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钱币有限公司出产的锦绣中华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能值多少钱？

这种商品包含的第三四五套人民币都是小全套，即各种面额各一张，所以小三套人民币值1300元左右，小四套人民币值360元左右，小五套人民币值200元左右，所以加起来价值1850元左右。

二、中华民国的钱币能值多少钱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就是孙中山银币，普品一般在500元上下，给你一个2015年5月26日交易参考价！ 民国人像银元 钱币名称 面值 特征 参考价 孙中山像银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圆 背下五角星 80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圆 背上五角星 60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圆 无 5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圆 英文错版－RIBIH 25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圆 英拇戆妫?缺一横 30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圆 英文错版－LIO 30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圆 英文错版－倒T 25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壹角 背“十枚当一圆” 20000元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 贰角 背双旗 1000元

中华民国钱币，真品品种比较丰富；真品常见版式品相好的市场上一般喊价在100--10000左右；不过也有特殊品种版式。

民国铜元1一3元左右一枚，别上骗子的当。

三、请问各位老师，这枚钱币是什么钱？

是热西丁汗钱，钱文使用的是早已不通用的老维文――察合台文。

同治三年（1864），新疆库车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一度推翻了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在当地有重要影响的热西丁和卓被推举为首领并取得领导权，在库车建立了“汗和卓”政权，成为当时新疆各地割据势力中最大的一支。

1865年英国支持的侵略者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热西丁和卓奋起反抗入侵者，多次组织西征予以驱逐却未成功。1867年阿古柏袭杀并取代了热西丁汗政权。1871年，俄国趁机出兵占领时为新疆军政中心的伊犁地区，加紧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直到1878年清军收复新疆后，才彻底粉碎了英俄企图利用阿古柏肢解和侵吞中国西北领土的阴谋。

在汗和卓政权的三年中，热西丁却先后在库车、阿克苏两地，沿用清政府原有钱局的设备铸造了以他姓氏命名的双面老维文（即察合台文）钱，属典型的中华钱币范畴，这也表现了热西丁汗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

是花钱，没有收藏价值

同治3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农民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当地宗教人氏，大阿訇“热西丁”，乘机取得了领导权，建立了以库车为中心的封建割治政权，自称“汗和卓”，并冠以“圣人默罕穆德最伟大的后裔，宇宙力量的主宰者”的吓人口号，打出向异教徒开战的宗教旗帜。到1864年年底，西起乌什、阿克苏，东达吐鲁番、鲁克沁，都已成为热西丁的统治范围，成为当时新疆地区互不统属，又有一定影响的地方政权之一。同治6年(1867年)，热西丁被浩罕侵略者阿古柏袭杀。他于同治3年至4年(回历1821年，公元1864年6月至1865年4月)，利用库车原有设备铸造钱币，而他的这种铜钱和当时的同治通宝普尔钱在大小厚薄上与同治通宝普尔钱完全一样，所不同的是它的铜钱两面均为老维文(即察合台文)，正面是“Seyyed Ghazi Rashdin Khan”，汉译为“赛伊德・哈孜・热西丁汗”；背面是“Darb Darossaltane Kocha”，汉译为“京城库京铸造”。

新疆热西丁汉钱

西丁在库车的铸钱量大且品种多，一般的情况下，此类钱的正面汉译顺读都为“赛伊德・哈孜・热西丁汗”；背面汉译顺读为“京城库车铸造”

热西丁在阿克苏铸钱时间很短，所以铸钱不多，品种也很单调，只可分为四种版式。阿克苏热西丁钱均无纪文纪年，面文译为：赛伊德哈孜热西丁汗；背文可译为：铸于庄严的城市阿克苏。

四、中华民国开国钱币。？我问多少？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壹圆银币，89%银，26.8克左右。目前原味好品交易价500元/枚左在。视品相而定。

附图供参考

银币还是铜元

图

五、中华钱币网

把古币拍图，写好价格，上传到交易网站即可，虽然中华钱币网交易免费，但是人气 不旺。

六、纸币如何演变而来

一、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1-p545]。

孙中山认为金银和纸币都“代表百货”，但金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而无弊”；纸币“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1-p545]。说明金银和纸币有不同的流通规律。他提出一个纸币发行数量随国家财政收入而定的防止纸币贬值的方案。他说实行钱币革命后，“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1-p547、546]。货币代表百货是一种不很准确的说法，金银是以自己的价值反映百货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则代表金属货币反映百货的价值。虽然钱币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有漏洞，提出的纸币管理方案也不够完善，但它反映了对货币制度发展的准确的预见性，在20年后就得到了应验。

