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规模最大、艺术特点最明显者，首推敦煌。唐代时期所开凿的窟龛，占全部敦煌石窟的半数。所塑造的菩萨造像，从形象上和装扮上，基本上依据当时美人的典型形象，其座姿出现了一腿盘起、一推下垂的半倚坐式。世俗化的美丽已打破了宗教禁锢的气氛，更为强调艺术效果，似与参拜者对话。我们可以把同时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周昉等人的作品与之相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体态比例上、仪表外形上更加具有活力。比之于前代宗教雕塑艺术的肃穆与出世，唐代的佛教造像很好的把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继有博大凝重的一面、又有典雅鲜活的一面；继又威武有力的一面、也有柔和细腻的一面唐代的人物雕塑很注意人物性格，尤其是在处理群雕的人物关系时，很好的把握了人物之间的内在情感交流。比如佛主与弟子迦叶、暗阿难三者的塑造，就有多种形象变化，两个人物一老已少，一个汉族人形象，一个是印度人形象，尽管都表露出虔诚的神态，但仍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之不同。再比如护法力士像，其职司决定了他们强力威武的形象，面部表情激烈、四肢肌肉发达，更加衬托出菩萨的慈祥。不同性格的人物塑像是群雕人物关系动静结合，突出中心，符合了雕塑美的形式法则。
龙门石窟唐代雕刻，占其多数。它的优点在于基本上保持了唐代原作的原貌，而敦煌的作品有很多是经后代艺人整修过的。这一时期的雕像普遍宏伟庞大，体型饱满。以盛唐时完成的奉先寺为代表，中央大佛（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与之并列的另外8尊雕像也都在10米以上。大佛有明确年代题记（672年），据传说大佛的面部是参照了武氏则天的形象雕凿的，这种传说并非完全不可能，在佛像台座上的题记中记录着：“……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有许多石窟的中、晚唐作品明显不如其前代，有许多减色，尺度、体量、气魄都出现退化的迹象。
陕西境内的唐代石窟，有太原附近的天灵山石窟，可惜的是在旧社会是已被盗劫，几近掠空，现都被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从现在仅存在14窟当中的一件跌坐菩萨残体来看，中国古代雕塑家以精确的掌握了人体比例以及结构，衣褶、饰物的写实雕凿能力也十分高超。
山东一带在当时为经济不发达地区，所以其石窟开凿规律有限。以济南附近的一些小型窟龛群为主，如千佛山、佛回山等处。千佛崖有贞观18年（644年）题记，但整体上损毁比较严重，从仅存一些雕像残体上，依然可以看出当时的富丽、细致、优美的风格。
四川的广元、巴中、通江以及川南的邛崃、乐山、夹江等地散落着许多摩崖石刻。四川自秦汉以来被称为“天府之国”，佛教在此地特别兴盛，全省有大小摩崖石刻群二十余处。据考证，广元千佛崖的最早开凿年代在唐开元年间，其尺寸虽然不大，但都雕刻与陡峭山崖之上，形式复杂，人物众多，有大大小小造像近两万躯。从雕塑风格上看，这些作品是研究唐代雕塑艺术脉络变化的很好资料。最为世人瞩目的要数乐山大佛摩崖雕像，它比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高53米，现已被毁）还高出18米。于公元713年始雕，到803年完工，用了九十年的时间。乐山大佛是借用整个山体开凿的，脚下就是奔腾的三江汇合激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如此巨大的雕像，比例合度，逞坐势，身着袈裟，面部表情安详、沉稳。大足石刻不仅以南宋雕像群驰名于世，其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的石刻也比较有代表性。大足石刻的部分雕像由晚唐、五代、宋代交错于一处，比较难以分辨。其中有明确题记的唐末乾宁三年（896年）的龛像最为精美，除三、四百个佛经故事人物、亭台楼阁、山树花丛、伎乐飞天以外，还有几十个世俗的供养人。
唐代末年，政权分裂。907年，黄巢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被其叛军将领朱温所窃，在河南开封建立起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接着而来的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这还不算完，近乎同时，天下大乱相继出现了武（扬州）、吴越（杭州）、楚（长沙）、闽（福州）、前蜀、后蜀（成都）、南唐（南京）、南汉（广州）、北汉（太原）、南平e59b9ee7ad（湖北）等十个割据势力，成为“十国”，这期间的混乱堪比南北朝以前五胡十六国，但只有五十余年的时间。这一时期雕塑艺术风格，基本上承袭了晚唐的形式。从理论上讲，曾建都于四川的前蜀、后蜀，应该留有石窟造像，但由于这一段历史较短，不易明确辨识他们的单独存在形态。最容易得到的直接资料还要有求于敦煌莫高窟，明确标明为五代时开凿的洞窟多达28个。由于地处偏远，当内地乱成一团的时候，此处却没有受什么影响。但这一时期的彩塑明显带出僵化、繁琐、程式的痕迹，远不如盛唐时期那么华丽宏伟了。
习惯上，人们把与皇帝有关的坟墓成为“陵”，唐代皇帝的陵墓大都分布在西安附近，有十八处之多。唐代帝陵有较为固定的格局，在双城墙体之间设立石雕像群。唐帝都以山为陵墓主体，陵前雕像有动物或人物。如昭陵前置14个人物雕像，是太宗所治伏的外番俘虏，象征别处小国的归顺；献陵前有石虎、石犀，体积巨大，造型简洁有力。这期间最为著名的雕塑艺术当推“昭陵六骏”，这是为纪念李世民在开国战争中立下功劳的六匹战马所制作的六块浮雕。当年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绘画图形，由雕刻师凿于石上，据说还有大书法家欧阳询题写了太宗为之歌功颂德的词句，可见其价值之高。这六匹神奇的战马都有自己的名字：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令人痛惜的是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浮雕，在1914年被军阀盗卖境外，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六匹西域名驹的浮雕作品，显示出唐代动物雕塑的成熟，使浮雕艺术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境地。唐代先后出现了许多动物画高手，如曹霸、韩干都是画马高手，而“昭陵六骏”的创作年代还要早于他们。
