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白银不是流通货币，一般是制作成银器、首饰之类的商品。比如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　　但在税收时，可以以银锭形式交付，比如来源于市舶的白银赋税二千二百五十四两。　　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逐步上升的，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　　北宋初期的米价大约在每石300文到600文之间，中期（仁宗年间）在600文到700文之间，南宋初期米价则在2贯左右。那么以此推算北宋末年宋徽宗期间大约每石1贯左右应该算比较合理的。如果按现今大米价格每公斤2.5元来计算，宋代一石大米59.2公斤合148元，也就是算1贯铜钱合148元人民币。　　然后在和白银比，也就是说，大约一两白银能买大约60公斤米　　宋代300多年的历史上，“以银计价”的现象由徼至显，逐步发展。北宋时期白银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互换，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仍属于零星、偶然。　　南宋时期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银计量多种商品价值、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大量增加。两宋时期白银的价值尺度职能，经历了100多年的孕育、积累，在南宋得到了初步发挥。一8691(2009)05?0129-05唐宋以降，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日渐上升，对国计民生的影响不断加深。　　学术界对宋代的白银使用及其与货币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但对宋代白银货币化程度的认识，仍存在不少争议和疑虑o。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对宋代白银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以银计价”史料的挖掘、解读有一定局限，因而对白银发挥价值尺度的理解，仍有较大分歧⑦。本文拟在进?步搜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①如彭信威先生认为，两宋“白银只作大数目的支付。　　不用来表示物价南宋流通银会子的区域可能是例外。但在全国看来，民间的日常交易，不用白银所以不能说是十足的货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334页)高聪明认为：“因为白银在宋代商品货币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宋代以后白银的货币化是从宋代开始的，白银货币作用的加强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67页、82页)。②较早从货币职能出发，探究中国古代史上以银计价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博士。他在“《宋会要》还没有影印，其中的食货部分的抄本也还没有带到日本来”，“《四库珍本初集》和《四部丛刊续编》等也没有出版．宋人文集类的利用很是不便”，资料的搜集“调查也很不够”的情况下(《南宋时代银的流通以及银和会子的关系》，《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88页)，出版了《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书中就宋代以银计价方面，举出了3条用白银表示物价的例子，并据此认为唐宋时期金银均发挥了货币的作用，但毕竟用以表示物价的例子不多。此后，他“等到这些文献出版，就加反复地检查考察，结果，往往发现往年的研究有不完备不彻底的地方”。于1944年撰写了《南宋时代银的流通以及银和会子的关系》一文。但遗憾的是，在该文中他没有再按货币职能展开论述。国内学者中，马力先生《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宋辽金史论丛》第l辑)一文，曾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白银的货币职能，并就价值尺度方面补充了两条重要史料，一条是南宋接待金朝使臣须招待顿食、点心，不吃饭则折钱，“若折钱，使副折银三两三钱，都管九钱一分，”另一条是隆兴初“客人于镇江算请钞一袋。合纳正钱通货钱一十七贯六百文足。只用银五两三钱，每两官价三贯三百文入中”。