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艺技术发展对一代造型的影响

工艺材料与工艺技术是制约着造型的，一件陶瓷器皿得以成型，必须有一定的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的物质保证。工艺材料和工艺技术不仅是陶瓷造型的具体表现手段，也为造型提供了美的必要条件，对造型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陶瓷造型品种和式样的不断丰富和多样，与每一时代工艺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工艺材料的变革与工艺技术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陶瓷造型的不断发展。

历史进入清代初期，制瓷手工业特别是官窑器物，比明代采用了更多的高岭土，清初瓷器已接近现代硬质瓷，高岭的用量已达配方中的一半。烧成温度亦随之增加。因而清代瓷器即使烧造形体变化非常复杂、线条转折及其多变的造型，在康熙朝诸如镂空香薰、贲巴壶和福字壶、禄字壶、寿字壶等也能做到形体不走样。胎质精良这一新的工艺成就，使康熙朝烧造气势磅礴或玲珑剔透的器物，在工艺材料上得到了物质保证。

康熙朝制胎原料，不仅成分配比有所改变，原料的处理也做到精细淘洗。这时的瓷胎质白缜密、坚硬纯净，素有“糯米汁”之艳称。它和明瓷相比显得更加细腻、滋润，少有杂质，一般不借助放大镜，肉眼难以发现孔眼。康熙瓷胎组织结构致密、均匀，这一物理上特征，使瓷胎比重大为增加，这也就是通常所称道的康熙瓷器胎薄、分量重。上述特征在一定程序上增强了器物的稳定性，可减少因外力稍一作用就被碰倒的危险。总之，康熙时期在工艺材料上这些突破，对一代造型的丰富和发展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工艺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提高，对陶瓷造型更是有直接影响。康熙朝瓷器造型准确、规范，成品率较高，与成型方法日臻完善和技术更趋成熟有密切关系。康熙时期将不同单体和不同部件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成型工艺推向了高峰。瓷器的烧制，圆器较之琢器成型相对比较容易，但康熙时期风行的“套杯”和“攒盘”却显示出康熙朝圆器成型上的非凡技艺。“套杯”，这一前所未有器物，由口径大小不一、器身深浅不同的几个单体套装成一个整体，把它散开又形成依次递减的一组群体。这种由大到小的套叠，在成型时必须严格把握每个单体尺寸大小，这样才能依次进行套装。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青花人物纹套杯”三个一套，套叠自如，足见成型上的高超技艺。“攒盘”是用以招待宾客时盛装茶点果品的一种果盘，它由十块甚至多达十二块的几何形单体，组成一个圆形或海棠形的整体，这种器物的攒聚，要求做到单体之间弥缝紧密、浑然一体，其难度更是显示成型技术的精湛和成熟。

瓷器之所以被称之为“火的艺术”，乃因烧造火候不仅对釉、彩，且对胎体也起着重要作用。一件器物烧成，需要适当的烧成温度，如果欠烧，坯体就不能很好地瓷化；烧成温度超过胎料的烧成范围，坯体因过烧而引起膨胀，甚至使坯体变形。因此一件器物的胎体即使塑造得相当成功，但由于烧成过程中窑内温度控制得不好，便会出现坍塌和夹扁等毛病。那么，再好的胎体塑造也会毁于一旦。所以烧成火候在一定程度上对造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清代由于窑炉的进一步改革，到康熙年间出现一种瓮形窑，无论内部结构还是烧成技术都更为合理和日趋成熟，使得所烧产品避免了生烧，烧成温度比明瓷有了进一步提高。烧成温度的提高，也是制瓷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对造型来说，它可以增强胎体的强度和硬度，减少形体的变形，而且对扩大造型的范围起着重要作用。

二、在历史沿革中具有新意

清代进入康熙时期，经济有所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为满足各阶层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当时瓷器造型，在样式上较前代有显著的增加，达到所谓“制作日巧、无物不备”的境地。这时器物的形制除了传统的碗、杯、盘、钵、瓶、罐、壶、尊等器皿继续大量生产之外，还出现了帽筒、帽架、灯罩、鼻烟壶和嵌于屏风、床上的瓷板等新品种。同一形制因形体变化在样式上也非常丰富多样，诸如瓶类器物有梅瓶、天球瓶、蒜头瓶、筒瓶、葫芦瓶、棒棰瓶、荸荠扁瓶、胆瓶、柳叶瓶、玉壶春瓶、锥把瓶、菊瓣瓶、撇口瓶、直口瓶、蟠螭耳方瓶、瓜棱双耳瓶、盘口莲瓣瓶等众多样式，特别是棒棰瓶、荸荠扁瓶、柳叶瓶、锥把瓶，其独特的形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他如尊类有观音尊、橄榄尊、莱菔尊、马蹄尊、琵琶尊、苹果尊、摇铃尊、太白尊等，而观音尊、莱菔尊、太白尊、马蹄尊则是康熙时特有品种，太白尊、马蹄尊这些新的样式，更是显示出工匠在造型上不拘泥于一格的构思。

