受教于此。宋元明清的历代学子文人、名臣良将，大多与书院有着密切的联系。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中心。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均是由学术大师、名儒主持。加之自由讲学精神的宏扬，使得书院的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联为一体、互相促进，发展成为新的思潮、学派的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思潮兴起，那些理学家们纷纷创办书院讲学，并以书院为基地形成学派。这样，书院和学派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如濂学与濂溪书堂，洛学与伊皋书院，闽学与武夷、考亭诸书院，湖湘学与岳麓书院，象山学与象山书院，婺学与丽泽书院等。明代心学思潮兴起，两大心学学派即王学、湛学亦分别创建书院，又再次形成以书院为学派基地的格局。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亦借助书院推动学术思想、学派的发展。东林学派与东林书院、颜李学派与漳南书院，也体现出这种学术、学派与书院的密切联系。清代乾嘉汉学，许多著名的汉学家们亦纷纷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汉学，著名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就是汉学家阮元的学术基地，从而推动了汉学思潮的发展。

(五)书院学风

书院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大量的人才，与它在长期办学中所形成的独特学风有关。书院学风是它能和官学教育区别开来的显著标志。其主要表现如下：

1、强调人格培养，反对为科举而学

为了纠正官学流为科举附庸的弊病，理学家们为书院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传统，以道德修身为书院教育的目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认为书院的教育目的不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进行义理教育、人格培养。宋元明清以来，书院教育也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但是，许多书院的主教者们总是既要求士子们以德业为学习目的，又主张学习科举之学，而且，他们总是把人格培养置之于首位。如湛若水为大科书院所订《学规》，就主张既重品德修养，又不排斥科举之学。他认为求科举本身有义利之别，那种“徒事记诵为举业之资”为利，而那种“读书以明心性”“随处体认天理”者则为义。这实际上仍然要求保持书院教育的独特宗旨。

2、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

中国古代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在这一点并无多少区别。但是，书院教育不直接受制于官府，主持书院的学者们可以按照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理学家在学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打破了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的垄断，敢于重新对儒经作一番新的解释，终于使中国儒学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理学阶段。理学家也和汉唐诸儒一样，重视儒家经典的研究，因而书院教学也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但是，理学各学派对经典的理解和发挥也不同，如朱熹为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甚至敢于对《大学》作出补辑。这都反映书院重学术创见的特点。明中叶以后，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新的学术思潮，王阳明及其弟子大胆地批判了程朱理学，指斥它“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从而使学者再度形成“记诵辞章”的恶习。他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宗旨，并以此观点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重新解释。书院这种重视学术创见的学风，导致明代心学思潮的兴起。

3、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

书院的“开门办学”有双重含义：一是就讲学的教师而言，指不同学术观点和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书院讲学；二是就听讲的学生而言，他们来去自由，不受限制。书院基本上是一种私学，它的师生进出并不直接受控于官府。所以，书院学风不同于官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讲学，往往使书院能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在南宋时期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闽学学派、永嘉学派等不同学派的讲学场所。白鹿洞书院也是如此，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主持白鹿洞书院，他却邀请心学学派大师陆九渊来院讲学，两个长期争辩的学派同在白鹿书院讲台上讲学，充分反映了书院具有开放办学的学风特点。宋明时期，书院形成了一整套“会讲”和“讲会”的制度，是这种开门办学的学风得到发展并形成制度化的结果。上述开门办学的学风，成为书院学风的显著特色，这对吸取各家各派的学术之长，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学术事业繁荣，都有很大的好处。

4、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中国古代教育中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在书院教育系统中更为突出。首先，书院生徒是十分尊敬老师的。书院生徒本来就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所以愿来书院学习，往往是因为仰慕导师的学问道德，因而对导师十分尊崇。加之在书院学习期间，师生总是同聚一堂，天天生活、学习在一起，更增加了师生之间的感情。当然，书院生徒虽然在学术上尊师，但并不是死守师说。尽管他们重视阐扬老师的学说，但也敢于修正甚至批判老师的学说。张在湘潭碧泉书院从学胡宏，得湖湘学统，但他在以后的讲学中，又开始修正了老师学说中的一些思想命题。清学者戴震的门人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也不完全苟同于师说，而注重新的创发，把“尊师”和“崇道”结合起来了，即在崇道的基础上尊师。其次，书院的导师十分爱护学生，他们在书院孜孜不倦地教育学生、培养学生。陆九渊在象山精舍讲学时，深受生徒们的欢迎，其原因在于他关心学生，和学生心心相连，学生们认为他“深知学者心病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陆九渊集·行状》)。书院导师对学生的关心，不仅体现在他们热心传授知识给学生，而且体现在他们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他们总是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无微不至地培养和教育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