汪圣铎先生主编的《两宋货币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4年，458页)，专列“金银用为价值尺度”一目，共收录了5条史料，其中4条已见于加藤繁和马力的论述，另一条为黄金，并省去了上述马力使用过的南宋隆兴初镇江以银算钞的材料。收稿日期：2009?05--05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明城乡市场发展与货币流通格局的演进”(项目号：0505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文成(1966～)，男，史学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129集中就两宋“以银计价”的史料作进一步索考、阐释，以期对深化宋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北宋时期的“以银计价疗由于“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阳蜘，货币对于白银来说，不是一种天然属性，而是一种社会属性。因此，“货币做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21tpll2)。“以银计价”，即直接以银为标准，用白银计量商品和财富的价值，表现商品价格。这是白银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的主要方式之一，对探究白银的社会角色是否完成从商品向货币的转变，是否实现货币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查考有关文献，宋朝开国之初，白银即已用于与多种商品交换。如建隆二年(961年)，宋廷“命左谏议大夫刘熙古诣晋州制置矾，许商人输金银、布帛、丝棉、茶及缗钱，官偿以矾”嘲'85翻。乾德二年(964年)宋廷榷茶，“诸州民有茶附折税外，官悉市之，许民于京师输金银钱帛，官给券就榷务以茶偿之”旧沸56誊)，等等。但是，在白银已参加多种商品交易的记载中，大多都没有留下“以银计价”的记载。甚至整个北宋时期，直接“以银计价”的例子，也为数不多。　　据笔者所见，在一定程度上把白银作为财富计量标准的记载，较早的事例可能出现在康定元年(1040年)。当时淮南提点刑狱郭维奏称：“川峡素不产银，而募人以银易盐。又盐酒场主者亦以银折岁课，故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　　而官得银复辇置京师，公私劳费。请听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给券受盐于川陕，或以折盐酒岁课。愿入钱，二千当银一两。诏行之。既而入银陕西者少，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并募入中凤翔、永兴。”plof183誊)从这一记载来看：第一，由于川峡盐酒课税长期折征白银，宋廷为了吸引商人到京师和陕西并边州军入纳白银，把折征的课银作为标准，对愿入纳铜钱者，实行了按每两2贯的比例，折算应纳铜钱的办法。第二，“议盐百斤加二十斤予之”说明，在京师和陕西并边入纳白银的商人，可能是至四川运销食盐的商人，至少他们与盐商关系密切。　　入纳白银，实质上是异地购买川盐。加盐之法，属于降低盐价、奖励商人入纳的措施。　　于是，在白银与川盐之问，白银又具有了计量川盐价值的含义。尽管这可能是康定元年宋夏战争期间，西北和京师白30银紧缺条件下，宋廷临时采取的措施，且效果似乎不佳。　　但应该说，白银已偶然地成为京师及陕西并边入纳铜钱、四川出售食盐的计价标准。此后，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癸卯，三司在言及河北籴便粮草时称：河北籴便粮草改行见钱法后，又曾“别立草料钱，以银缩绢及茶本钱折”。但由于商人无利，“遂增草料虚钱”，并曾一度“以银、触、绢估直”嗍沸305翻。这里所增的草料虚钱，似乎与通过铜钱计价、以“银触绢及茶本钱”折价支付的草料钱有所不同。而且因为“铀绢本非河北商人所须”，实际用于“估直”??计量草料价值的，已有可能是白银。当然，在这里仍难以排除白银与草料均用铜钱“估直”的可能。　　与前一事例相比，这已是40年后出现的情况，但“以银计价”的含义，似乎仍较为模糊。延至北宋末年，金人围开封，宋廷被迫承诺以巨额金银犒军。李若水在札子中记录了宋臣们对犒军金银的议论，称：“城下所许金银，臣等初不知其的数。既见馆伴说，乃知如此之多，遂痛言当初使人不量朝廷有无，胡乱许耳。今库藏已竭，那里得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金人曾有言：“若果是无时，以他物准折。”嘲55奄)从这条记载看，似乎金人已将白银置于价值尺度的位置上，把白银的数量作为计算标准，允许用其他商品折价充抵白银。而当汴京确实难以括出足够的白银时，金人的主张在汴京正式付诸实施：宋廷“又以象、玉、珠、犀、脑、麝、沈、檀之属，准折金帛之数”旧沸59暑)。李若水所记不虚，而“金帛”之数成为标准也确实发生了，白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价值尺度的作用。