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 (Vincent van Gogh，1853—1890)生于荷兰乡村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早年做过职员和商行经纪人，还当过矿区的传教士。他充满幻想、爱走极端，在生活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最后他投身于绘画，决心“在绘画中与自己苦斗”。他早期画风写实，受到荷兰传统绘画及法国写实主义画派的影响。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巨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在阿尔，凡高想要组织一个画家社团。1888年，高更应邀前往。但由于二人性格的冲突和观念的分歧，合作很快便告失败。此后，凡高的疯病(有人记载是“癫痫病”)时常发作，但神志清醒时他仍然坚持作画。1890年7月，他在精神错乱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
　　这位易于激动而富于神经质的艺术家，在其短暂一生中留下大量震撼人心的杰作。他的艺术，是心灵的表现。他曾说： “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他并不关注于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注重表现对事物的感受。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 “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奥夫沙罗夫编《凡高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为了能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所谓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他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在他画中，浓重响亮的色彩对比往往达到极限。而他那富于激情的旋转、跃动的笔触，则使他的麦田、柏树、星空等，有如火焰般升腾、颤动，震撼观者的心灵。在他的画上，强烈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色彩与笔触的交响乐中。




《自画像》，凡高作，1889年，油画，65×54厘米，巴黎，奥赛博物馆藏。

　　凡·高把第二幅自画像(即本幅)看作自己神志正常的标志。我希望你能看出我面孔比过去平静得多了,尽管在我自己看来我的神色比以前茫然呆滞了些。我带有另外一幅,那是我在病中试着画的,不过我觉得你会更喜欢这一幅,我在创作这幅画时有意画得简约质朴些。等你见到老毕沙罗时,把这幅画给他看看。
　　与凡·高自己看法正相反,这面孔绝非平静,表情也绝非茫然呆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坚定、专注、决不退缩。作者用旋动的冰蓝色笔触描绘出似乎在颤动的背景,背景衬托出身着中产阶级上衣和坎肩、留着桔红色头发和胡须的画面主公,同时画家的面孔又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气质性光彩。凡·高这幅作品的目的即是暗示自己要恢复信心。他让泰奥把这幅毕沙罗看,这表明他急切地想离开医院,想回到画家群体的环境中去。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写道: 一个人毕竟不应该仅仅作画,他还必须跟人见面,必须不时地调整自己的情绪,并且通过与别人的接触给自己补充思想内容。凡·高把这幅作品看作自己身心复原和可以重新作画的标志,因此当他回到北方时,便从泰奥那里将它取走,把它带到了奥弗。
　　这幅作品感动了奥弗的加歇医生,他想要一幅摹绘品。然而凡·高并没有留的摹绘品,不过也许是为了让这位恩人高兴,他采用这幅作品的色调和笔法风格,为医生画了一幅肖像。
　　凡·高的自画像所表现的是现代画家的气质与抱负,是从画家的立场上追求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境界。
　　背景使用灰蓝色的连续曲线,产生如旋涡般的效果。木然的神情与变动的背景形成对比。而他的眼神,就如安东尼阿得所说的,能把一个人穿透一般。




《吃土豆的人》，凡高作，1885年，油画，82×114厘米，阿姆斯特丹，国立文森特·凡高艺术馆藏。

　　凡高早期接触社会下层，对劳动者的贫寒生活深有感触。他受米勒影响，想当一名农民画家。 《吃土豆的人》便是他该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充分反映了凡高的社会道德感。他选择画那些农民，主要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与这些贫穷劳动者之间，有某种精神上和感情上的共鸣。他在给其弟弟提奥的信中写道：“我想强调，这些在灯下吃土豆的人，就是用他们这双伸向盘子的手挖掘土地的。因此，这幅作品描述的是体力劳动者，以及他们怎样老老实实地挣得自己的食物。” (奥夫沙罗夫编《凡高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第149页)
　　在这幅画上，朴实憨厚的农民一家人，围坐在狭小的餐桌边，桌上悬挂的一盏灯，成为画面的焦点。昏黄的灯光洒在农民憔悴的面容上，使他们显得突出。低矮的房顶，使屋内的空间更加显得拥挤。灰暗的色调，给人以沉闷、压抑的感觉。画面构图简洁，形象纯仆。画家以粗拙、遒劲的笔触，刻画人物布满皱纹的面孔和瘦骨嶙峋的躯体。背景设色稀薄浅淡，衬托出前景的人物形象。凡高自己称这幅画是“表现主义的诞生”。他说： “我不想使画中的人物真实。真正的画家画物体，不是根据物体的实况，……而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画的。我崇拜米开朗基罗的人物形象，尽管它们的腿太长，臀部太大”。有人指责他这幅画中的形象不准确，而他的回答是： “如果我的人物是准确的，我将感到绝望，……我就是要制造这些不准确、这些偏差，重新塑造和改变现实，是的，他们能不真实，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比实实在在的真实更真实。” (奥夫沙罗夫编《凡高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150页)