1919至1920年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和廖仲恺都著文宣传钱币革命。朱执信将中国古代的纸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货币而产生的，一类是代表货物而产生的，而最后都常常用货物来收兑。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但在中国论钞者，仍有一特长，即对于兑换制尚无迷信是也。此实中国宋、元、明行交、会、钞五百年之归纳的结果，至可宝贵者也。”[2-p454]廖仲恺指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代表金银本位钱币者，则以金银本位钱币之价值为价值”；但金银的价值并不稳定，已不适宜作为物价的标准，“曷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所需要之货物为本位，而以纸为之代表，较为适切于实际，而符合科学的方法也”[3-p55]。

朱执信假定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等8种货物为兑换品，以维持纸币的稳定。廖仲恺假定以金、银、铜、铁、煤、米、麦、豆、糖、盐、丝、棉等12种货物“为钱币之本位，然实际上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之钱币(纸币)流通于市场”[4-p94]。廖仲恺没有区分“本位”和“准备”，12种货物既是“本位”，又是“准备”。但本位是指以某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以其价值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本位是排他的，不可能有12种货物同时作为货币的本位。因此他所说的“货物本位”的概念不能成立。

二、刘冕执、阎锡山的变相纸币论

刘冕执于1927年提出实行能力本位制，并同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挂钩。他于1932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钱币革命协进会，出版《钱币革命》月刊，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曾得到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支持。所谓能力本位制，即以个人或机关的“能力”为货币的本位，发行(实为领取)相应的“国币代用券”以供使用，取消金钱的货币资格。至于“能力”如何计算，“国币代用券”如何领取，因手续繁琐，这里就不展开了。刘冕执认为取消金钱(金属货币)的货币资格就是取消货币，从而也取消了货币的魔力。他说：“金钱这样东西，本来是做筹码，并非穿得吃得的。世界上的人都认他做权利的主体，便有人专门去争夺他。若把他的主体资格取消……他那威权便失去了。世界上若没有这个魔王，那世界便和平了。”[5-p79]然而金钱的货币资格可以取消，而货币是不能取消的，刘冕执却把取消金属货币当作了取消货币本身。他说实行能力本位制可恢复“实物交换之精神”[5-p56]，国币代用券是“能力与能力之交换证”[6-p94]，这样就没有货币这个“魔王”存在的余地了，一切社会矛盾也因而自然地解决了。实际上国币代用券是一种变相的纸币。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可以解决金银不足的矛盾，使货币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但同货币有关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以为实行能力本位制就取消了货币的魔力，这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鼓吹能力本位制的第二号人物为刘子亚，他还把“能力本位”称为“物工化币”，意谓能力本位就是把物产和人工直接化为货币。其理论错误亦与刘冕执同。

阎锡山于1931年提出了物产证券论，到处作报告，并出书宣传。他宣称“金代值”(以金银代表商品的价值，即以金银为货币)造成了“二层物产制”，一层为物产本身，一层为以货币代表物产的价值。这样就产生了“四弊害”：(一)劳动不是为了产物，而是为了金银；(二)生产愈多，生活反而愈贫困；(三)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反而限制人民工作，降低人民生活；(四)国际贸易不能互通有无，反而造成商战和兵战。因此要进行“钱币革命”，取消“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制，以消除“四弊害”。

“物产证券”是政府发行的一种接受人民工作产物的凭证。人民将所生产的物产交给政府，换回物产证券，然后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所需要的物产。阎锡山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说：“收产发券，券如同物之照相片；以券易物，物为券之兑换品。物有若干多，券可发若干多，政府不患不能尽量接受人民之工作产物。发券时，既收回物产，则券有若干多，物即有若干多，人民不患有券而不能兑物。券之数量，随物产多寡以伸缩。就物之价格言，则物之价格稳定；就券之信用言，则券之担保确实。”[7-p34]他说物产证券也是一种纸币，而且是“十足之兑现纸币”，说它是“不换纸币，实陷于界限不清，认识错误”[7-p24、23]。

