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地区的制陶业“始于汉世”（东汉，公元25－220年），此时的陶器“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并不远销。因此，影响所及，极为有限。

　　景德镇地区“水土宜陶，陈（陈代公元557－589）以来土人多业此，镇陶自陈代以来名天下。”东晋（公元317－420年）时人赵慨对景德镇陶瓷的釉胎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发展景德镇由陶至瓷的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制瓷师主”，立庙奉祀。南北朝时，陈至德年元年，京城兴建宫殿，陈后主诏新平镇烧制瓷础进御；隋（公元581－618年）大业中，新平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至唐（公元618－907年）、五代（公元907－960年），景德镇陶瓷已开始名扬天下。“陶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称假玉器”，“镇钟秀里人陶民所烧造”，“陶玉携瓷入关中，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扬天下”，“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善腻，质薄佳者莹润如玉，为东山里人霍仲初所作，当时呼为霍器”。邑志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诏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进御。”据考古发现，景德镇五代窑址颁布甚广，有十八处之多，尤其是延续六、七百年之久的湖田古窑址，规模最大，影响甚远。这些窑址都烧青瓷和白瓷。青的色调偏灰，白的色调纯正。而且，白瓷胎质细密，透光度较好，其烧成温度已达1150－1200℃，孔隙度为0.8%,胎体白度达70%以上。器物主要有盘、碗、壶、盒、水盂等，以盘碗为主。这说明，五代时的景德镇以她为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和其白瓷的较高成就而奠定了自已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南青北白”的格局，对于宋代青白瓷的制作，对于元、明、清瓷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着称于世。这种影青瓷（青白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得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青花瓷和釉里红瓷，这是两种极具特色和名贵的品类。青花着色力强，呈色稳定，纹饰永不褪脱，且风格幽靓典雅，素净秀丽。光润透亮的青花釉与素雅明净的白胎巧妙配合，互相衬托，颇具中国水墨画之特色，并且标志着由素瓷转为彩瓷的新时代的到来；元青花以其多层次，满画面，主次分明的装饰特征和以彩绘为主兼刻、划、印花的装饰技法，为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釉里红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瓷器，烧成难度大，色彩艳丽，以至于到今天它还是一个极其珍贵的瓷器品类。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亦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两者相映生辉，极其名贵。

　　在高温颜色釉的烧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设立于1278年的浮梁瓷局掌烧的“枢府”瓷，胎体厚重呈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又称“卵白釉”）。这种洁白润泽的枢府卵白釉，是青花和釉里红等彩瓷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为以后釉上彩瓷器和明初“洁白”瓷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它色釉如红釉、蓝釉、金釉等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各种呈色剂的发色规律已有熟练的掌握，使景德镇瓷器装饰异彩纷呈，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明时的景德镇官民竞市，“有明一代，至精至美之瓷，莫不出于景德镇”，“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真正成了“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在继承前代技术并发扬光大的种类烧造方面外，明代景德镇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创造了许多新的品种、新的造型、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而所有这些创新，不仅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而且光照千秋，辉映千古。

　　永乐时，景德镇成功地烧出了玲珑瓷，到成化（公元1465－1487）年间，又造出精细的青花玲珑瓷，玲珑瓷碧绿透亮，青花青翠幽雅，融为一体，引人入胜。

　　大龙缸和薄胎瓷的烧造成功，是明时景德镇瓷业高度技术成就和制瓷技师惊人智能的体现。大龙缸，直径高度均达70厘米以上，通身饰以五爪龙须，形制巨大，气势宏伟，荘重肃穆，为帝王专用之物，他人不可僭越使用进而更现它的神秘。薄胎瓷的制作，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制瓷技师的艺术匠心和智能，最薄最细的薄胎瓷器，其厚度只0.5毫米，最厚的也只有1毫米，真正是“胎薄如纸”。

