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当然是湖南的人才最出名。

“清孚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史”（谭世骧语）。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先后出现五个重要的人才群体。

一：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人才群体。代表人物是嘉道年间的名臣陶澍，贺长龄及唐鉴，李星沅等，著名学者、启蒙思想家魏源及汤鹏等。

陶澍，（1779一1839），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追封太子太保，谥文毅。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政绩：督办海运，整顿盐政，兴修水利。代表作：《印心石屋诗抄》，《陶文毅公全集》等。

贺长龄，（1785一1848），长沙人，官至云贵总督。他主修的《遵义府志》，被梁启推为“天下府志第一”，著有《耐庵诗文集》。

唐鉴。（1778一1861），善化人，官至太常寺卿，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著有《朱子年谱考异》，《畿辅水利备览》等著作。

李星沅（1791一1851），湘阴人，官至两广总督。

魏源，（1794一1857），邵阳人，曾官高邮知州。著名学者，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编著有《海国图志》，《圣武记》等。

汤鹏，（1801一1844），益阳人，进士出身，官监察御史，著《浮丘子》。

二：是咸同年间崛起的湘军集团，代表人物曾，左，胡，彭，郭等人。

曾国藩，（1811一1872），湘乡人，清末重臣，理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官至大学士，两江、直隶总督，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功业，著作人尽皆知，从略。

左宗棠（1812一1885），湘阴人，是清末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民族英雄。“中兴名臣”之一，官至陕甘总督，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诗文、军事著作颇丰。

胡林翼，（1812…1861），益阳人，官至湖北巡抚，谥“文忠”。政治家，著名将领，晚清“中兴名臣”之一。

彭玉麟，（1816一1890），衡阳人，官至兵部尚书，名将，追赠太子太保，谥“刚直”，

郭嵩焘（1818一1891），湘阴人，首任驻外公使，著名启蒙思想家。

三：是十九世纪末，戊戍年间的维新志士群体，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

谭嗣同，（1865一1898），浏阳人，以一人之死而唤醒天下的著名维新志士，滴血菜市口。

唐才常，（1867一1900），浏阳人，著名维新志士，领导自立军起义。

熊希龄，（1870一1937），凤凰人，著名维新人士，主宪派，民初任“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

四：是二十世纪前十余年间，即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志士群体。

黄兴，（1874一1961），善化人，革命党领袖，与孙文并称“孙黄”。

宋教仁，（1882一1913），桃源人，民主革命家，为民主宪政流血第一人。

蔡锷，（1882一1916），邵阳人，清末民初军事家，“反袁护国军神”。

蒋翊武，（1884一1913），澧县人，武昌起义的领导者，民国开国元勋。

另有：陈天华（新化人），禹之谟（湘乡人），刘道一（衡山人），姚洪业（益阳人），杨毓麟（长沙人），焦达峰（浏阳人），陈作新（浏阳人）等。

五：是五四运动前后崛起的革命家群体：

共产党阵营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李达，彭德怀、贺龙、罗荣桓，蒋先云，谭震林，李富春，李维汉，蔡畅，粟裕，陈赓，谭政，黄克诚，萧劲光，许光达等人。

国民党阵营有谭延闿，程潜，唐生智，陶峙岳，李默庵，郑洞国，陈明仁，宋希濂，黄杰等人。

真是人才辈出，灿若星辰。这些人才群体，在晚清及民国时代都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才有“晚清是湖南人天下”一说。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湖南人的基本素质与特殊性格是人才辈出的基础。在漫长的古代，湖南发展缓慢，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大都是苗瑶等少数民族，文物远逊中原和江南地区。唐大中年间，长沙人刘锐考中进士，号称“破天荒”，至宋代，文化发达的江西陆续向湖南移民，湖南的经济和文教事业才开始有较快发展，长沙岳麓书院，衡阳石鼓书院建立，与江西白鹿洞，河南嵩山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但经元末明初战乱，湖南人口锐减，发展停滞。明洪武年间，从邻省向湖南大量移民，借移民之力，经济得以恢复，文化亦开始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但到明末清初，闯献造反，清军人关，三藩作乱，各州县迭遭蹂躏，人口丧失了三分之二。清顺治，康雍乾年间，清庭屡颁“召民开垦”谕旨，于是大量移民进入湖南。

这次移民，使湖南全省人口素质得以更新，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进取意识，加上与少数民族通婚，吸收了苗瑶等民族强悍，刻苦的习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它省份的特殊民风：朴实勤劳，劲直勇悍，尚气好胜，霸蛮任性。受这种民风薰陶的学人士子，也形成了特殊的士风：质朴淳厚，不尚浮靡，勇于任事，锐意进取，负气好胜。

（二），湖南建省与南北分闱为湖南士子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机制。清雍正以前，湖南还是湖广省的一部，省会在武昌，考场遥远，交通不便，费用浩繁，湖南士子赴试者少，中试者廖廖，名额几乎被湖北人独占。

雍正元年（1723）设湖南布政使司，正式建省，次年设湖南巡抚，驻长沙，同年两湖南北分闱，湖南单独举行乡试，中试名额四十九名，副榜九名，武举二十五名，一举与湖北持平。建省与分闱，既免除了旅途之遥，又减轻了士子经济负担，名额的划分又增加了湘中士子中试的机会，从而激发了湘士求取功名的积极性，促进了“人才之奋起”。正如杨昌济所说：“湖南与湖北分闱以后，文运大昌”，“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此分闱之效也”。

（三），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近代湖南几个人才群体都体现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经世致用，从人生态度上来说，就是以天下为已任，扶社稷，济苍生，不以一已私利为进退。从价值取向上说，是追求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学术风格来说，是联系社会实际，研究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注重学问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尚浮夸。

湖湘学派始终以“康济时艰”，“传道济民”为治学宗旨，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发扬光大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嘉道年间的贺长龄，魏源，也大力提倡经学，后来的曾，左，彭，胡，郭等莫不如此，不但提倡，更身体力行。

正是经世致用的学风，使湖南一批又一批才人志士，树经世之志，治经世之学，修经世之术，成经世之业。

（四），重教尚学之风极盛，促使湖南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湖湘士子的成才打下扎实的学问根基。清中叶之后，岳麓书院成为湖南人才兴起的大本营，以上的名人大多曾就读于此。戊戍维新运动中，湖南还成立了时务学堂和一批学会组织，都成为研究学问和培养人才之所。

（五），人才团队的集聚与人才链条的延伸效应也是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才需要发现，提携，扶持，正因为这样，人们看重千里马，更敬佩伯乐。而发现和培养提拔人才，往往先从自己熟悉的人群中开始，并逐步扩大，渐次延展，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群体。这方面，曾文正公和毛导师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