《向日葵》，凡高作，1888年，油画，95×73厘米，伦敦，泰特画廊藏。

　　凡高于1888年2月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在那里他深深地为南方璀璨的阳光而激动。他在给埃米尔·伯纳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狂喜，他说，那里的河是翠绿的，落日象熔金的炼炉，太阳是金黄色的，“在我眼里，此地的乡间，气氛宁静，色彩绚丽，……与人们在日本版画中见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他强烈地爱上了遍地生长的金色向日葵。他设想用“一系列黄色”的变奏，来画一组以黄色或蓝色为背景的向日葵静物画，并用它们来装饰他在阿尔的居室。他一共完成了六幅向日葵组画。在这些画中，他以抒情的笔调，充分展示了那些金色黄花的绚丽光彩。这幅<向日葵)作于1888年8月，是其重要代表作之一。
　　这不是一幅传统的描绘自然花卉的静物装饰画，而是一幅表现太阳的画，是一首赞美阳光和旺盛生命力的欢乐颂歌。画中，那一朵朵葵花在阳光下怒放，彷佛“背景上迸发出燃烧的火焰”。正如凡高自己所说“这是爱的最强光!”
　　凡高表现向日葵的手法，也是别出心裁，他采用1简化的手法描绘物象，使画面富于平面感和装饰的意味。画面以黄色和橙色为主调，绿色与蓝色的细腻笔触，勾勒出花瓣和花茎。籽粒上的浓重色点，具有醒目的效果。那大胆恣肆、坚实有力的笔触，以不同的走势，在明亮、灿烂的底色上找寻不同的结构与色调，把朵朵向日葵表现得光彩夺目，动人心弦。




《星夜》，凡高作，1889年，油画，74×92厘米，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1889年，凡高的疯病又一次发作。在与高更的一次激烈争吵之后，他割下自己一只耳朵，并用手帕包着送给一个妓女。此后，他被送人了圣雷米的疯人院。他在那儿共呆了一年零八天。其间，他仍然勤奋作画，完成了一百五十多幅油画和一百多幅素描。他此时的绘画，已完全地趋于表现主义。在他的画上，那些象海浪及火焰一样翻腾起伏的图像，充满忧郁的精神和悲剧性幻觉。油画《星夜》便是他该时期的代表作。
　　这幅画，展现了一个高度夸张变形与充满强烈震撼力的星空景象。那巨大的、卷曲旋转的星云，那一团团夸大了的星光，以及那一轮令人难以置信的橙黄色的明月，大约是画家在幻觉和晕眩中所见。对凡高来说，画中的图象都充满着象征的涵意。那轮从月蚀中走出来的月亮，暗示着某种神性，让人联想到凡高所乐于提起的一句雨果的话： “上帝是月蚀中的灯塔”。而那巨大的，形如火焰的柏树，以及夜空中象飞过的卷龙一样的星云，也许象征着人类的挣扎与奋斗的精神。
　　在这幅画中，天地间的景象化作了浓厚、有力的颜料浆，顺着画笔跳动的轨迹，而涌起阵阵旋涡。整个画面，似乎被一股汹涌、动荡的激流所吞噬。风景在发狂，山在骚动，月亮、星云在旋转，而那翻卷缭绕、直上云端的柏树，看起来象是一团巨大的黑色火舌，反映出画家躁动不安的情感和狂迷的幻觉世界。
　　凡高在这里，并没有消极、被动地沉溺于他那感情激流的图象中。他能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从作品中抽离出来，并且，寻找某种方式，用对比的因素与画面大的趋势相冲突，从而强化情感的刺激。我们在画中看见，前景的小镇是以短促、清晰的水平线笔触来描绘的，与上部呈主导趋势的曲线笔触，产生强烈对比；那点点黄色灯光，均画成小块方形，恰与星光的圆形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教堂的细长尖顶与地平线交叉，而柏树的顶端则恰好拦腰穿过那旋转横飞的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