阎锡山根本不懂得社会需要货币的原因。社会之需要货币，是因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私人劳动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的必要劳动，其劳动产品所含的价值并不一定和他的实际劳动支出相当。货币代表社会自发地对商品所含的价值作出判断。如果真的用所谓物产证券来交换人民的物产，其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若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则物产证券就是纸币，“二层物产制”依旧存在；若按各人的实际劳动时间进行交换，则不仅实际劳动时间无法计算，即使能够计算，也会起阻碍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因为高效率劳动换到的物产证券反而要少。更何况并不是每一种物产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无用的物产也能按生产者的劳动耗费获得相应的物产证券。再说人民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物产，领取的必然是自己所需要的或交换比例比较合算的物产，而那些不为多数人所需的物产只能无人问津而积压在政府的仓库里。马克思在批评英国空想者约翰・格雷(J.Gray)时指出，在认为“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情况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8-p76]。这也适合对阎锡山物产证券论的批评。不过阎锡山犯的不是空想的错误，而只是为了欺骗人民。

一、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1-p545]。

孙中山认为金银和纸币都“代表百货”，但金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而无弊”；纸币“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1-p545]。说明金银和纸币有不同的流通规律。他提出一个纸币发行数量随国家财政收入而定的防止纸币贬值的方案。他说实行钱币革命后，“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1-p547、546]。货币代表百货是一种不很准确的说法，金银是以自己的价值反映百货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则代表金属货币反映百货的价值。虽然钱币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有漏洞，提出的纸币管理方案也不够完善，但它反映了对货币制度发展的准确的预见性，在20年后就得到了应验。

1919至1920年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和廖仲恺都著文宣传钱币革命。朱执信将中国古代的纸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货币而产生的，一类是代表货物而产生的，而最后都常常用货物来收兑。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但在中国论钞者，仍有一特长，即对于兑换制尚无迷信是也。此实中国宋、元、明行交、会、钞五百年之归纳的结果，至可宝贵者也。”[2-p454]廖仲恺指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代表金银本位钱币者，则以金银本位钱币之价值为价值”；但金银的价值并不稳定，已不适宜作为物价的标准，“曷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所需要之货物为本位，而以纸为之代表，较为适切于实际，而符合科学的方法也”[3-p55]。

朱执信假定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等8种货物为兑换品，以维持纸币的稳定。廖仲恺假定以金、银、铜、铁、煤、米、麦、豆、糖、盐、丝、棉等12种货物“为钱币之本位，然实际上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之钱币(纸币)流通于市场”[4-p94]。廖仲恺没有区分“本位”和“准备”，12种货物既是“本位”，又是“准备”。但本位是指以某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以其价值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本位是排他的，不可能有12种货物同时作为货币的本位。因此他所说的“货物本位”的概念不能成立。

二、刘冕执、阎锡山的变相纸币论

刘冕执于1927年提出实行能力本位制，并同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挂钩。他于1932年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华钱币革命协进会，出版《钱币革命》月刊，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曾得到某些国民党党政要员的支持。所谓能力本位制，即以个人或机关的“能力”为货币的本位，发行(实为领取)相应的“国币代用券”以供使用，取消金钱的货币资格。至于“能力”如何计算，“国币代用券”如何领取，因手续繁琐，这里就不展开了。刘冕执认为取消金钱(金属货币)的货币资格就是取消货币，从而也取消了货币的魔力。他说：“金钱这样东西，本来是做筹码，并非穿得吃得的。世界上的人都认他做权利的主体，便有人专门去争夺他。若把他的主体资格取消……他那威权便失去了。世界上若没有这个魔王，那世界便和平了。”[5-p79]然而金钱的货币资格可以取消，而货币是不能取消的，刘冕执却把取消金属货币当作了取消货币本身。他说实行能力本位制可恢复“实物交换之精神”[5-p56]，国币代用券是“能力与能力之交换证”[6-p94]，这样就没有货币这个“魔王”存在的余地了，一切社会矛盾也因而自然地解决了。实际上国币代用券是一种变相的纸币。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可以解决金银不足的矛盾，使货币和商品流通更加方便，但同货币有关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以为实行能力本位制就取消了货币的魔力，这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鼓吹能力本位制的第二号人物为刘子亚，他还把“能力本位”称为“物工化币”，意谓能力本位就是把物产和人工直接化为货币。其理论错误亦与刘冕执同。

阎锡山于1931年提出了物产证券论，到处作报告，并出书宣传。他宣称“金代值”(以金银代表商品的价值，即以金银为货币)造成了“二层物产制”，一层为物产本身，一层为以货币代表物产的价值。这样就产生了“四弊害”：(一)劳动不是为了产物，而是为了金银；(二)生产愈多，生活反而愈贫困；(三)政府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反而限制人民工作，降低人民生活；(四)国际贸易不能互通有无，反而造成商战和兵战。因此要进行“钱币革命”，取消“金代值”，实行物产证券制，以消除“四弊害”。