与上述情况不同，北宋文献中白银参与交换，并在交换中与其他商品一道，用铜钱计价的事例，却不胜枚举。如景德二年(1005年)改茶法，实行的是“其于京师入金银绵帛直钱五十千者，给百千实茶。河北缘边入金帛刍粟，如京师之制，而增茶十千，次边增五千。河东缘边、次边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陕西缘边亦如之，”四滞60．)。　　这里无论宋廷出售的专卖物资茶叶，还是商人换取茶叶的金银绵帛，无一例外均首先用铜钱计价，然后互换。又如天圣四年(1026年)淮南制置发运使方仲荀与屯田员外郎辛惟庆奏准，将“闽侯官十二县共管官庄一百四。熟田千三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估钱三十五万贯”，卖给二万二千三百名佃户时，明确规定既可“送纳见钱”，也可以用“但堪供军金、银、纳、绢依市价折纳，如愿一并纳足价钱，亦听从便”川c垤六三之一七五)。宋廷出售的官田，与佃户购买时付出的金银纳绢，同样首先用铜钱计价，然后互换。由此观之，北宋时期白银虽已广泛参与市场交换，可能零星、偶然地被用作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和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以银计价”的意义。但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有限，且有关事例发生时的背景也多少有些特殊。如果以此判断白银是否已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确实显得依据不够充分。二、南宋时期的“以银计价”如果说北宋时期“以银计价”的事例较为少见的话，南宋时期的情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南宋后，有关直接“以银计价”的记载明显增加。其中，最典型的当数南宋购买广马的交易中，出现了长期持续地以银计算多种商品价格的记载。南宋初期，宋廷对马的需求剧增，广马交易空前繁盛，马价大幅度上涨，金银用量相应增加。但南宋初年市马所用钱物，遍及钱、帛、金、银、食盐等，既未专用白银，也未明确以白银计价。　　可绍兴七年(1137年)后，买马仍用金、银、锦、绮、盐，而计量马价者已主要是白银。　　此时每年虽用“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绮四百疋，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匹”。但“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处或博黄金二十两”fsllvms--4研。至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朝廷命广西帅臣即横山寨市马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岁捐黄金五十镒，白金三百斤，锦二百，施四千，廉州盐二百万斤，而得马千有五百匹，良马高五尺，率直中金五镒，他以是为差”嘴162锄。不仅市马数量不减，马价不减，只用银计马价，而且据周去非记载：“盐锦彩缯”等，也全部“以银定价”1孵帅。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广西市马发生了一些变化，且弊病不少，其主要变化和弊病是：原来“每与蕃蛮博易，则支与铤银。或要器皿，以铤银打造。今者多集银匠以铤银钰销，央入赤铜。元(原)法每盐一箩，计一百五斤，算银五两折与著蛮今则以二箩分作三箩，折银壹拾伍两。元(原)每马四尺一寸算银三十六两，每高一寸加一十两今市马作两样赤(尺)度等量，每银一两折钱二贯文足”7噼=之二七1。这说明，广马仍用银钱锦盐等交换，并以银计价，实际支付盐时，也统一以银计盐价。相应地，随马从大理国贩运而来的“长呜鸡”，也出现了以银计价的记载，“一鸡直银一两”[1011嘲。不仅如此，这条材料还说明，以银易马及由之而来的用银度量和表现马的价值，并非宋人从蕃部习得，不是宋朝辖区以外的影响所致，而是宋朝内部买马者率先用银计算马值及买马诸物之值。因此，宋廷买马用的是初具货币形式的“铤银”，而大理国的卖马者要的却是商品形式的银器，卖马所得的铤银常常要销铸为器。因此，大理国的马役所还干脆用铜铸成银铤形的“南部马市金一两”，用于度量卖马所得的金银的重量111删。除广马交易中持续用银表示多种商品价格外，南宋时期还出现了用银计粮价的记载。淳熙间(1174～1189年)“均州岁进贡银七百两，缘极边本非产地，往往运米麦于金州回易起发。每米一得银一两，岁以千为?纲，足充进贡”。可是，知均州张昌诗两年之间起4纲，用米麦5000，也只是完成了上供700两的任务。　　于是言者奏论，使张昌诗降一官聊昭七二之霸五)。　　显然，这里所说的卖米麦1得银1两，并不是记述一次具体的银粮互换，而是说每年都进贡白银，正常年景下l粮的价格为银1两。　　以此计之，售千粮可得银千两，进贡700两耗粮5000，当然应予降官。