乾陵为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和葬地。陵墓石雕众多，有狮、人物、仗马、朱雀、华表等等，上百个之多，都是坚硬的石雕，反映出当时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雕塑家的无尽才能。在石像群中，文武伺卫的雕刻也十分突出，体态稳健、端正庄重，但面部表情各不相同在乾陵的门上，有多达六十与个番使雕像群，令人心痛的是，那写形象生动写实、表情面貌各异的脑袋全部被外国盗墓者砍去，实实令人痛心疾首！
此外，武则天母后顺陵、唐睿宗桥陵以及恭陵、定陵等皇室陵墓都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的石雕艺术作品。从总体上看，唐初的风格比较简略，昭陵六骏偏于写实，大体走向精熟。
唐代的雕塑艺术从随葬的明器上也能看出一斑，当时的政府机构中专门设置了陵墓石刻以及明器制作的管理部门，名曰“甄官署”。这一时期的明器雕塑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题材极为广泛，以人物、动物为最多。女人俑的造型特点与当时的大众审美趣味相吻合，正如当时仕女画上所表现的形象，以肥胖、丰满为美，仪态端庄、衣饰华丽。女子骑马出游也是唐代的时尚，这在当时的绘画、雕塑以及工艺装饰中频频出现。由于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比较发达，许多外国客商来中国经营或生活，这在明器雕塑中多有表现，如“胡人舞蹈”、“西域奴仆”、“骑马商人”等形象随处可见，甚至还有非洲黑人的形象。镇木力士像是唐墓中所常用的，多为三彩陶器制成，其形象威猛，类似佛寺里的金刚力士，具有鲜明的形象特点，省唐时期，天下一片歌舞升平，俳优歌舞广泛流行于皇室和民间，所以在唐代墓穴中也大量出现手舞足蹈的俳优俑，动作夸张、表情丰富，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平。这些明器雕塑对我国古代的戏剧、音乐等艺术领域的研究，也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对当时的服装、服饰之研究，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唐代以河南洛阳为东京，周边地区盛产陶瓷。明器雕塑以陶质三彩为主。三彩是陶器的一个特殊品种，烧成温度较低，土质可塑性尚好，釉料中的主要成分是铅，以铁、铜、锰等氧化金属为着色剂。这种色彩变化比较丰富的低温釉非常适合制作艺术品，易于流动的釉面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效果。自唐以后，陶瓷明器基本上占据了主要的使用材料，很少再见到石雕、木雕或铸铜了。
唐代的随葬品中，动物雕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种类。其中，马和骆驼是最为常见的，这是当主要的交通、运输、征战以及出游等的工具。由于当时的农、牧、畜业也比较发达，牧猪人上缠饲养过的动物也都被制成微型雕塑，如鸡、狗、猪、牛、羊等等，如同墓主人生前的环境。
装饰性的建筑构件雕塑，也是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艺术分支。尽管唐代的皇宫也是倾力而造，如著名的大明宫等，但这一时期的砖、瓦等建筑构件上的纹饰浮雕，却比秦、汉时期要逊色得多。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建筑上开始大量使用彩绘装饰而造成的。唐代的华丽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了，而其他类型的建筑，如桥、塔等，也是极为旱见，上面的装饰性浮雕看来没什么可取之处，多是一些夔龙、缠枝花一类的图案纹饰。
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能得以传名，实在是一件万兴的事，同样，这是由于他的绘画才能也比较高超。他曾与吴道子为画友，后自认为画不过吴道子，改攻雕塑，至炉火纯青只地步。
相传，千手千眼佛像是由他首创的，一直流传至宋代的《塑诀》是我国独一无二的雕塑理论著作，也是出之于杨惠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无法见到他的作品原件。在他之前，见之于《历代名画记》的雕塑家还有一位韩伯通，他是唐初时的“相匠”，为宫廷塑像工作服务。有的雕塑史论家把隋朝的李春也列为雕塑家，似有牵强之处。李春是著名的“赵州桥”的设计家和修造的主持者，桥上的建筑装饰未必出于李春之手，所以把他列桥梁设计家更妥些。
唐代走向衰亡以后，从十世纪至十三世纪，中国经历了宋、辽、金的历史阶段。雕塑艺术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风格现象，也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上趋于写实，材料使用也更加广泛，制作工艺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不如汉唐时期，在整个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占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