“物产证券”是政府发行的一种接受人民工作产物的凭证。人民将所生产的物产交给政府，换回物产证券，然后凭物产证券向政府领取所需要的物产。阎锡山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说：“收产发券，券如同物之照相片；以券易物，物为券之兑换品。物有若干多，券可发若干多，政府不患不能尽量接受人民之工作产物。发券时，既收回物产，则券有若干多，物即有若干多，人民不患有券而不能兑物。券之数量，随物产多寡以伸缩。就物之价格言，则物之价格稳定；就券之信用言，则券之担保确实。”[7-p34]他说物产证券也是一种纸币，而且是“十足之兑现纸币”，说它是“不换纸币，实陷于界限不清，认识错误”[7-p24、23]。

阎锡山根本不懂得社会需要货币的原因。社会之需要货币，是因为每一社会成员的私人劳动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的必要劳动，其劳动产品所含的价值并不一定和他的实际劳动支出相当。货币代表社会自发地对商品所含的价值作出判断。如果真的用所谓物产证券来交换人民的物产，其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若按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则物产证券就是纸币，“二层物产制”依旧存在；若按各人的实际劳动时间进行交换，则不仅实际劳动时间无法计算，即使能够计算，也会起阻碍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因为高效率劳动换到的物产证券反而要少。更何况并不是每一种物产都是社会所需要的，生产无，而那些不为多数人所需的物产只能无人问津而积压在政府的仓库里。马克思在批评英国空想者约翰・格雷(J.Gray)时指出，在认为“商品直接就是货币或商品中的私人特殊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情况下，“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8-p76]。这也适合对阎锡山物产证券论的批评。不过阎锡山犯的不是空想的错误，而只是为了欺骗人民。

一、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1-p545]。

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

20世纪是世界范围货币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由金属本位制度演变为纸币流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主张。1912年12月，鉴于袁世凯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针对沙俄炮制蒙古的假独立事件，孙中山发表了《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这里的“钱币”即现在所说的货币，所谓“钱币革命”也就是货币革命。孙中山从西方国家的货币流通实际情况感悟到将来必定是纸币的世界，主张中国取消金银货币，实行纸币制度。他说货币从布帛刀贝到金银，再从金银到纸币是“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尚未到纯用纸币的时期，现在要人为地加速这种进化，所以叫做“革命”[1-p545]。

孙中山认为金银和纸币都“代表百货”，但金银“代表之性质虽失，而本质尚有价值，尚可流行而无弊”；纸币“代表之性质一失，则成为空头票，若仍流行于市面，则弊生矣”[1-p545]。说明金银和纸币有不同的流通规律。他提出一个纸币发行数量随国家财政收入而定的防止纸币贬值的方案。他说实行钱币革命后，“国家财政之困难立可纾，而社会之工商事业，亦必一跃千丈”，“市面永无金融恐慌之患”[1-p547、546]。货币代表百货是一种不很准确的说法，金银是以自己的价值反映百货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则代表金属货币反映百货的价值。虽然钱币革命论在理论上还有漏洞，提出的纸币管理方案也不够完善，但它反映了对货币制度发展的准确的预见性，在20年后就得到了应验。

1919至1920年间，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朱执信和廖仲恺都著文宣传钱币革命。朱执信将中国古代的纸币分为两类，一类是代表货币而产生的，一类是代表货物而产生的，而最后都常常用货物来收兑。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但在中国论钞者，仍有一特长，即对于兑换制尚无迷信是也。此实中国宋、元、明行交、会、钞五百年之归纳的结果，至可宝贵者也。”[2-p454]廖仲恺指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代表金银本位钱币者，则以金银本位钱币之价值为价值”；但金银的价值并不稳定，已不适宜作为物价的标准，“曷如以金银暨其他社会最所需要之货物为本位，而以纸为之代表，较为适切于实际，而符合科学的方法也”[3-p55]。

朱执信假定以米、棉布、丝、茶、盐、油、煤、糖等8种货物为兑换品，以维持纸币的稳定。廖仲恺假定以金、银、铜、铁、煤、米、麦、豆、糖、盐、丝、棉等12种货物“为钱币之本位，然实际上不用为交易媒介，只用为准备，而以同价额之钱币(纸币)流通于市场”[4-p94]。廖仲恺没有区分“本位”和“准备”，12种货物既是“本位”，又是“准备”。但本位是指以某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尺度，以其价值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值。本位是排他的，不可能有12种货物同时作为货币的本位。因此他所说的“货物本位”的概念不能成立。

最早是在北宋的四川地区出现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