铸钱用的铜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商品，宋廷至迟在哲宗时已用白银买铜，南宋时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国瞟472誊)、陶沸37翻。甚至将才从坑冶中炼出来的白银用于买铜，已成为南宋提点坑冶铸钱司增铜铸钱的经常性措施。在白银与铜的频繁交换中，用银计铜价已不可避免。　　乾道九年(1173年)正月二十六日，权发遣处州姚述尧被旨措置银铜坑冶。　　他上任后，对处州民自备工本开采的库山等矿，实行了“铜以工价收买”的办法。　　其办法是收买铜时官府付出白银，并规定坑户“将净铜就官卖，约计工费”，“纳铜四斤，请官银一两”哪l宦目三之?穴，q。这里所说的显然不是一次具体的交换，不是一次4斤铜换1两银的具体事件，而是一条适用于收购所有铜料的规定，是宋廷向坑户正式公布的铜料收购牌价：收4斤铜，付“工费”银1两。银铜交换中，白银以一般等价物的身份，计量铜料的成本价格。更进一步，在铜钱仍旧是货币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业已形成了兑换关系。因此，在银钱兑换中，甚至出现了用银计量铜钱的记载。如绍兴末年，宋廷曾批准湖广总领所“于二十九年四川发赴行在银内，截拨钱五十万贯，计银一十五万余两”n94t)。　　宋廷须拨湖广总领的50万贯是钱，但用银计量，相当于白银15万余两。此外，民间用白银计价的事也更多地见于记载。如周密记载“长沙茶具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宋人131造海船，“桅梢之木日铁棱凡一合直银五百两”14?嗍)。又如“宜兴段承务，医术精妙”。　　他看一次病开价是“五百千”，且不含药费。　　看完病后患者“别奉银五十两为药资，段益索至百两，乃出药为治，数日愈”[15(171唧。显然，段承务的药用银计价，他与患者还就用银计量的药价，进行了讨价还价。更为重要的是，南宋时期白银还用于总计多种商品的价值。马力在《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一文中，曾引用了南宋接待金使的各种饭食折银的例子，正属于这种情况。　　周密在言及绍兴间(1131～1162年)宋朝向金人交岁币时也称：“自初交至结局，通支金人交币官吏糜费银一千三百余两金三十五两，木绵三十六疋，白布六十二疋，酒三百四十石，共折银六百二十两。”：职)至少周密已在这里用银的重量来计量金、木绵、白布和酒的总价。无独有偶，当周密记及金朝使臣入宋后，宋廷支赐例物时，又一次称：“赐茶酒名果，又赐使副衣各七事，幞头牙笏一副共折银五十两。”-聊s师从文意来看，将茶、酒、名果及衣服、牙笏“折”为银者，不是周密，而是宋廷。　　此外，《宋会要辑稿》中也出现了类似记载，而折为银的物资，包括了属于常赐的衣服、例物，有属于别赐的红锦、绫罗、透背、鞍辔、马、散马、绢、杂色裹绢、盖碗等等咧晡五t三五)。同样，宋朝民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绍兴二十二年，僧若冲住泉(州)之西山广福院。　　中夜有僧求见，冲讶其非时。僧日：某贫甚，衣钵才有银数两，为人盗去”，珊，-)。这里的衣钵本不一定是银器，尤其是与“某贫甚”相连用，其意所指当是云游僧人的财产。因此，其随身携带的衣食之资及生活用具??衣钵，可用银计价，值“数两”。在《袁氏世范》中，袁采也告诫人们，“人有兄弟子侄同居，而私财独厚，虑有分析之患者，则买金银之属而深藏之，此为大愚。若以百千金银计之，用以买产，岁收必十千”prj蚴)。在这里，“若以百千金银计之”，似乎不仅仅是用银度量、表现家产的总值，甚至是用银计量铜钱一类“浮财”的价值。显然，进入南宋以后，直接“以银计价”的现象已不再是个别零星的偶然情况。　　宋人文献中，无论是把白银作为计价标准，用白银计量多种商品的价值，还是直接用银表现商品价格的记载，都已大量出现。三、“以银计价”：一个由微至显的漫长过程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考释，我们清楚地看132到，宋代已较多地出现了“以银计价”的记载。特别是南宋时期，不仅在岭南与大理国的马市贸易中，长期以银计量马、盐、绢帛等多种商品的价值，在内地也用银计量粮食、铜(甚至铜钱)、茶具、木材、药品等商品的价值，还用白银总计多种商品的价值，甚至计量家财的数量。“以银计价”的史料并不像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所举那么单薄，也不仅仅限于马力在《论宋代白银货币化问题》中所补充的两条。在此基础上，结合宋代银钱兑换关系形成、白银与绢帛及其他商品的区别日益凸显、白银逐步单独用于与商品互换等情况来看(t啊船嗍，在宋代的商品一货币关系中，白银的社会角色，已完成了从商品向货币的转变，货币化业已实现。此后的白银，已不再仅仅是普通商品，而且是一种特殊商品??货币。即使是以器饰形式存在的白银，也同时发挥着货币的贮藏职能，是一种处于贮藏状态的货币。如南宋都城“杭州大街，自五问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嗍唧凹。