康熙朝瓷器虽大多数沿用历代传统的造型，但这些器皿不是原封不动地相沿和照搬，而是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变化，使之具有新意。像“凤尾尊”，元龙泉窑虽有近似的样式，但康熙时的器物，是明代花觚形制的演进，它变明器为大口、鼓腹，其口颈外撇呈凤尾状，因此康熙朝花觚亦称之为“凤尾尊”；“筒瓶”也变明器的丰肩、腹下渐收而为短颈、溜肩、长腹直筒的新样式，这时整件器物如粗壮的象腿，故俗呼之为“象腿瓶”，也有称之为“一统瓶”的；以其盖似古时武将军盔而得名的“将军罐”，明时已有，康熙年间改造前代较矮的形体，使造型明显得见精神。康熙朝瓷器更有不少独树一帜的创新之作。前面提到的其中一种特有品种——“马蹄尊”更具时代特色。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初，仍保留有很多游牧民族文化习俗的残余，其中尤以马蹄袖为特色的清代服式，更是强制推行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明显带有随水草而迁徙的生活习俗的烙印，在陶瓷造型上也有所反映。康熙时期创制的以形似马蹄而得名的马蹄尊，就带有浓郁的草原地区大自然的风韵。马蹄尊的造型一般多为口巨无项、溜肩、直腹，至底渐收、广底，在样式上有高、矮两类。康熙时期“盖碗”的出现，更是适应当时上层社会生活方式和风俗习尚的改变，在茶盏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样式。饮茶由盏进而用壶是一种进步，壶的使用，固然可以弥补用盏时茶水易冷和不易落尘的缺点。但即使一人用一把为人称道的宜兴窑紫砂茶壶，对着嘴自斟自饮，毕竟不卫生而且在礼俗中看起来也有点不“雅”。因此，使用下承有托子、上置漫凸形盖的“盖碗”，既具有保温、保洁的功能，且香味不致散逸，抚盖喝茶，也可阻挡茶叶随水入口。从品茶艺术的角度，这种茶具的高度艺术化，使客人品茶时的趣味性和审美感受更加浓厚了。人们在口啜清茗、细呷慢咽的同时，一手抚盖、一手承托，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玩味，从中能得到更高的艺术享受。但康熙朝盖碗，带托者少，雍正朝以后，普遍带有盏托，构成了日用茶具中的配套产品。康熙朝瓷器中有两种比较奇特挺拔的器物：“多穆壶”和“贲巴壶”，它们是中原地区和边疆各族人民在频繁接触中，制瓷匠师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吸收和融会了兄弟民族的文化特色，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和生活需要所烧制的器物。中原和边疆各族人民在陶瓷器造型上的互相渗透变异，体现了一种文化交流，也顺应了当时国内大一统的局面。因此，多穆壶和贲巴壶可作为汉族人民和蒙、藏兄弟民族在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帝国中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在制瓷艺术中的反映。

康熙朝瓷器造型最突出的特点，可谓制作过程极为严格、讲究。无论大器小件、规矩方圆，都制作精工、旋削认真，修坯一丝不苟。可以说康熙朝瓷器的造型，口底、翻转、交待是最清楚的，为前代永宣时也不及，明代的瓷器一般都留有削足的痕迹，而康熙朝瓷器造型认真到在切削过的足端用濡笔或布加以揩拭，因而足底面总是带有一种柔软、滑润之感。明代的琢器，就是小件的制品，也是由两三截接合而成，而康熙朝瓷器即使是大型的器皿，那种影响器物美观的接口痕迹已基本消失。康熙朝瓷器造型，对底部处理尤为严格、讲究。本来一件器物的底部，在造型中处在很不显眼的部位，但陶瓷器皿不只是放在案桌之上，尤其是盘、碗一类的圆器，经常因拿在手中使用而不断地接触底部；对收藏家来说，底足更是经常把玩和鉴赏的重要内容。

康熙时景德镇窑烧造的瓷器，非常重视底足的形式处理和工艺制作，这时碗类器皿的底足挖成直角，只在角端保留很短一段圆弧线，这样可避免死角。挖足的处理，由于足圈部分比较薄、并保持一定的高度，端在手里既不容易烫手、轻易也不会滑脱。挖足不仅方便使用，也给人以干净、利落的感觉，使造型显得更有神采。康熙朝瓷器的底部由于认真处理而出现各种变化，更是成为后世进行鉴定的重要依据。其中最有特色的有：“泥鳅背”，康熙早期盘、碗底部圈足的着地处为内外斜削的尖锋形，中期以后圈足的内墙改为弧线，作成光滑、滚圆不易破损的泥鳅背状；“双圈足”，盘类器物要求盘内平坦、盘心无凹陷。但明代嘉、万以来大盘底心大多下塌。为使底部在烧成时减少变形、不致塌陷，康熙前期景德镇窑烧制的大型盘底的底足流行双圈足的特有样式，即处理成内外两重圈足：内圈足略浅，也就是说里墙悬空，而放置在案面上的接触部分，乃由外圈来支撑——外墙着地，这种得当的处理，避免了烧成时塌底的弊病；“台痕底”，瓶、尊一类大型琢器的底部，为了造型形式变化的需要，在最外围旋进了一圈，形成台状的所谓“台痕底”，也有称之为“二层台”。这种处理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从腹部到底部呈垂直状态而造成造型的单调。而器底处向里收进，不仅增加细部变化，也使造型与案面分界清楚，显得比较活泼、轻快。总之，器物底部上述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细部处理，正是康熙朝瓷器精细、讲究的独到之处。