　　以成化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陶瓷史上空前的绝作。创于成化时期的釉下青花和釉上多种色彩相结合的閗彩工艺，开创了我国彩瓷的新时代。成化时期的閗彩，釉上色彩一般都有三、四种，多者达六种以上，而所施色彩的特征又极其鲜明，比单纯的釉下彩或釉上彩更加绚丽，给人以争奇斗艳，美不胜收之感。至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19年）年间在成化閗彩的基础上创出了青花五彩，改变以閗彩中仅青花是构成整个图案的决定性的主色地位，而使青花只是构成整个图案的一种颜色，青花和红、黄、绿等色处于一样的地位而没有主从之分，这就大大丰富了青花五彩的表现力，呈现出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以及釉下蓝色为主突出红色的局面，嘉靖、万历彩瓷也就以图案花纹满窑，色彩浓艳深翠而行于世。明代彩瓷还有白地绿彩、青花红绿彩和釉上五彩以及填彩、金彩等等，素三彩也较为出名。

　　明代景德镇的高温单色釉（烧出温度在1200℃以上）和低温单色釉（烧成温度在1200℃以下）瓷器都有很大发展。白瓷的制作，明代各朝都有烧造，各臻其妙。永乐的洁白甜净；宣德（公元1426－1435）的汁水莹厚如堆脂，光莹如美玉；嘉靖的纯净无杂；万历的透亮明快；无不使人叹服称奇，爽心悦目。明代单色釉最具突出成就的还有永乐、宣德的红釉和蓝釉，以及成化孔雀绿和弘治（公元1488－1505年）黄釉。明永乐时的鲜红器亦称“祭红”，釉厚如脂，光莹鲜艳，有“永乐之宝”之誉，赢得“永器鲜红最贵”的评价。宣德年间的宝石红釉又比永乐鲜红釉更胜一筹，釉汁晶莹似红宝石，胎质细腻坚致，极其名贵。明代的蓝釉瓷器，在宣德时烧造较多，后人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制瓷业，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此时的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万，借此食者甚众，候火如候晴雨，望陶如望黍垛”（唐英《陶人心语》），“利通数十省，四方商贾，贩瓷者萃集于斯”。与明代一样，清代也是官窑民窑并存共荣，并且均有名窑精品。

　　清代前期的御窑厂，名窑辈出，创新层出不穷。康熙年间著名的官窑有“臧窑”、“郎窑”。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陶官臧应选所造。臧窑的主要成就是单色釉，但青花、五彩、素三彩、釉里红均极为精巧。康熙青花色彩艳丽纯净，莹澈明亮，层次分明，有“青花五彩”之誉，别具风格而“独步本朝”，尤其是民窑青花更为清代青花的典型代表；康熙五彩发明了釉上蓝彩和黑彩而成了彩瓷的又一个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明代釉下、釉上彩相结合的青花五彩占主流地位的局面，而且，随着色彩的增多，金彩的运用，突破了明嘉靖在樊红、霁红等地上描金的单一手法，而使康熙五彩鲜艳富丽，光泽透澈明亮。郎窑，为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督造御窑时生产的瓷器。郎窑以仿明宣德和成化窑器而着称。郎窑的杰出成就，是仿制明宣德祭红釉而创制的以郎窑红为代表的颜色釉，郎窑红，“华而不俗，色正朱”，其深艳的色泽，犹如凝结的牛血一般鲜红（故也称其为牛血红），釉面透亮重流，器物里外开片，既象玻璃般光泽鲜艳夺目，又象红宝石一样瑰丽，极为名贵，为历代珍品。康熙时还曾烧制出与郎窑红齐名的色调淡雅的缸豆红，也称美人醉；用诗“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形容它极为贴切。在五彩基础上，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而于康熙朝始创的粉彩，到雍正年间获得空前的发展，并且有“清一代，以此为甚”，彩料中砷元素的掺入，加上国画没骨法渲染手法的运用，突出了书画的阴阳、浓淡、深浅的立体感，同时粉彩烧成温度较古彩低，色彩对比比较和谐；因而显得粉润柔和，色彩丰富绚烂雅丽，形象逼真，构图文雅隽秀，所谓“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而又以瓷器艺术为第一的督陶官唐英（45）主持下唐窑，成就辉煌，既是乾隆一朝的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制瓷史成就的代表。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唐英以47岁之身协理窑务，他以陶人之心主持陶政。胎质、釉面、器型、品种、工艺手法、装饰形式、釉上和釉下彩绘，无论仿古，无论创新，无不登峰造极。正如《景德镇陶录》所述：“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金。又仿效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种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窑至此，集大成矣！”。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的瓷业已露衰落之端倪，到晚清而日趋衰落，道光以后，一直到公元1949年4月29日景德镇解放，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故乾隆一朝，为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饮流斋说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