这类摆在铺席前的银器，主要用途已不是供人观赏的器皿，而是备客人兑换、算请茶盐钞的“看垛钱”。因此，宋孝宗时，辛弃疾面对“江右大饥”，“令尽出公家官钱、银器，召官吏、儒生、商贾、市民各举有千实者，量借钱物，逮其责领运籴，不取子钱，期终月至城下发粜，于是连樯而至，其直自减，民赖以济”烈第401卷)。庆元二年(1196年)陈谦在湖广总领的任上，也曾“抑损燕馈，器用崇奢者，还之金银，以市军储”田脚。　　他们实际上已把金银器当成货币，并用于籴买粮食、“军储”，把具有货币贮藏职能的银器，重新投入流通。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从两宋时期“以银计价”的史料中我们还看到，北宋时期“以银计价”的记载较少，零星、偶然，且含义较为模糊。　　南宋以后，不仅有关记载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涉及面明显拓展，含义更加清晰明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宋代“以银计价”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微至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白银曾经长期与绢帛、粮草、茶盐、犀象香药、土地田宅一样，作为普通商品，一道被广泛用于与其他商品交换。　　但交换中用于计价的是铜钱，而不是白银。因此，成平三年(1000年)王禹偶说：“夫百货所聚，必有一物主之。金玉，重宝也，滞于流布粟帛，要用也，滥于湿薄。权轻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钱乎。”阎第17卷)此后的康定二年(1041年)，李觏在《富国策》中亦称：“珠玉金银，其价重大，不适小用。　　惟泉布之作百王不易之道也。”12310916卷峰十对人们发现金银具有“以其器成而可革，革之而不耗也”的特性，上下追逐并广泛使用金银而价格上涨，甚至可能导致“官增其费，民坏其产”的问题，建议“明立制度，其用金银上下有等，多少有数，匹庶贱类，毋得拟”，以达到“金不可胜用”的目的嘲第16卷)。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白银的使用日益普及，但离“以银计价”还有较大距离。　　即使出现“以银计价”的记载，也只能是零星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用银作货币的意义。但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两条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记载。其一是熙宁十年(1077年)，面对宋神宗“公私钱币皆虚，钱之所以耗者，其咎安在。”的问题，沈括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以金银作币材的建议。　　他说：“古为币之物，金、银、珠、玉、龟、贝皆是也，而不专赖于钱。今通贵于天下者金银，独以为器而不为币，民贫而为器者寡，故价为之日轻。　　今若使应输钱者输金，高其估而受之，至其出也亦如之，则为币之路益广，而钱之利稍分矣。”献第283韵尽管沈括的建议是否得以实行史料缺载，但至少说明当时人们已或多或少意识到了用银作货币的问题，预示着离经常出现“以银计价”的现象，已经不远了。其二是在沈括提出这一建议近100年后，乾道六年(1170年)时南宋官员认为：“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而不可行于有事之际。或边方有风尘之警，则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钱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x食赞五六之七l。在经历了这样一个上百年的历程之后，在人们已认为楮币难行时“以银代钱，无往不可”，白银与铜钱之间，已到了难分彼此的地步。宋人“以钱计价”之外，出现大量“以银计价”的现象，至此已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两宋时期“以银计价”的出现。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由微至显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北宋时期主要属于孕育、积累阶段，“以银计价”开始萌芽，尚不够明显。　　但正是经历了北宋时期的孕育和积累，南宋时期“以银计价”较多出现，宋人已开始把白银作为标准，用它来计量商品和财富的价值，表现商品的价格。仅仅从北宋“以银计价”史料不多而否定宋代白银货币化，与忽视白银货币化漫长的前期积累，仅仅以南宋史料说明整个宋代的白银货币化，似乎都难免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